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永利碱厂的艰难奋斗史
陈调甫
筹备时期
纯碱（碳酸钠）是玻璃、造纸、纺织、染料、有机合成等许多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亦是馒头、油条等食品发酵的必需品，其重要性与硫酸并驾齐驱。一国工业的盛衰，可以酸碱的产量多少为其指数。昔年我们各方面所需的纯碱，除一小部分称为口碱的天然碱从张家口运往各地外，绝大部分都是依赖英国卜内门公司输入的“洋碱”供应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货中断，碱价猛涨，苏州瑞记嗬水厂厂长吴次伯认为有利可图，邀我同王季同（小徐）利用该厂的碳酸气，用氨法试制纯碱，得到满意的结果，时为一九一七年秋季。
试制成功后，吴次伯同我携带了样品，到南通访问主张棉铁救国的张謇（季直），劝其提倡用苏北的盐设厂制碱。他未置可否，但同我们说：“要举办大事业，必须痛下决心，预备吃苦。我办纱厂，有一次机器已到上海，因缺乏资金，搁浅在码头上。我对着机器踱来踱去，一筹莫展，惶急万分，走投无路。”这几句话深刻地描绘了当时企业家的痛苦，后来我们确确实实屡次尝到这种滋味。
南通之行没有结果，吴次伯又想利用长芦的盐，到天津通过潘子欣的介绍，访问了范旭东。范亦是热心碱业的人，他在日本京都帝大化学系结业后，曾到比利时与苏尔维碱业公司作过联系，未能成功，回国后先在塘沽办了久大精盐厂，为将来制碱树立基地。他同吴晤谈之后，即决定组织起来，创办碱厂。
吴次伯函促我与王小徐北来。我们于一九一七年冬季到津，在津屡次座谈，参加者有李穆（宾四）、张弧（岱杉）、景学钤（本白）、潘志憘（子欣）等。大家认为我们用南方的盐做的碱虽然不错，改用北方的盐，能否合用还有疑问，因此我们决定再做一次较大的试验。由王小徐绘了草图，交万有铁厂制成一套小机器，还造了一座三米多高的石灰窑供给碳酸气，在当时日租界太和里范旭东家中建设起来。开工试制多次，大家认为满意。
试验完毕后，王小徐因是电学专家，对于机电事业有兴趣，无意投身化工事业，不久南归。我同范旭东到塘沽参观久大精盐厂，该厂规模不大，用敞锅熬盐，一对小烟筒，高不过十米，如蜡烛然。我问范：为什么不做一大烟筒？他说：因急于出货，且塘沽土壤载重力低，恐有问题。
久大的试验室，仅两丈见方，只有章舒元一位技师。范同我在室中促膝谈心，他劝我把制碱的技术责任负担起来，共同奋斗。我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他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他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骨碎身，我亦要硬干出来。”我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后来我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外面席盖泥封，形如小山，数之不尽。他同我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从这次谈话中，我断定范旭东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事业家，决定追随他共同奋斗。
试制成功，大家同意办厂。但制碱主要原料是食盐，制碱一担，需用粗盐两担。盐价本贱，粗盐每担不过两角，而政府抽的盐税，则为制盐成本的几十倍。如盐税不免，则碱的成本将超过售价，无法经营，所以我们上交政府，请求准许制碱工业用盐免税。
当时我国是处在半殖民地的时代，盐税又作为对外借款的抵押品，而根据善后借款条约所设立之盐务稽核所，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我国自办碱厂，将直接影响英商卜内门公司的碱业垄断。他们于是千方百计利用英人掌握稽核盐税的特权，阻挠我们免税的成功，还造谣说什么“海水不能制碱”。幸而范旭东有了破除引岸（旧时代盐商销盐有一定的区域，称为引岸）制造精盐的奋斗经验，又得到各方面舆论的支持，免税一事，经过长时期的奋斗，最后总算达到目的，但反复磋商，为时很久，这个过程是相当迂回曲折的。
闻汇丰银行当时曾借我国财政竭蹶的机会，要挟财政总长陈锦涛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作为借款的条件。陈拒绝不允，反催促范旭东出任艰巨，速办碱厂。帝国主义用尽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工业建设，手段之卑鄙毒辣，以至于此。
