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电子媒介正在深刻而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判断，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比如，由于自动化这一媒介的诞生，人的组合的新型模式往往要淘汰一些就业机会，这是事实。”^[1]“任何媒介或技术的‘信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2]如果说当年麦克卢汉的这些论点还有人质疑的话，今天，毫无疑问，麦克卢汉的判断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电子媒介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对我们生活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都让我们认识到麦克卢汉判断的正确性。

麦克卢汉的这些论断显然我们也可以套用于小说创作。对于作家来说，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绝不仅仅意味着作家写作时用电脑代替钢笔，搜集资料时更多借助网络而不是报纸。电子媒介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变化也意味着作家的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作家写作必须要在叙事上做出调整。事实上，在面对写作环境的变化时，相对于我们普通读者，以及理论工作者，小说家的反应是最为敏锐的。针对电子媒介带来的特殊语境，很多敏感的作家已经发出了关于创作变化的宣言，当然，也有更多的作家并没有对自身写作的调整做出明确的表述。但是，从他们的小说文本本身来看，这些小说在其时间、空间的构建，主题的表达，以及人物、故事的建构等方面，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改变都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为了应对电子媒介这个特殊的语境而有意做出的创作调整。本书就是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众多优秀作家的这种叙事调整做出总结。

本书涉及小说叙事的时间、空间、人物、故事、主题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是自从有了小说以来就多次被探讨的，而且也产生了相当多的相关理论。所以，本书是结合了传统小说叙事理论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以及电子媒介时代相关传播学理论，在对电子媒介带来的小说叙事环境变化的认知的基础上，对当下小说作家们做出的有价值的叙事调整的总结，从而提炼出适合于电子媒介时代的有价值的小说叙事模式。之所以强调要在对既往理论进行归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本研究，是因为，目前还有一些叙事方面的研究，依然以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或者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的相关叙事方法为小说叙事的范本，而忽略了时代环境变化引起的作家写法的悄然改变。所以，本书将结合时代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一些传统叙事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因为，客观而言，电子媒介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的确已经使得小说在环境、时间等方面的一些传统书写方法无法适应这个新时代了，而且，很多自觉的作家的确也都已经做出了写作的调整。但是，本书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降，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发现到创造，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理论转折的简要概括。”^[3]叙事学开始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型，“约在1987年之前出版的书籍书名常用叙事学（narratology）这个词，目录也常常是事件（events）、人物刻画（characterization）、时间（time）、聚焦（focalization）等。这些书都是抽象的叙事语法，在文体和术语上都效忠于语言学，而且专注的是文学中的叙事。在这之后的叙事研究则更具跨学科的特点，较难分类与寻找。书名也不用-oiogy这个词缀，而比较喜欢用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甚至叙事性（narrativity）这样的词，而且往往把叙事问题与特殊人群（如性别、种族、民族）或话语类型联系起来。这些书不那么抽象，不那么科学化而更具政治色彩。它们常常宣称叙事无所不在，宣称叙事是一种思维与存在方式，并非只有在文学里才有。”^[4]这种转型的发生和结构主义叙事学自身的特点有关，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过于强调对于文学文本自身规则系统的揭示，但是，却没有把文学文本与其要处理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它完成对文学文本规则的揭示之后，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5]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论者认为“经典叙事学脱离语境来分析作品的方法确实已经过时，我们在分析作品时应充分关注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6]事实上，本书从电子媒介这个时代的媒介特质入手，来分析小说叙事发生的变化时，从研究的缘起，就已经不属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了。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媒介转型与小说叙事的嬗变》，从当代小说面临的困境入手，指出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必然会影响到当代小说创作。本章系统分析了从口头叙事到印刷文化时代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的变化，得出结论，媒介形态会影响到小说的叙事模式，并进而指出，当下这个电子媒介时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生存环境，从当代很多作家的言论，以及他们的叙事来看，很多敏感、自觉的作家也已经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小说叙事做出了调整，所以，当下研究适应于电子媒介时代的小说叙事理论是必要的。第二章《泛故事时代的小说故事》，本章回应的是在电子媒介时代故事泛化的语境下，小说故事存在的价值，以及应该如何结构小说故事。本章首先对至今仍产生深远影响的现代主义小说的故事观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去故事化”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并不能代表小说的方向。本章也分析了在电子媒介时代这样一个泛故事时代，小说故事的存在价值。本章指出，电子媒介时代虽然充满了各种信息叙事、影像叙事，但是这些叙事其实是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反而可能会遮蔽世界本相，这样，小说虚构故事反而具有了突破拟像的价值。本章的重点是对电子媒介时代有价值的小说故事模式的建构、研究，通过对卡佛的小说，对《活着》《繁花》《一句顶一万句》《走窑汉》等小说的分析，得出结论，讲述“不可磨损的故事”和对故事内在逻辑性的强调，是电子媒介时代有价值的故事叙事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本章结合对小说内在逻辑的解读，也提出了明因果、暗因果等概念。第三章《拟像世界中的小说人物》，本章一方面对作家为应对电子媒介时代特质而在人物塑造上做出的叙事变化做出总结，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在充满拟像的电子媒介时代小说人物应该如何建构才有价值。本章首先对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观和传统小说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观进行了评析，借助对当下底层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单一化的分析，指出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充满拟像的时代，传统的叙事理论中的人物观念没有有效回应这个时代的特质。本章提出了人物形象的原创形象与拟像形象概念，指出小说应该塑造出原创形象，从而超越拟像。本章的重点是结合当代小说作家的创作，指出了当代小说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变化。首先指出，虽然很多传统叙事理论仍然在说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有直接塑造法，以及象征塑造法，但是在当下，很多有叙事自觉，力图创造原创形象的作家都已经放弃了上述两种人物塑造方法；其次，借助对毕飞宇《青衣》《玉米》等一系列作品中颇受好评的人物形象的分析，本章分析了情绪、观念的偏执性表达对于塑造原创形象的意义。第四章《发达信息时代与小说叙事主题的开掘》，本章分析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小说主题应该具有的特质和价值。借助对余华小说《第七天》以及一些底层文学作品的批判性分析，对《国家订单》与大量打工文学的对比性分析，指出小说主题的非确定性的价值。借助对《好人难寻》《红与黑》《药》以及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这些小说的分析，指出用主题征服、超越材料在今天这个发达传媒时代的特殊意义。第五章《长篇小说中的复线时间叙事》，本章是对当下作家们为回应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而做出的与时间有关的叙事形式探索做出的总结，并且提出了复线时间叙事这个概念。本章首先对现代小说以来的小说中的时空观念做出一个梳理，并重点分析了弗兰克提出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指出这种形式的价值，并提出其缺陷。在此基础上，本章对当下日渐增多的小说中的复线时间叙事做出命名和解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线性封闭叙事，开始采用在多个叙述人分别叙述（或者对多个人的分别解说）中推进小说的发展，通过这种叙事模式，一方面，作家获得了较大的叙事自由，可以把似乎和叙事主线关系不大的内容在个人（或关于某个人）的叙述中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对于这种近来颇受作家喜爱的叙事模式，尚没有人做出理论归纳。本章将之称为复数射线时间叙事，并将之和近年来也颇受作家喜爱的双线叙事并称为复线时间叙事，通过对《我的名字叫红》《生命册》《马桥词典》《花腔》以及格非的《望春风》等小说的叙事解读，系统分析了这种叙事时间结构的优点：既具有空间叙事的复杂性，能够承载更多的东西，有效回应了电子媒介时代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同时又符合读者线性阅读习惯，而且保持了小说叙事应有的历史意识。最后，本章还指出，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中篇小说开始采用这种复线时间叙事。第六章《趋零距离时代的叙事空间建构》，本章对电子媒介时代空间祛魅情况下当代作家空间书写模式的转变做了分析，并对作家叙事中呈现出的有价值的实现空间的复魅的叙事做出了理论总结。本章首先分析了传统小说的空间建构特点，比如经常进行空间景物描绘，而且往往习惯于在空间景观描绘与人物形象特质之间建立某种象征性的联结，等等。接着本章分析了电子媒介时代小说叙事在空间叙事上面临的困境。本章重点分析了作家们在叙事中为叙事空间的复魅所做的努力：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的新神话主义写作，以及对《北京折叠》等小说的分析，指出当代作家试图以陌生化空间的构建来完成空间的复魅；通过对《追风筝的人》《檀香刑》《生死疲劳》，以及《蛊镇》等小说的分析，指出当代作家以建构独特的文化地域空间来完成空间的复魅的努力，以及建构地方性文化空间在当下小说叙事中的独特价值。结合上述作品，本章还重点对地方性文化空间的建构模式进行了阐释，一方面，是通过对独特的地方性文化形态、民俗的强调来完成；另一方面，则是深入到民间文化精神之中，建构文本。本章指出，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典型的通过深入民间文化精神之中而建构起来的。通过这种地方性文化空间建构，小说实现了空间的复魅。另外，本章还指出了当下作家在空间建构上呈现出的另外一个新变化。虽然当下很多叙事学著作依然指出小说空间描写包括中立的环境描写以及象征人物性格精神、性格的外部空间描写，但是其实这些叙事理论已经不能对当下作家的书写具有指导意义，适应于电子媒介时代精神，在当下作家的创作中，这种一般性的空间描写，以及用来象征人物精神、性格的空间描写已经基本消失，当下的空间描写更多强调的是通过文化精神的呈现来完成的。

