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相关概念界定_中华家训文化传承与创新-QQ阅读女频短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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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家训的定义

“家训”[23] 一词的含义比较丰富，其中，《辞海》对家训的定义是：“①父母对子女的训导。《后汉书·边让传》：‘髫龀夙孤，不尽家训。’②父祖为子孙写的训导之词。如北齐颜之推撰有《颜氏家训》。”[24]《辞源》对家训这样定义：“家训言居家之道，以垂训子孙者。颜之推撰家训二十篇。”[25]《中华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是：“家训，本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训子孙者也。《后汉书·边让传》：‘髻龄夙孤，不尽家训。’正谓此也。”[2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家”的注疏是：“‘家’，象形会意字，从‘宀’从‘豕’。内像屋之形，屋下养豕。其内谓之家，引申之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其所引申的意义明显包含着我国古代家国一体的原始政治构造基础，说明家训与国教的志趣本然一理。而对于“训”字则是这样注释的：“训，说教也。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27] 从字面结构上讲，训，从言从川，“言”旨在劝说、说教，“川”本指归向深泽、湖、海的水流，“言”与“川”组合成“訓”，意在用言辞劝教，使人的思想和认识贯通如河，川流顺畅。从词源意义上讲，“训”字的含义是比较丰富的，与家训关联性比较强的含义主要包括：（1）训示，表示上级或长辈对下级或晚辈的训导（包括训导之词和训示活动）。“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8] 此处主要指皇祖的训教之词，而“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29]。这里则侧重于表达皇帝的训示活动，以及由此取得的训教效果。（2）训词，表示官员教导民人或家长教导某人的言辞。孔安国《尚书序》有言曰：“教导之文曰训。”如“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30]。在古代社会，人们习惯于将帝王训词称作“大训”“圣训”，指先王圣哲的教言。“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31] 又如，“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32] 该训在古代社会成为以下戒上之训词典范。（3）训导，意为教训开导。“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33] 自古以来，人有不可教训者，也有违拗师训者。“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34]（4）训育，多指继承先辈传统，顺应身心发展之需，训示晓喻以使自己或受教者向预设的方向不断生长发展。“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35]（5）顺承，继承遵循前人或先辈训示和教导。“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脩予，罔予弃。”[36]（6）训勉，表示教诲勉励。“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37]（7）训令，成文或不成文的命令，作为公文，多指帝王或上级对属下带有命令性的指示。“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38] 对帝王所定的皇极法则，要像顺从上天的旨意一样加以宣扬。凡是把天子宣布的训令当作最高法则的臣民，就会接近天子的光辉。（8）训诫，为防止他人犯过越界而拟制的诫词或有针对性的训教告诫活动。“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39] 即便是古代先民，仍然需要互相告诫、关爱和互相教育，这样才能保证民众不会有欺瞒诓骗者，否则将会变乱先王之正刑，使民心生怨，甚至出口诅咒。（9）训迪，表示教诲开导。“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40] 意为坚持用祖训教诲开导众多官员。（10）训话，指上级对下级、尊长对卑幼进行的口头教导和训诫。“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41]（11）训练，教导和操练子弟族人或家臣兵士，使其练就一定的行为方式或技能。“公其惟时成周，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惟乂。”[42]（12）训蒙，“髫龀夙孤，不尽家训”。[43] 此外，“训”还有训斥、训诱之义，也有训诂、训释之意。[44] 但是，作为家中族内之训育教戒，家训涵盖了上述训字的绝大部分含义，而且其内涵更多地指代基于亲情关怀的训育之词和立身处事的教戒生活实践，虽然有上行下效和自上而下的教育发动差序结构，但实际运用于训教现实生活当中，却很少有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的训斥或攻击。否则，即如孔子所言：“内不相训，而外相谤，非亲睦也。”[45]