暗中摸索的设计
我因用盐免税批准问题耗费时日，决定趁此机会去美国进修，后经人介绍到纽约华昌贸易公司访问李国钦，李亦赞成在国内自设碱厂，谈话甚为投机。
当时各国制碱工业，完全为几个大公司托拉斯所垄断，国际间亦有联系，保密极严，重要机器设备均由各碱厂自制。因此创办碱厂，与办一般的工厂不同，无从购置整套的机器，必须自己暗中摸索，自行设计。李国钦介绍了一个法国人杜瓦尔（Duval），据他自称有制碱经验，遂同他订约，委托他设计，我亦参加工作，并供给他一切资料。杜在华盛顿玻璃厂工作，只晚间有些时间可以同他谈谈，工作进展得很慢。我发现他制碱学识有限，大为着急，同李商议在暑假期间请几位留学生协助进行，以促其成。
李国钦介绍侯德榜在华昌公司晤谈，一见如故。我请他来华盛顿共同设计制图，他慨然允诺。后来徐允钟、刘树杞、吴承洛、李得庸等均来相助。
我们在杜瓦尔指导之下，共同钻研，虽有一些心得，但全部图案缺点尚多，经过一个暑假，尚未完成，而大家都要回校上学了。我心中万分着急，到纽约同李国钦商议，李亦非常懊丧。后来与范旭东函商，他复信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设计搞得完善，多花费些时间、金钱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买好三百亩，只等你的设计了。
后来又访到工程师孟德（W.D.Mount），他曾任马叙逊碱业公司（Mathieson Alkali Works,Inc.）厂长，以顾问工程师名义登广告，愿代人设计碱厂。我同侯德榜、刘树杞约他在纽约化学师俱乐部晤谈，订约委托他设计碱厂。他索价美金二万元之巨，我们忍痛签字。
孟德从碱厂偷了一套蓝图出来，成为他的资本，照猫绘虎，生搬硬套。他给我一份图纸，我时常同他商议，请他结合我国情形略为变通。他说：“修改的地方，你负责，我不负责。”我答复他：“我负责好了。”因此，彼此关系搞得并不好。他很想来中国协助我们建厂，但要求巨大的代价，我没有理他。
我曾请孟德介绍到他以前服务的碱厂去参观，他说：“我离开之后，还不能再进去，你是外人，万万不会准你去参观的。”我又到过席勒叩斯苏尔维厂（Syracus Solray Co,Inc.）访问老工程师梯拨尔（John E.Teeple）请其协助，亦不得要领，要求参观也不许，仅在厂外冒雪绕了一圈，由此可见碱厂保密之严。
建厂时技术方面的重重困难
范旭东为人俭朴，主张艰苦朴素，我们都本此精神办事，设计完成后，决定凡是可以在国内自制的机器设备一律自制，不能自制的才由国外采购。
在国外采购的第一架机器是一工作母机，即刨光的直径二米至三米、重一吨至二吨多的大铁圈，两端凸缘（法兰，Flange）的机床。这种机床价格很贵，我在广告中见有一架简单机床，是一出售的旧货，同李国钦商议购进。他表示要慎重，恐买了不合用。我因价值低廉，不到正式新机床的1/20，仍决定买下来。至今这架机器还屹立在塘沽铁工车间发挥作用。
在美所购机器，如锅炉、汽机、发电机、压缩机、真空唧筒等，均由范旭东直接汇款给华昌贸易公司李国钦，托他的公司代购。李热诚相助，省钱不少，华昌代我们买机器，只抽手续费2%，要算极低的服务费了。当时欧战方停，美汇价值低落，一美元仅合国币九角至一元，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惜国人能利用此机会举办工厂的不多。
一九一九年我同徐允钟携带图纸回国，与范旭东商议，决定交王小徐在上海所办的大效铁工厂按图制造。该厂开办不久，规模极小，设备简陋。因范钦佩王的为人有学者风度，认为比商人办的铁厂可靠，决定交他负此重任。工作进行中，发生许多困难，例如有时铁水温度不够，大圈铸件砂眼特多，一部分必须回炉重铸。机器不够，利用了我们的工作母机，采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费了两年多时间，才把所有机件铸造完毕。
机器制好后，在运往塘沽途中屡次遭逢意外。一次由上海天通庵铁工厂中运往码头，大圈落入河中，费了大劲，才打捞起来。又一次因铸件笨重，放在码头，把码头压坏，当时“法国巡捕房”同我们大起交涉，要求赔偿。机件到了塘沽，卸在太古码头，因没有铁道，运入碱厂极费时间。
碱厂机件除笨重外，有一部分还需堆叠起来，垒成高塔，安装工人缺少经验，又缺乏升高举重设备，大部分依赖人力，慢慢安装，极为费时费力。
