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对东北危机的预判与应对策略
摘 要：蒋介石虽然早就意识到统一东北的困难，但直到济南惨案，才体验到其中的苦楚。经过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蒋缓解了东北存在的独立、向日、亲苏的三种倾向，完成“和平统一”。他对东北的危机保持有清楚的认识，视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有了将东北问题乃至中国复兴的问题置于世界大战中解决的考虑，形成其尽可能避免中国过早进入大战的避战战略。九一八事变前，他要求张学良力避冲突，事后一度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都与此有关。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张学良；东北问题；中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之一。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努力构筑的维系国际和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因约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1]的框架被日本打破，而开始崩塌，新的世界大战的端倪，亦由此而萌生。
导致此事最直接的因素，来自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不抵抗两方面。学术界的研讨，亦主要围绕这两方面，不断深究其中的各种原因、后果与责任问题。其中，对中国不抵抗的原因与责任，已有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蒋介石与张学良这两人之间。有说张是忠实执行蒋不抵抗命令；有说张具有很强独立性，是自觉奉行不抵抗；有说就是张自己命令不抵抗，蒋只是予以默认。笔者以为，下列问题是揭开蒋介石与不抵抗关联的重要钥匙：在九一八事变前，蒋是否已预知事变发生？他掌握什么样的情报，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预判？准备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的成果，如梁敬錞、杨天石、黄自进、毕万闻等人的研究[2]，笔者也曾讨论过蒋的对日避战战略与张不抵抗的关联[3]。但对蒋怎么预判的问题，觉得仍旧有些模糊不清，有必要进一步梳理。本文依据所看到的《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等资料，拟讨论蒋对东北问题的认识与应对策略的演变。
一、蒋意识到东北问题的棘手
中国东北处于俄、日两国的势力争夺之下，是19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事实。蒋当然不会无视这一事实，而且因这一事实而有所顾忌。1921年1月，他向孙中山提出：“须视中国东北之作战，以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导线；故我军作战计划，不能不慎重出之。”[4]这一观念深刻于他的脑海中，到1926年的北伐战争时期仍有体现。当时，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伐，先有重续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结成的反直系三角同盟之考虑，继有“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之决议，并一度对“打倒张作霖”的口号加以纠正[5]。这虽然可以归为是采取远交近攻、各自击破的北伐战略，但亦包含慎重处理东北问题的观念。
蒋感受到统一东北问题的棘手，始于1927年下野后的日本之行。他这次赴日本，本怀有谋日本支持统一中国的乐观。他走访了日本朝野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27年11月5日，他到青山访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并与田中进行了秘密会谈。
从蒋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会谈的主题之一，是讨论中国统一。蒋请求帮助他完成北伐实现中国统一，田中却建议他固守江南，且对蒋言及统一“为之色变”。蒋感到，“其毫无诚意。中日亦绝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6]。
但还有另外的史料说蒋与田中曾就东北问题达成密约。日本方面称，为减少日本干涉中国统一的潜在威胁，蒋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来换取日本的不干涉[7]。李宗仁的回忆更明确说，蒋答应将满洲让渡日本，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统一中国本部[8]。有研究者认为，在青山密谈前，蒋与田中已经在箱根达成上述密约，但在青山密谈时，田中对支持蒋统一中国本部感到后悔，认为继续保持中国的分裂混乱对日本最有利，故建议蒋固守江南。蒋想再一次请田中确认密约，而田中“却改而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9]。
不管密约是否存在，蒋联日的希望破灭，对日本会继续侵华，有可能阻碍北伐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1928年3月，他已经把这种担忧表露出来：“日本为我国休戚最深之邦，尤以中国国民党与日本之交谊为最久，总理在日组织同盟会以来之关系，世人所尽知也，故吾人确信日本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国民革命之意义，不愿加以妨害，而愿革命之早日完成也。”也许觉得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还不能说明问题，又说：“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言：勿为损人不利己。此等格言，在个人交谊及国际道德上，当为不磨之论。”[10]随即，他公开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用呼吁、规劝和警告相混杂的语气，说明北伐统一中国的必要[11]。
不过，此时的蒋，只是判断日本可能出兵阻止北伐统一的进程，以让中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便于它宰割。他还不知道，早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已经专门召集“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份旨在使满洲脱离中国而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对华政策纲领》[12]。也就是说，日本不仅仅要阻止中国统一，还要乘机侵占东北。蒋基于对日本可能直接干涉阻止北伐的判断，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顺利完成北伐统一的问题。
二、蒋在济南惨案中看清了日本欲解决满蒙的决心
1928年4月7日，蒋率军开始二次北伐。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他所担心的日本干涉成为了现实。4月18日，日本以“护侨”为名宣布出兵山东，先在青岛登陆，既而不顾国民政府的抗议而由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开进济南。