纵观中国社会的历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上的家国同构设计，形成家国一体，家是小小国，国含千万家，作为皇朝主宰，历代君王无不注重发挥家庭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作用，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制作家训教育子孙后嗣、发布训令条教百官、颁行训诰教育民众，而且积极传布和旌表嘉奖士庶百姓制作家训范家教子，敦化民风，使得家训及其训教活动由原初归帝王专属，继而经由贵族士大夫传播流布到普通百姓人家，最终成为各家各户普遍奉行的家训门风和社风。究其原因，分明是那些统治者和有识之士看到了家训对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因而不论是身居高位者在庙堂之上训示子民，还是位卑农夫在家训育子孙，都在积极地用家训劝勉教戒，使人心思贯通，意见一致而通达顺畅。

在中华传统文化热逐渐升温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虽然学界对家训的理解至今尚未完全形成统一标准，但是对家训的内涵外延及其训教活动的认识在不断明晰。时至今日，由于学界对家训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发表的观点还比较分散，对家训的理解和认识也是见仁见智，对家训的含义及其训育实践活动有各种各样的注释和界定，现实当中的家训生活也是异彩纷呈。霍松林在《中华家训经典》序言里提出：“中国古代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包括散文、诗歌、格言等等，通常称为家训，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儿女的最基本的形式。”[46] 1994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刊发张艳国的理论文章：“传统家训，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和繁盛起来的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是以一定社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形式。就其内容而言，是用宗法专制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指导人们处理家庭关系，教育子女成长的训诫；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是训诫者与被训诫者的对话（包括书面的东西）。根据中国传统家训所表达的内容，可将它们归结为家庭、家政、修身养性、勉学几大门类。家庭和家政讲的是处理家庭关系；修身养性和勉学讲的是教育子女成长的问题。”[47] 徐少锦、陈延斌在他们出版的《中国家训史》前言中提出：“家训主要是指父母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包括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后辈贤达者对长辈、弟对兄的建议与要求。它属于家庭或家族内部的教育，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它随着家庭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其教育除了包含一般的社会要求之外，还带上了家庭、家族的独特内容，并在世世代代延续、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沉淀下来，累积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训、家约、家风，家规、家法、家范、家诫、家劝、户规、族规、族谕、庄规、条规、宗约、祠约、公约等等。”[48] 对于家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该书概括为以下十六个方面：孝亲敬长，睦亲齐家；治家谨严，勤劳节俭；糟糠不弃，寡妇可嫁；贵名节，重家声；勤政谦敬，安国恤民；清廉自守，勿贪勿奢；抵御外侮，维护统一；依法完粮纳税，严禁乱砍林木；立志清远，励志勉学；习业农商，治生自立；崇尚科技，贬拒迷信；审择交游，近善远佞；宽厚谦恭，谨言慎行；和待乡邻，善视仆隶；救难济贫，助人为乐；洁身自好，力戒恶习。谢宝耿在其出版的《中国家训精华》一书中提出，家训“主要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训示、教诲，也包括兄姐对弟妹的告诫，夫妻之间的嘱托，以及后辈贤达对长辈、弟妹对兄姐的希望、要求”[49]。对于家训的文字记录，该书概括为家书、家教、家规、家法、家诫、家范、家风、家订、家礼、家道和遗训等十多种形式；对于家训的文学体裁，该书总结家训有书信、散文、诗词、格言、座右铭等文学表现形式；对于家训所涉及的内容，该书将其概括为讲修养、谈立志、话人生、言德行、剖处世、说治学、论人才、评风物、述文学、诲尊师、教理财、议从政等方面。可见，学界对家训的内涵和外延界定，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对家训推崇忠孝节义和礼仪廉耻等中华传统美德、教导子孙后代遵从传统与和合族众的立身处世目标定位高度认同，均承认并主张家训对一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一个家庭（家族）的和谐美满具有习染形塑作用，因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家庭（家族）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文明富强的社会细胞和基础单元。

习近平总书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50] 再一次掀起人们对我国自古以来重家庭、重家教、重家风传统的回归，重新燃起对家训、家教、家风问题的关注热情，也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于家训问题及家风传统的大讨论。