南、北两楼的建成，也是经过许多困难波折的。在当时全国还未见过十层的高楼，建筑方面的技师和工人均没有经验，暗中摸索，极费苦心。塘沽土壤的负重力比天津市区更低，又加一层困难。高建筑的设计，由杨宽麟工程师负责，决定采用铺开式的基础。待基础打好后，有人怀疑下部不打桩恐有问题，于是又在基础周围，打了一批板桩，使基础下的土壤不致外流，以保安全。至今南、北二楼还巍然屹立，依旧利用，总算幸事，但与初完工时比较，已下沉两三尺余。
试工中的困难曲折
制碱工厂整个的机器设备是节节相连、持续不断的一个系统，分为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烤碱、蒸氨、动力共七个主要部分。一部发生障碍，全部即失去平衡，影响生产，甚至发生事故。在试工期间，大家没有经验，仿佛在汪洋大海中盲目航行，时时会发生障碍。试工三四年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曲折停顿事故，已不能完全记忆，姑举其一二最大的例子如下。
初开工时，第一步所遭的困难是在蒸氨部门。我们用硫酸铵化成溶液，送入塔中，与石灰乳一接触，即固体化了，堵住了塔身的溢流管，整个三十米高的塔，摇摆起来，发出巨响，摇摇欲倒，当时情形十分危险。后来发现由于加料太多、太快，管道被固体的硫酸钙堵住，致有危险，因而就慢慢减少进料量，才逐步好转。原来这种蒸氨塔，应该用炼焦厂副产的粗氨液充原料，粗氨液中没有硫酸根，就不会生成硫酸钙而把塔身堵塞了。当时国内炼焦厂很少，不易买到粗氨液，所以造成这种困难。
试工时期最大的事故是烧坏了烤碱用的干燥锅。我们最初设计时因图省钱，采用了较简单的干燥锅，开工不久，锅底烧穿，使整个工厂无法开动。后来采用了“石灰窑”的建议，由他设计一座旋转型的干燥锅，全部电焊，不用铆钉。因当时国内尚不能自造，还要从美国定制运来，以致为此停工半年以上。
在试工阶段，不断发生问题。机件方面不断要添加补充，亦就是不断要同铁工厂打交道。每一零件的铸造修理，都要去天津想办法，费时又费钱。我建议自办一铁工车间，买几架车、刨、钻孔等机器。当时经济极为困难，范旭东有难色，经我竭力陈说，他始首肯。房屋、机器一共花了七千多元，成立了机修车间，由傅冰芝主持。傅学造船，对于机械有研究，与范本是同学，志同道合，所以愿担任这样一个小车间的主任。他忠于职务，努力钻研，又同有经验的老工人何国祺共同奋斗，对于碱厂起了很大的作用。
花了许多人力、物力，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产品终于制成了。但初次出的碱是红色的，无法销售，后来查出是因为铁器受了氨及碳酸气的侵蚀，形成铁锈所致。“石灰窑”建议加入少量的硫化钠，使它同铁器接触，在表面上结合一层硫化铁的保护薄膜。这样，出的碱果然白了。原来国外采用炼焦厂的粗氨液做原料，其中本含有硫化铵，所以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试工时期，技术困难已经够多了，还要加添一层经济上的困难，二者彼此交织，困难就更加严重了。加以欧战停止，碱价大跌，出货后能否生存还是问题，要继续招股，当然无人问津，而所用试验费、建设费，又远远超过了预算，不得已只好向久大借款。当时久大同永利是两个公司、两个组织，借款是不大合法的。记得有一次永利需款一万元，我拿了范旭东的亲笔条，到天津久大会计处领款。会计科科长周雪亭摊开账本给我看，并同我说：“久大资本只有四十万元，现在借给永利的已有二十万元了，以后怎么办？”我惶恐得无地自容，相对唏嘘。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后来幸而范旭东的同学、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很信任范，先后贷款数十万元，才得以出货。为了此事，周作民颇受到本行内部的责难。
从建厂日起，中间经过了无数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断断续续地工作，一条流水作业的长龙，经过了八年的苦干，才联结起来。在庆祝成功的时候，范旭东同我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其辛劳困苦可想而知。
兹将永利抗战前纯碱年产量和平均日产量列举于下，只一九二九年因罢工三十多天，产量略降，其余年份都是一直上升的。
年份 年产量（长吨） 平均日产量（长吨）
1926 4504 12
1927 13404 37
1928 15356 42
1929 14778 40
1930 19463 53
1931 23442 64
1932 31927 87
1933 33699 92
1934 37459 103
1935 44192 121
1936 55410 152
