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东周时期，吴越地区的文化因素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方面，《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中记载范蠡曾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1]，体现在乐器上，吴越地区所见的句鑃、錞于、丁宁等器与中原有着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疆域的变化，东周时期吴越地区的国界一直并不十分明朗，而器物的国属也与其蕴含的文化因素并非完全一致，常见越地出吴器，吴地出越器的现象，吴国的“配儿”句鑃出土于越国故都绍兴就是一件例证。从整体的角度来探讨吴越地区的乐器有利于更全面、更宏观的考虑东周时期越地的乐器。因此，本文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结合了吴地的考古材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1.吴、越地区乐器的组合关系
乐器组合关系的研究可以反映出当时与用乐相关的一些习俗和观念，在文献上我们看到《国语·吴语》中曾有记载，“（吴）既陈，去晋军一里。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说明在吴越之地的战争中，钟、鼓、丁宁、錞于、铎可能是共同使用的。总的来说，在历代文献中涉及吴越地区乐器的并不多，具体到其中组合和使用的就更为少见，因此想要进一步的探讨相关内容就需要仔细分析考古材料。
在考古出土的实物例证上，吴越地区因为随葬制度和墓葬保存状况等因素目前所见的乐器组合并不多，笔者通过整理材料共收集九例（表八），分析该表，我们可以从时代、器型、文化因素几个方面来进一步讨论吴、越两国乐器的情况。
首先，器型上吴墓出土的乐器中钟占据了主导地位，句鑃数量较少，而越墓中明显的不同是句鑃的数量大幅上升，可见句鑃虽然在吴越两地均有出土，但应当是一种越文化因素的乐器。
其次，组合关系上来说吴越地区出土的乐器组合比较一致，基本为钟、句鑃、磬、錞于的组合，可以说这是吴越乐器演奏的一种基本组合。
最后，从时代上看，春秋末期吴地即有随葬成组乐器的习俗，而到了战国早期，这种葬俗也出现在了越墓之中，且越人以原始瓷或硬陶仿制青铜乐器用以陪葬，应该说这样的变化是战国早期强大起来的越人对于中原文明的一种学习，是地处偏僻的蛮夷对于礼制文明的向往。
表八 吴越地区墓葬出土乐器组合一览
2.越地击打乐器的使用
关于越地乐器的使用方面，已有不少的前辈学者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得出比较成熟的结论，尤其是编钟、编磬成组悬挂击打奏乐已经得到公认。句鑃的使用方式，方建军曾在《吴越乐器句鑃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为“置奏”[2]，且句鑃也多为成组出土，不难推断句鑃为成组插柄置奏的乐器。鼓的演奏方式，根据306号墓出土的伎乐铜屋中的形象和出土的鼓环，马今洪在《钲、錞于与鼓》一文中也已阐述得比较清楚，是“由一个上部弯曲作倒钩状的柱形鼓架构成和鼓体组成，鼓悬弯曲的支架下”[3]。至于目前缶仅见于鸿山越墓，发掘者在报告中对其使用已有了明确的解释。关于上述器物，笔者不再赘述，而錞于、丁宁和悬铃的使用目前仍有争议，在下文中，笔者将在整合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器物出土位置、出土状况，力求对这三种器物的使用提供更多的信息。
表九 吴越地区出土击打乐器一览[4]
续表
（1）錞于和丁宁使用的浅析
錞于一般来说悬挂使用并无疑义，而丁宁的使用一直以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手持演奏，也有置奏、悬奏的说法。
笔者以为从器物的形制上看錞于顶部均带钮，丁宁的柄部也都带有穿孔，应都是悬挂使用。而从器物的出土状况上看，江苏丹徒北顶山春秋墓是春秋晚期吴国墓葬，未被盗扰，墓葬的侧室随葬有青铜编钟、编磬、錞于、丁宁，通过侧室器物的出土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编钟、编磬集中放置于一侧，錞于及丁宁放于青铜容器集中的另一侧（见表九中的1），说明在乐器的使用时编钟、编磬很可能成组共同演奏，而錞于、丁宁显然演奏的场合和方式都与前者有所区别。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葬虽然被破坏，但是墓葬平面图中仍可以看到丁宁（原报告称句鑃）套于錞于之中（见表九中的2），安徽宿县出土的錞于和丁宁出土时“钲柄向内，套入錞于中，口北首南平置”[5]。几例相同的随葬方式无疑在提示我们丁宁与錞于在使用时的关联。除去吴越地区的出土例证外，山东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曾出土丁宁（原报告称钲）、錞于、铃悬于同一木架之上[6]，也证实了錞于、丁宁是一同悬挂使用的。
笔者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注意到，早期的錞于和丁宁共出现象最早出现在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该墓出土錞于、丁宁各一件，简报认为这座墓可能是春秋早期的[7]。其后在春秋中期的山东沂水刘家店子M1中出土了两件錞于，一件丁宁[8]。由此，这种组合使用的方式很可能源自周地，经山东地区传播，一直到春秋晚期在吴流行，战国时期影响到了越地。
值得注意的是，錞于和丁宁的组合最初是一对一的组合，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演变，从无锡鸿山越墓出土成组錞于的现象看来，这种组合传入越地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晚期或许形成了三件錞于和一件丁宁成组使用的固定搭配。这种情况在邱承墩大墓中尤为明显，该墓共出土十件錞于，根据钮和身部装饰不同分为四种形制：出扉棱、虎钮、环钮、环钮两端有泥条堆塑。除出扉棱这种形制外另外三种各有三件，对应该墓同时出土了三件丁宁，很可能是相互配对使用的三套。
（2）“悬铃”之辨
在越地的乐器之中，“悬铃”一直是受到颇多争议的一种器物。其形制一般为半球形，鼓腹，敛口，顶部有钮，部分钮上有环。关于这类器物的用途主要有两种意见，其一认为它是一种悬挂的敲击乐器，即“悬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鸿山越墓发掘报告》考古发掘报告中，发掘者指出“鸿山越国贵族墓中出土了成组成套且大小有序的悬铃，可见其应为乐器而非其他”[9]，王子初在《鸿山乐器五说》一文中也将这类器物视为乐器进行研究[10]；第二种意见则认为这类器物是压席用的镇，主要观点有刘侃、陈元甫先生在《从绍兴博物馆新征集青铜镇看陶瓷半球形器的用途》一文中根据绍兴博物馆征集的青铜镇中心注铅指出这种器物是镇[11]。
笔者以为从这类器物的出土位置来看，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铜坠出土于墓葬西部的二层台上，与摆放整齐的青铜容器同出，并且该墓中也不见其他乐器（图五）；无锡鸿山老坟墩的墓葬平面图中可见墓室中有两件原始瓷“悬铃”（表九中3），这两件器物较分散地放置于墓室之中，并且也不存在与其他乐器的共出关系，明显并非如同报告所言属于乐器，而应该是镇。
但需要注意的是长兴鼻子山战国墓中的悬铃出土于陪葬乐器坑中，邱承墩出土的34件“悬铃”与石磬一起在墓葬的后室中出土的，这些共出关系又似乎说明这类器物与乐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综上，笔者更倾向认为这种器物是“镇”，其在具体使用上可能与奏乐有某种关联，但绝非仅用于演奏的一种乐器。
图五 淮阴高庄战国墓葬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