家训的相关含义主要有：（1）家训是一家之内父母对子女的训导；（2）家训是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辈自上而下的训导；（3）家训不仅是家庭或家族内部尊长辈对卑幼辈的训导，还有家庭或家族内部尊长卑幼辈之间以及同辈之间的相互训勉；（4）家训是家法族规；（5）家训是一种乡规民约。由此可见，家训的内涵的确比较丰富，可做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与理解。对家训狭义的理解，认为家训是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辈、兄辈对弟辈以及夫辈对妻辈、家长对奴卑教育怎样为人处世的言论，以及现实的训示和教戒活动。其中，最狭义的理解认为家训即是指我国古代的传统家训著作，主要记载一个家庭或家族内部长辈对晚辈的训示、教戒或一家一族内部的有关家法族规等的文字载体。例如，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有的《太公家教》、马援的《诫长子严教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和杜预的《家训》等言简意赅的训世著作。这些家训著述作为传统家训的典型代表，它们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映射出先人对于良好思想道德风尚的弘扬。[51] 这些家训文献虽然后来流传很广，但作者制作家训的初衷却是出于规范自己家庭的目的，而不是范世，如《颜氏家训·序致篇》言：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52]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家训的内容虽然以规制家庭伦理为主，适于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普遍流传，对其成员的人身塑造和家庭伦理的规范起到明显的作用，然而有些家训诸如《袁氏世范》：“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之后世可也。”[53] 如果说家训随着分家合居而发展成为族规，是老百姓自发而为的结果，那么将家训推延扩展越出家族范围而成为乡规民约，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借助于官府力量传播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试着对“家训”下这样的定义，以商方家：家训是某一家庭、家族或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中父祖辈对子孙辈、兄辈对弟辈、夫辈对妻辈、尊长辈对卑幼辈所进行的训示、教戒，以及同辈、不同辈之间的相互训勉；其存续形式包括口头家训（不成文家训）和书面家训（成文家训）两种形式；其文献形态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文化载体有家训专著、书信、散文、诗词、格言、座右铭、规条等；其制作范本既可以是施教者自己制定的，也可以是取材于祖上的遗言和家法族规、俗训或乡约等文献中的相关条规；其作用或者具有教化劝谕性，或者具有惩戒约束性，或者两者兼具；其名称选取各具特色，主要有家训、族规、家规、家法、家范、家诫、家劝、家风、家道、家约、户规、族谕、庄规、条规、宗式、宗范、庭训、祠仪、乡约、劝言等；其教戒内容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包括讲修养、谈立志、话人生、言德行、剖处世、说治学、论人才、评风物、述文学、诲尊师、教理财、议从政等；家训实际上还是传统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传统宗族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古代皇权止于县的政治制度下，尤其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通过齐家教子建立维系着民间道德伦序，实际上还发挥了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

族规。家训的作用范围超出核心家庭而用于规范同姓家族子弟，家训便自然地演变为族规。族规是同姓家族为了维护本宗族的生存秩序和公共发展所制定的公约，性质相当于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家族法规。与家训的作用发挥不同的是，族规的存在和作用发挥，一般有宗法嫡长子继承的宗长，或有族众推选出的族长，或有因年龄、资历、学识、官职、功德等因素确立的宗族家长族长主导，有宗庙、宗祠、宗府等庄严肃穆的族规陈列保存和教戒仪式场所，有保障族规世代延续和训育劝勉所需的族田或分摊各户缴纳的固定收入，有官府旌表或默许的施行于宗族之内的奖罚措施，因而在古代封建宗法制社会条件下，族规实际上通过宗族组织的强制力来约束本家族成员[54]，以家族为单元并借助于家族力量教育族众，旨在建立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伦序，维护家族内部长期和平共处、聚族而居的习惯性、自律性秩序，对于我国古代个体成长、家庭和合、族众和洽、民众祥和、社会安定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见图1—2）。