1937[2] 36450 100
一九三〇年添建了烧碱车间，用本厂的石灰与纯碱，制成烧碱（氢氧化钠），历年产量如下。
年份 产量（长吨）
1930 2
1931 81
1932 170
1933 1141
1934 2081
1935 3380
1936 4446
1937 3893
重视职工福利设施
在那个时代，以范旭东为首的塘沽永（利）、久（大）团体的人员，都自诩“热心救国救民”，努力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设施仍很重视，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补习学校等，有一部分技师还租住土房子（如欧阳谷贻等），而工人已住进砖木结构的宿舍。这样，我们以为算是“仁至义尽”了。有一次总统黎元洪来我厂参观，他很称赞我们的工人福利办得好，并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我厂初开工的时候，我因操作复杂，竭力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人觉得有困难，不大赞同，经过反复辩论，最后得到了范旭东的同意。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不久，因为经济困难，改为十二小时，但不久又恢复过来，从此成为固定制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我所知只有永利一家。
厂中还开办了明星小学校，但是没有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是一缺点。我因纪念故去的爱人潘瑛如，将我个人私蓄加上亲友送的奠仪，及永利送我的红利股票二千元，充作幼儿园经费，盖了一所房屋，命名为“怀瑛堂”。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久大、永利福利设施费用表
（以国币元为单位）
项别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永久联合办事处（专管人事福利） 1829.26 1504.42 1439.29 1830.62 1788.41 1873.61
医保 528.33 544.82 831.82 635.14 575.70 880.38
工人宿舍 693.18 2180.58 984.62 1346.80 1572.91 1991.03
明星小学校 263.49 672.34 640.435 58.40 571.23 1354.62
幼儿园 39.10 98.24 83.43 78.73 63.51 167.36
成人义务学校 91.27 141.82 260.46 158.13 163.39 295.89
总数 3444.63 5141.22 4240.055 4107.82 4735.15 6562.89
兹举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福利设施费用情况，以作参考。
范旭东因塘沽事业进展很快，人事日趋复杂，在一九三二年成立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聘阎幼甫为处长，主管人事福利，应付当地的复杂环境。
与英商卜内门的斗争
永利碱厂自成立之日起便与长期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卜内门公司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初时，卜内门利用英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所，企图以抬高工业用盐的税率来阻挠我们开工出碱，不成。继而他们又通过久大职员祁仍奚频频向我方表示愿意“合作”，并对祁说“你如帮了忙，一定是值得的”，意指可给他贿赂。
在一九二五年永利正式出碱后的三四年中，卜内门多方进行破坏。除了操纵市场，不时落价，以此来打击我们之外，复在暗中派其津行职员王某充间谍，偷窃我厂生产和建设情报，供给他们。
面对这种局面，范旭东坚决干下去，不为英商的威逼利诱所动。在国内宁肯亏损，低价销售纯碱，也决不放弃市场。在国外利用永利纯碱获国际大奖之机，在日本试销纯碱，扰乱卜内门碱在日本的市场。迫使卜内门拱手求和。