最后，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并非试图给小说立法，指出小说必须怎么写，而仅仅是结合相关叙事理论，结合很多作家在叙事上的敏感的探索，结合电子媒介时代特质，总结出在这个时代值得珍惜的一些叙事方法。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首先强调了文学中“轻”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也指出，“我将在第一个演讲里谈论轻与重的对立，并将维护轻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认为重的美德不够吸引，而仅仅是因为我对轻更有心得。”^[7]他只是推荐自己强调的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小说的价值，不意味着对其他或者相反方面的否定。笔者在本书中，针对电子媒介时代的特质，强调了小说一些叙事方法的特殊价值，但是，笔者也并不是因此就反对其他的小说叙事模式。韩少功也认为文学世界不应该存在一种普适的、适应于所有状况的唯一的文体，反观文学历史，我们会发现，小说的形式是五花八门的，不同的作家，比如说乔伊斯、巴尔扎克，他们笔下的小说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显然就不能说只有巴尔扎克的小说好，或者只有乔伊斯的小说好。因为，“人类的生活总是变化不定和丰富多样的，那么作为对生活的反映和与表现，文学及其形式其实从来也无法定于一格”^[8]。所有的小说叙事模式，都代表着小说创作的某种可能性，小说的发展，也正在这无限的可能性中呈现出来，本书也只是在这众多的叙事可能性中寻找更有价值的路径的一种尝试而已。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2]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3] [美]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 [美]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5] 参见[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6]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7]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8] 韩少功：《语言的表情与命运》，见《马桥词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