在中国数千年古代社会历史上，族规毋庸置疑地成为家族对其成员（族众）进行教化的“传世宝典”。这种源于家训，将家训的作用范围和施教效力放大后的族规，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家庭规模不断增大，族规的制定首先是家庭人口规模发展的结果。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父权制家庭的产生使家庭成员身份和相互关系（早期父权制家庭成员之间是人身依附的关系）得以确定，当家庭成员的数量和辈分关系延长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分家另户便成必然。这些新分离组成的新家庭有的迁居异地独立生活，有的新家分而不离，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异居分处、聚族共居，在同一地区演化为宗族。从《尚书》有三十多处提到“王家”“邦家”和“大夫之家”等记载可知，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宗族，与此相适应，族规也应当形成。其次是制定族规出于管理族人的现实需要。家族的产生是家庭的发展和族人兴旺的结果，家族实际上还是一种松散的大家庭，那些以孝悌原则和血缘亲疏关系构建起来的古代家庭，一般都包含有两代以上血亲关系的生活共同体，与西方国家只有父母—子女两代血缘关系构成的小家庭相比，我国传统的家庭就是家族，更何况是聚族共居的大家族。因此，族规制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使子孙后嗣能世世代代修身齐家，不至于在艰难未卜的世道中沉沦甚至灭绝，并能在维持香火的基础上兴盛发达，光耀祖宗。[55] 说明族规制定的目的依然朴素实际，更加关注族人的生命和生活现实，与每个族众个体的成长和单个家庭的发展休戚相关。最后是族规的制定和执行是为了收族所需。华夏民族经过上古三代的奴隶制社会繁衍生息，由早期的部落逐渐演变成父权制族落，大一统汉王朝建立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宽松向上的儒教环境，给宗族的强大和族规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其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贵族大户，形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聚族而居景象。[56] 在家族人口众多、辈分与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复杂的情况下，要管理这样一个超级大户，没有规矩和权威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家族势力的不断扩大，会有大批的佃农、奴仆和异性民人依附加入，不遵守家规、犯上作乱、不服从家长命令的行为时有发生，制定族规实为“收族”。另一方面，族规的制定和实施，是对其时国法的家族化。同宗族的发展延续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乃至获得褒掖一致，族规的存续和有效是与当时的国法基本相适应的，有的族规还通过了地方政府和当地主政官吏的审核颁行。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族规在管理宗族事务、惩罚族人过错、治理宗法社会等方面所具有的组织结构和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国法政令十分相似。宗祠是拘问审理和照章处罚的场所，宗长（宗子、族长、族正）就是法官，族众是陪审员和旁听群众，族规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条，合乎情理与秩然宗族是裁判和执行的目的。在“皇权止于县”的广袤乡村，由于官府失缺或不能有效地对偏远农村控制，古代族规实际上就是对国法的家族化。受此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些大家庭制作的家训，从拟制家训的志趣意图、训导目标、作用范围、教化方式等均与原初范家教子的家训要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尤其是家训的作用范围，由立意训诫子弟，发展为指向训俗。例如，南宋地方官吏袁采于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任乐清县令时制作的《袁氏世范》这部家训，“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57]。在书成之时便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建议更名成为《袁氏世范》。

图1—2 福建“客家土楼”，表征着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生活于土楼的人无须族谱便能娓娓道出家族的源流

二文化

（一）文化概念

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欧洲，其含义最早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有所定义，通常表示为“耕耘”的意思。其实，文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最具有人文意蕴的概念和范畴。如果按照词面意义解释，文是纹饰、描述或表达，化是改变、化育或练达。《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58]《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1）广义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2）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程度。（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59]

中国汉语言当中的文化原义乃是“人文化成”一词的简称，此语最早出自《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0] 所谓文，是指一切现象或形相，天文便是指自然天象，是由阴阳、刚柔、正负、雌雄等两端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错综复杂、多姿多彩的自然世界；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实践活动所获得的具有先进性、科学性、积极性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精神世界。这一文化的引申含义为：“治国家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把握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等级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使之为大化。”[61] 把“文”和“化”二字合在一起而作为一个词来使用的，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62] 在刘向看来，“文”即文德，“化”乃教化，文化旨在经教育而使人转化。因此，“文化”在古汉语中就有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的意思，其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通过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训育，使人们在思想、观念、言行和举止上合乎特定文明礼仪规范之义，自此以来，这种解释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关于“文化”词义的解释之中。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亦表达了“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等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63] 可见，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变换，“文化”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也成为众多学者立足不同学科加以探究、阐发与争鸣的对象。美国经济学家斯特恩（H.H.Stern）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文化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按照他的这种划分标准，可以将文化大致表述为两个方面：（1）广泛的知识并能将之活学活用；（2）内心的精神和修养。人类学家汉默里（Hammerly）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人类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具体知识；行为文化系指人的生活方式、举止行为、态度、价值等社会交际的重要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等方面。[64]

