五 中国家庭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传统和现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家庭变迁在内的社会变迁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之中，在两者的张力之中不断推进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在不同的城市之中，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是有赢有输，甚至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可以重新解释，传统也可以变成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资源（沈奕斐，2010）；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中所描述的现代家庭是欧美各国实践所构建出来的，实际上是与西方一整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素密切相联系的（Macfarlane，1978）。中国有着自己深厚的传统，中国家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使中国整体社会发展循着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之路，中国的家庭变迁依然可以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变迁路径和现代家庭模式。

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带来的并不是从传统转向现代，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兼容，从而导致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出现多元模式。杭州家庭的现代化因素较多，呈现更多的现代化模式；广州家庭的传统因素较多，呈现更多的传统模式；哈尔滨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家庭却呈现更多的现代化模式；郑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低于广州、杭州，却比兰州、哈尔滨高，但是家庭却呈现相对较为传统的因素；兰州经济发展水平是五个城市中最低的，家庭也呈现更多的传统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类似的广州和杭州，在家庭变迁上却呈现非常明显的差异。杭州可能是最符合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论述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不断趋于小型化，核心家庭的比例不断增大，个人主义和小家庭的独立性随之不断增强，即使是被访者认同的主观家庭的成员，也主要集中在核心家庭的成员上，平常与兄弟姐妹来往比较少，重病和需要借钱的时候很少向他们求助。广州则是对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最多挑战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人均收入在全国排在前几位，可是家庭规模却是五个城市中最大的，核心家庭的比例是五个城市中最小的，个人主义和小家庭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强，广州被访者认定的主观家庭更加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虽然与亲属走动的频率并不高，但是重病或者要借钱的时候，亲属却是他们最重要的求助对象。

显然，造成家庭变迁中传统和现代因素在两个城市中截然不同组合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其他非经济因素。中国城市家庭变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进的。古德曾一再强调在家庭变迁过程中价值观念和观念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Goode，1963）。杭州地理位置邻近上海，而上海从历史上到现在，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和文化在中国最为活跃的一个城市。西方的文化中包含着夫妇式家庭观念、性别平等主义等，这些都是古德认为对非西方社会家庭变迁有着重要作用的观念。随着这些观念的传播和被接纳，杭州呈现更多现代社会和现代家庭的特征。而广东——正如弗里德曼（Freedman，M.）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里所说——是中国宗族集中发展壮大的地区，宗族在当地一直拥有相当的规模，存续着相当长的时间，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弗里德曼，2000：1-7）。虽然宗族制度在后来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强烈的冲击，被国家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打击，但是宗族制度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断裂（李寒、李建斌、胡宜，2008），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复兴（周大鸣等，2003：20-21）。这种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和观念，可能是广州表现出更多的传统社会和传统家庭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前面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虽然广州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都远远在哈尔滨之上，但是通过家庭中夫妻权力的主观感受来分析两个城市家庭中的夫妻权力结构，可以发现，相对来说广州男性掌握了更大的权力：67.2%的家庭是夫妻共同掌权，男性掌权的家庭比例为22.63%，女性掌权的家庭比例仅为7.84%。相对来说哈尔滨女性掌握了更大的权力：46.8%的家庭是夫妻共同掌权，男性掌权的家庭比例为20.90%，女性掌权的家庭比例为32.02%。这也是无法用经济发展解释的，甚至可以说是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相悖的。根据这个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两性之间会更为平等。这可能也只能尝试从非经济因素去寻找原因。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广州的宗族（家族）文化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中国的宗族是“典型的父系继嗣群”，是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周大鸣等，2003：32-33）和“父权家长制”（瞿同祖，2006：5）之上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广州家庭中的男性也相对掌握更大的权力。而哈尔滨家庭中女性掌握更大的权力，可能和哈尔滨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工业城市，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国家大力发展工业的地区，妇女得以和男性一样进入工厂工作，因而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有关。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不同城市的家庭变迁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从相反的角度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必然是与西方不同的，特别是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不同。它既受到了社会整体变迁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的影响，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推进之中，中国家庭的变迁也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家庭能够真正实现从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吗？中国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族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吗？上海出现了“个体家庭”（沈奕斐，2010），其他城市和农村也会遵循这样的路径吗？这些都需要等待时间来展现，也需要我们研究进一步来探明。

[1] “导论”部分由马春华执笔，这部分文字已经作为独立的论文，以《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为题，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2] 1983年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实施的“五城市家庭调查”，调查地点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每个城市选择8个居委会，样本量为4385户、5057人，调查对象为已婚妇女（潘允康，1995：4-5）。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七城市家庭调查”，调查地点选择了北京、上海、成都、南京、广州、兰州和哈尔滨，每个城市的样本量为800户。七城市全部非农户中含有已婚妇女的家庭户为本次调查的研究总体（沈崇麟、杨善华，1995：3）。

[3] 1998年的城乡家庭调查和2007年中日合作的家庭调查（杨善华、沈崇麟，2000；沈崇麟、李东山、赵峰，2009）。

[4] 抽取项目点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等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考本书第二章。

[5] 根据美国民意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对于应答率的标准定义，“应答率”（Response Rate）指的是“已完成的报告单位（reporting unit）的访谈数除以样本中符合条件的报告单位数”，也就是说已完成的样本占所有曾经尝试接触符合条件样本的比例。参见http：//www.aapor.org/Home.htm。各个城市应答率的详细计算表格请参见本书第二章。

[6] 至于资助的数量，由于价格上涨因素，男女双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并不如数据本身所显示的随年代增长了那么多。比较男女双方父母给予的资助相对于当年平均收入的比例更为准确。从有关资料估算：1949～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为217元（《财经网》，2009）；2000～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62元（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对于男性被访者而言，1979年及以前结婚的，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1.77倍，女方父母则为1.08倍；2000年及之后结婚的，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3.35倍，女方父母则是1.57倍。对于女性被访者而言，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1.15倍，女方父母则是0.99倍；2000年及之后结婚的，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2.83倍，女方父母则是1.68倍。从这些相对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价格上涨因素，无论男方被访者还是女方被访者，2000年及之后双方父母的资助相对于1979年及之前结婚的实际上都增加了。

[7] 社会学界同人形成共识，所有统计量的结果，特别是诸如卡方检验的P值之类取值范围在-1～1之间的统计量，小数点前面的“0”省略。本书遵循此共识，图表及行文中与统计有关的小数，其小数点前面的“0”大多省略。

[8] 本次调查对于就业/工作的定义是：（1）最近一周内是否从事过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2）是否在自己/自己家庭或家族拥有的企业/机构中工作，虽然没报酬，但每周工作在15小时以上或每天工作3小时以上。（3）从事农业生产。（4）下岗失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包括没有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内退的人员，如果离退休（下岗失业或内退）后又找到新的工作，而且符合上述3个条件之一，也算有工作。如果离退休人员不符合上述3个条件，则为“已离退休，不再工作”。

[9] 61～80岁年龄组已经在劳动力就业年龄之外，因此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10] 这里的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一对夫妻无子女）、标准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和单亲家庭（夫妇中一人和未婚子女）。

[11] 如果这个家庭是多子女的，这里的核心家庭就可能包括标准核心家庭和单亲家庭。如果这个家庭是独生子女的，这里的核心家庭主要指的就是空巢的夫妻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是属于核心家庭内部的关系。父母与成年有独立收入且另外居住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这种亲子关系就是亲属关系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