永利与卜内门十余年的斗争，是一种艰巨复杂的外交工作，幸而范旭东主持有方，操纵得法，终能使狡猾顽强之敌俯首就范，不敢欺我。人皆知范旭东是化学家、企业家，不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与卜内门打交道时，有一坚定不移的原则，即对于卜内门要求投资及技术协助一层，决不应允，只与他们在销售业务上合作，使他们无法渗入内部压倒我们，这也是范的远见。协助范与卜内门折冲者为余啸秋，他不仅每次会谈时做翻译，历年与卜内门通函概出其手。在交涉中的一切决定，范大半与余磋商。范曾同我说过：“余是我的得力的外交助手。”
兹将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永利与卜内门的纯碱，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比例列表如下（单位：担）。
年份 国碱 洋碱 销售总量 洋碱占百分比（%）
1928 209491 845861 1055352 80
1929 277074 934530 1211604 77
1930 310795 1076654 1387449 78
1931 340731 768592 1109323 69
1932 413833 485097 898930 55
1933 485326 394030 879356 45
1934 672524 485657 1158181 42
1935 715668 448939 1164607 38.5
1936 635174 414000 1049174 39.5
1937 650005 447400 1097405 40.8
日寇侵占永利后的种种压迫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逐步向华北侵占。《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塘沽已在日寇魔爪掌握之中，永利应付周旋，颇不容易。范旭东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去南京永利铔厂视察，事变后他曾来信说“宁举丧，不受奠仪”，意思是宁可工厂被劫沦陷，绝不以任何代价出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永利终于被日寇劫去。我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离开了永利。
日寇占据我厂，继续开工以后，对于机器设备只有损坏，很少有改善的地方，足见“东洋”技术并不高明。但他们对工人的压迫奴役，残酷达到极点，下面三份控诉书，就是很好的证据。
我是在一九三〇年到永利碱厂做工的。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占了工厂后，我在烧碱厂看泥泵，地下室的废碱液淹没膝盖，把脚都烧烂了，实在干不了时，就被派到白灰窑去卸石头，身上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肚子吃的是烂土豆、带沙子的豆饼，有时给点棒子面窝头，也是又酸又辣。身体冷，肚子饿，还要卸大块的石头，真是浑身无力，眼前发黑。日本鬼子经常打骂，用皮鞋踢，工头也是开口骂、动手打，把工人当作牛马。挣的工钱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哪能养家呢？再加上特务、汉奸横行霸道，稍不如意，就用红汽车捆送到宪兵队，轧杠子、灌凉水，最后用刺刀戳死。成天价挨打受骂，还提心吊胆。
实在干不下去，想回老家河南省找个生活出路，就沿途乞讨，好容易回到河南。到老家一看，鬼子和汉奸队到处烧杀掳掠，庄稼早荒芜了。我的老娘和哥哥已经活活地饿死了。眼看那里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无可奈何，我含着眼泪又跑回来，只好又回工厂当牛马。（烧碱车间老工人王连瑞口述）
日本鬼子侵占了永利碱厂以后，我在锅炉房烧火（司炉）。工人们吃的是树皮磨的窝窝头，像个驴粪蛋子，难往下咽。那时连咸菜都没钱买，每当吃饭就用白水往下送。
那时三班连夜生产，抬煤工人吃不饱，肩上抬着大筐的煤，走在爬坡的斜跳板上，身体发晃。日本鬼子拿着檀木柄小榔头，看谁不顺眼，就没头没脸地打。鬼子老嫌我们烧的火不好，就经常用榔头敲我们的脑袋。我用胳膊搪了一下，他们就用榔头把我的胳膊打伤了。直到现在，我的胳膊还不能向前弯曲，就是那时留下的残疾。
物价一日三涨，挣了工钱，连自己的最低生活都维持不了，后来就到码头上去当搬运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装卸大队老工人王光亭口述）