给文化一词下明确定义的西方学者，首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或者文明，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65] 揭示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涵盖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这一概念后来被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发展，在他《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产物，包括“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两种主要成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60多种文化定义后，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66] 这一文化定义为现代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

（二）人文教化

文化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人文教化”的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专属于人类社会而言的。“人文”是基础、工具和外显，包括语言和文字；“教化”是文化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既包括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程序与规范，也包括这种共同程序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和获得认同的过程与手段。汉语言当中的“人文教化”反映着文化的进程特性，表明文化不是静止的结果呈现，而是过程性的实践活体，只是有时限的以物质或精神的存在方式反映其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进化同样古老悠长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直立之兽繁衍进化而来，逐渐明于天人合一、古今之变，既遵从天道，又体悟出人道，走出了一条“人文教化”之路，也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文化创造和文化收益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文化则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结合体。在文化演进和文化创造过程中，人作为实践主体是具有生产力的一方存在，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均指向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着的人；作为文化创造对象或客体，“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发生作用的自在世界，也指人类所属的本能和人的各种生物属性等自然存在。人不仅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因此，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化”或“社会化”，是人类超越本能的、通过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所获得的认识和改造自然客体而不断提升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所有成果。

（三）文化分类

第一，由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所以，人们按照内涵的大小将文化划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按照传统的观念理解，广义文化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类创造物的概念，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则仅仅指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获得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活动历史的积淀物，表现为人类在历史上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获得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是能够被人类传承接续的特定地域之中或民族所属的史地风物、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所必需的、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第二，根据存在方式的不同，一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成就，包括交通运输设施及工具、日用百货及市场、声光电气及建筑等，是一类可见的显性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则分别指知觉想象、心理思维、宗教审美和价值原则、道德规范、社会制度等，它们均属于主观意识范畴的不可见隐性文化。第三，根据不同学科的语词表达方式，将“文化”表述为各具特色的范畴，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千差万别。哲学语境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教育学语境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传播社会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和培养人的载体、手段和结果。社会学语境的文化定义：文化是针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而言的，所以，文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时空存在过程中的言说表述、交往行为、意识认知的方式描述。人类学语境的文化定义：文化就是指自然现象经过人的认识、点化、改造、重组的活动，也称为人文活动。考古学语境的文化定义：文化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器物、制造技术等具有同一种文化的特征。第四，根据整体和局部的差异性，许多学者主张应当对文化从总体上给予理解，而不是就某一单向度进行把握，都认同可以把“文化”分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层次界定。其中，高级文化（high culture）一般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一般包括生活习俗、仪式禁忌、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生活领域；深层文化（deep culture）则主要指真、善、美的价值定义、存在的时空概念、人类社会的生活规律、大脑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人的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等相关的角色区分与认同等。就三者的关系而言，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必须植根于深层文化，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往往是以一种特定的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之中，继而以一种艺术或文学形式展现在高级文化当中。第五，根据时间先后，将“文化”划分为史前文化、上古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代中国文化）、中古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未来文化。第六，按照地域分布，将“文化”划分为黄河流域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玛雅文化、尼罗河流域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等。第七，按宗教信仰的不同，将“文化”划分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儒家文化。第八，按照社会制度的不同，将“文化”划分为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地文化。第九，根据经济文化发达程度不同，将“文化”划分为第三世界文化、发达国家文化、发展中国家文化、最不发达国家文化。标准不同，可以划分为对应的多种文化。

总之，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是人类一切创新活动永恒拓展的载体、创新水平提升的工具和创新成果传播的手段，也是人文化成的过程与结果。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创造出不同的文化，但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人文化生者，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着文化，既受文化约束，又在不断改造文化。对于由人类实践创造而又一刻不离的文化范畴，给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由于文化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对文化给出一个准确清晰的界定标准，因而自古以来人们的说法始终不一。因此，已有的这些对文化的划分努力，也只是站在某一个特定的视域来分析的，只能是一种尝试。虽然在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东西方学界在辞书或百科全书中对文化却有一个共同的解释和意义界定，那便是认为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物。

（四）文化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和精神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深刻而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而且使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成正比关系。说明文化作为人的实践创造物，它一旦形成就对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产生反作用。正如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的反映一样，文化也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并给予一定社会政治、经济以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通过文化的能动作用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文化的又一价值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首先，文化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最早是从发展阶梯的最底层开始起步，通过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所获得的实践经验知识（文化）的缓慢积累，逐步从蒙昧时期发展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在这一漫长而基础性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积累不仅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手段和工具，而且文化本身具有不断促进人的才能和潜力提升来塑造人的功能。

其次，文化深层次影响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对人类的反作用，虽然更多地集中于精神领域，但特定时期生发于既定区域的文化，却能够借助文化载体超越具体的历史时代和个性心理而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从而对生活其中的每个人产生同化作用，培养出民众对某种社会制度的心理归属感和认同感，不仅可以调和各种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最后，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不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总是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而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取决于同期社会的科技水平。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人类巨大精神能量的释放与创造力的爆发往往与某种文化的激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以科学技术这一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史。

三家训文化

（一）家训文化的含义

家训文化是中国人通过家训进行“人文化成”新民育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教育的生产能力，以及由此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家训资源的总和。与文化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分相一致，也与家训的内涵可以做广义、狭义的理解同理，家训文化的含义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家训文化即人类在“人文化成”的家庭教育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教育的实践能力与文化积累；狭义的家训文化则仅仅指一种家庭教育的精神现象与文化产物。总体而言，家训文化绝不仅仅存在于口耳相传、刊印于书面上、记录在书信中或刻画于门楣石壁上，为人们所能看得见、听得懂的器物之中，家训文化的实质则游离于这些器物之上，表现为能够被人类传承接续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庭教育风物、居家处世生活、育人价值观念等思想认识范畴。由于我国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的作用和地位十分重要，加之古代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极端贫乏，使得以家训为代表的家庭教育受到人们特别是社会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古代社会教化子孙后代学以成人的民间化教育范式，在看似平常的家训所涉及的励志、劝学、修身、处世、治家、教子、孝悌、睦邻、为政、婚恋等方面育人生活样法当中，自然而精深地生发出了中国家训文化，内容精深宏富，价值弥足珍贵。

家训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一方面从灵魂深处强化了家训的道德教化作用，“我铭父母之教于灵台，与生俱生，与死俱死，而不忘者也。天高地下，日照月临，有违家训，雷其殛之！”[67] 类似的誓言符咒或表态，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对家训刻骨铭心，传达着人们对家训文化的自觉认同与尊崇，也体现着家训教戒作用的深刻与持久；另一方面，家训文化的产生，在将抽象的社会一般价值原则渡向平民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思想沟通与价值认同的桥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精英与基层民众在思想观念领域达成一致认识的重要媒介，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价值观润物无声地下嫁穿透到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农夫心田，成功地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化。

（二）家训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家训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渊源同一性所决定的。一是家训文化产生于中华传统文化育民造士的价值追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68]。家训文化的主旨，毋庸置疑地与修、齐、治、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二是家训文化生长于“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69]的中华大地，因为修身才能齐家，所以，身修有德者才可能成功地施教于家，并经由上行下效的范导推延而成教于国。三是家训文化繁盛于“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的家训实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孟子提出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0] 论断，不仅呼应“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家国情怀和家教认同，也真切地反映了“天下国家”的古代大众家庭教育生活实际。