一九三七年以前，我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分析工，日本鬼子侵占永利碱厂以后，勒令我们上工生产。谁知鬼子的军用仓库着火，硬说我们和八路军的地下工作有联系，把化学药品给八路军去烧仓库，就把我们所有的分析工都装在红汽车上，送到鬼子宪兵队审讯。
鬼子凶如野兽，过堂时不问青红皂白，用木棒搂头盖顶往下打，直打得鲜血四溅，遍体鳞伤，以致神志昏迷，奄奄一息。鬼子问不出“口供”，就用轧杠子、灌凉水等惨无人道的刑罚来逼“口供”。几经生死，深知做亡国奴的痛苦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当时身陷敌手，求助无门，只有拼着一死。在鬼子宪兵队押了四十余天，所受刑罚，骇人听闻。后来弄清烧仓库是日人自己干的，拿我们做了肉囚，虽然最后得到释放，这笔仇恨却时常涌上我的心头。（中央试验室干部张玉瑞口述）
在沦陷时期日寇的滔天罪行，是说不尽、写不完的。他们对于较有规模的生产事业，用尽巧取豪夺的手段强劫而去，对工人残暴压迫，视同牛马。以上控诉书所揭露的事实，不是少数人的遭遇，而是中国千千万万工人共同的遭遇。是他们用血和泪写成的，读之真令人怒发冲冠，义愤填膺。幸而永久企业同人中，就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人降敌为虎作伥。这是永利、久大的气节，亦是中国的民族气节。
共产党挽救了永利垂危的生命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发现永利碱厂在日本占领期间，不仅无新的发展，许多机器设备反而被日人粗暴使用，损坏不少，修复极费时日。待开工之后，四围环境越来越恶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比抗战前更甚。蒋、宋等家族总视永利为肥肉，想一口吞下，不遂则用种种手段多方压迫。加以通货膨胀，法币跌价，如水下流，改为金圆券，猛跌更甚。在这种状况之下，卖出成品所得的纸币补不进原料；账面上按纸币数目看有盈余，实际上大有亏损。所卖出的成品，购主作工业生产用的很少，充囤积居奇者居多。有势力、有关系的人们，还要用压力用手段向我厂抢购纯碱，以图厚利。情况如此，可称四面楚歌。
幸而霹雳一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从此这个唯一的国人自办的大型化工厂，得到了新生命。党对这个民族工业的关怀无微不至，用收购、包销、贷款、供给原料等种种方式，使这个奄奄一息的企业逐步复活起来，真如枯木逢春。
一九五二年六月，在重工业部化工局领导下，永利正式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除塘沽的碱厂外，南京卸甲甸的铔厂一起并入。
一九五五年，久大与永利才正式合并为一个团体，定名为“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之下，永利、久大才真正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
久大本是永利的老大哥。永利创始之初，股东们鉴于范旭东办久大成功，一声号召，大家响应投资，范兼任两公司的总经理，名义上虽是两个组织，大家都默认为一个团体。范首先拨出久大的一副盐滩，供永利建厂，调动大批久大人员，为永利服务。后来在进行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用款远远超过资金，在此成败未定、千钧一发之际，借贷无门，股东对范也失信任，绝不肯再继续投资。范于是采用非常手段，向久大挪借，到永利出货之日，已积欠久大数十万元。后来决定分年陆续改借款为久大向永利的投资，一方面永利向银行借款亦由久大担保。所以没有这位“老大哥”在经济上、经营管理上的竭力援助，永利是无法生存长大的。这位“老大哥”真真被“小弟弟”累苦了。一九二九年以后，永利生产顺利，也常从经济上帮助久大，饮水思源，感恩图报，亦合情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合营期间，清产核资，久大在永利所投资金，几成为久大资金的全部，所以这两个机关合并为一个公司是很恰当的。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化工先导范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