家训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训文化产生于我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经济所决定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即便是古代太平盛世，庠序太学辟雍等官学设置往往仅及于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不可能像今天的义务教育一样，惠及全体士庶民众子弟。与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相一致，以家庭生产生活为单位的古代先民，不论是出于教会子弟最起码的生存之道，还是为子女计从长远教以成人成圣，以家训为代表的家庭教育无一例外地成为亿万家长的自觉选择，加之中国人固有的早教理念，历史地成为每一个家庭长辈苦口婆心教育子弟成长成人的行为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71] 事实上，包括古代圣王在内的先贤圣哲，除了“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外，很多人都很乐意开展家训教戒活动，使家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流行时尚。例如，武王妃、成王母为了使胎教之法能世代相传，周王室更是将“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72] 不论在形式的严整还是实际功效的发挥方面，都强化了家训在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载体，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家训文化是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职能，内容十分丰富。历代家训中的合理成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启示当代的家庭教育，即爱与教的关系、智与德的关系、气节与利益的关系、律己与教子的关系、为己与为国的关系，成为创建新的家训文化的背景和起点。家训中包含了古代主要的伦理要求，不仅有“孝顺父母”“三从四德”等体现“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更有大量对子孙在持家、交友、经商、从政等的品行方面的教诲与劝导，如“勤俭自强”“诚实守信”“和睦乡邻”等道德要求。家训可以说是对后代全方位的道德教育。

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批判地继承家训文化精神，克服传统家训存在的不足和弊端，弘扬中华优秀家训文化。“传统不仅表示已逝去的历史，同时也构成正在发展的现实，它不是一种只具有考古价值的东西，而是绵延在活人心中的心理气质与性格。那些合理的、对现实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的传统就具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使其融入主导时代的文化主体。”[73] 随着近些年中华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家训传统及其家庭教育等大众文化育人的作用再一次被唤醒，提振家训精神，围绕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和提高公民道德建设水平，各种弘扬家训文化的活动与创新实践，不仅纳入各级党和政府工作范围，也成为新时代亿万好家庭建设的自觉追求。进入新时代，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有所取舍，有所发扬光大。一要摈弃古代传统家训中存在的腐朽没落的旧理念、旧规矩，对过去相对普遍存在于家训家规当中的诸如规范家庭伦序的男尊女卑、限制女性权利的三从四德、施行于一家之内的家法私刑、影响婚丧嫁娶的门户贵贱等思想和戒律加以祛除。二要克服和防止古代传统家训文化的封闭性。家训的产生及其文化繁盛，最初的目标指向和功能定位仅限于一家一族，这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家训的需要相一致的，也是保证家庭及其家族成员生存繁衍的现实选择。然而，在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的家训及其文化，不论是治家教子、崇德扬善，还是友好睦邻、维护稳定，在训教内容和功效定位方面均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家庭具有私密而封闭的性质，我们应当尊重家庭当有的权利空间，但是，与新时代亿万好家庭建设需要相一致，现代的家训及其文化生活，绝不是不可外显的禁地，相反，现代家训应当是可以被人们感知、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和交流沟通的精神财富。三要彻底打破家训及其文化是上流社会、上层家族专属的错误认识，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广那些为世人容易接受，接地气、合时宜、好推广的大众家训及其训教范式，努力打造民风清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家训文化。

[1]1999年版《辞海》对家庭教育的定义是：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教育。在中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任务虽然主要由学校承担，但确认家庭是教育后代的重要阵地，父母是儿童最早的“教师”。家长与教师密切配合，统一教育影响，能使儿童、青少年在德、智、体等方面都获得发展[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珍藏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5页]。

[2]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高兆明：《社会失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4][日]井上徹：《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5]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6]徐梓：《家范志》，载《中华文化通志》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7]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陈延斌：《中国古代家训论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25—129页。

[9]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

[10]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7—31页。

[11]卢美松：《中国古代家训溯源》，《福建史志》2017年第5期，第6—9页。

[12]张静：《先秦两汉家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