对此，蒋“尚期以政治手腕解决之”。他判断日本的目的还是阻止北伐统一，考虑的应对，也是以怎么继续北伐为中心。要继续北伐，就不能与日军开战，只能“一以忍辱负重”，学习左宗棠不因俄国出兵伊犁而启衅端，影响其平定新疆的既定战略的做法[13]。4月24日，他传令各军：“须切实保护外侨，并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14]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日军不断挑衅，乃至制造了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的“五三”惨案，还决定增派第三师团赴山东。面对日军的凶焰，蒋仍本其初衷，判断这是日本欲扩大事端的挑衅，下令绕道避开冲突，继续北伐。
蒋承认，他的这种做法是“对军事取暂不抵抗方针”，是“暂取不抵抗主义”[15]。他这一处置，也出乎日军预料。制造惨案的师团长福田彦助曾“相信现在正是日本为进一步解决支那问题而对南方采取断然膺惩之举的良机。”[16]但蒋避而不战，使福田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且受到各国舆论的谴责。日本不得已退而选择趁机解决满蒙，于5月18日，向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递交“觉书”，称：如战事波及满洲，日本“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17]。按照日本历史学者的说法，“这是对于战争宣言的通告”[18]。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亦认为，“彼欲乘机解决满蒙之心态毕露”[19]。
济南事件是蒋同日本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蒋以忍辱避让消日军凶焰于无形，顺利进军京津，宣布“统一告成”，并于1929年通过外交手段使日军撤出山东。日本承认，“济南事件是投入两个师团兵力历时一年既困难又不愉快的事件。”[20]这对以后蒋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重要的是使蒋对日本的认识，由欲争取的友邻一变而为死敌，坚信与日本早晚要有一战以雪耻辱，并将这种雪耻之战，放在新的世界大战的格局一起考量，由此开始形成其对日避战以争取时间自强的基本战略。
三、蒋视东北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而有避战战略
蒋对新的世界大战的预想，基本理论是维系列强在中国均势的华盛顿体系被打破。在《告友邦人士书》中，他已提及：“甘心卖国之军阀于日暮途穷之际，益复倒行逆施，不惜抛弃中国主权，或竟因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威胁利诱，而乐与之勾结，则其祸更将不知所措，列强逐鹿之心益切，其因中国问题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战，殆为必然之事。此世界第二次大战将首以东亚为战场，如世界各强国皆卷入旋涡，其祸必更烈于世界第一次大战。”[21]在此，蒋设想的东亚均势打破，是奉系军阀存在的三种可能之一成为现实，即宣布独立、倒向日本、倒向苏俄。但随二次北伐后发生的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和中东路事件，大大淡化了这三种可能性，强化了东北内向的趋势。
不过，蒋清楚，真正解决统一东北的问题，牵涉国内国外多方面利害。为了减少日本对张在东北易帜的压力，他特派张群赴日本再访田中首相，“允维持东北现状”[22]。因为他确信：“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如一旦触发，将不可收拾矣。”[23]
东北易帜后，由东三省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蒋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者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为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第二次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他既然预料未来的世界大战要在中国东北发生，便有了抓住战争时机复兴中国的构想。他继续说：“中国此时，若不努力奋斗，团结一致，至第二次大战一起，即为亡国之日，因国内毫无准备，既无独立之能力，彼时当要听人指挥，国家焉得不亡？我们此时，就应当详察帝国主义冲突的地点与时期，在那个时期以前，国际战争未开始的时候，国防上须有确定之布置，不致受人牵制，则国家不但不亡，并可乘此机会，完成独立。所以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就是我国兴亡的关键，关系极大”，“从前第一次国际战争，就是中国独立的好机会，不幸错过了，实在可惜。只得于将来第二次时，再图补救”，“当彼等帝国主义者互相残杀之时，即我中国独立奋发之日”。令人奇怪的是，蒋虽预言大战起于中国，却认为到时中国还可以选择“或即行参加，或严守中立”，“要斟酌国家的地位、国内经济、国民程度，再为决定，不过无论参加与否，总须借此时机，完成独立”[24]。
由此可推断，蒋预想的大战之起，不是日苏争满洲的陆战，就是日与英美的海战。非如此，则中国无中立可守。而这样的战争，就是中国复兴的大好时机。
至此可以看出，蒋的避战策略已基本成型。其内容主要是积极准备二战，此前应尽可能避免引发中日战争。为此，需要对日方挑衅力避冲突，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精神，更需要从速安内。
四、预料日方要侵略东北而坚持避战
张学良从主政东北后确立的对日策略，是在强硬、软化、圆滑三选项中，“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25]。这与蒋的避战战略可谓不谋而合。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26]发生，种种迹象已显示日方将有行动。张一度欲转取强硬。他致电蒋，说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他的意见是，“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27]。此两电为日方所搜集的情报，虽然在中方档案中未见到，但顾维钧的回忆亦有类似说法可以印证。顾维钧说，1931年夏，蒋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28]。
而在避战战略指导下，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蒋的选择是“我更当急于安内自强，而为攘外之地矣”[29]。1931年7月12日，蒋电示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30]7月23日，他公开其安内攘外的方策，宣称：“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要求国人，“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31]显然，他认为日本不断挑起事端，目的仍在阻止中国统一。此后，他虽然一再判断日本侵略在即，“日本方制造事件，切急侵略吾中国”[32]，“日人之侵略，处心积虑，必不可免矣”[33]，甚至有“日人欲图东北，而其狡诈手段如此”[34]的预判，但都没有改变他形成的避战战略。
某种程度上，蒋认为，如果在东北抵抗而与日本开战，是不负责任的“置国家于孤注一掷”，徒逞快意[35]，而不抵抗则只是拿东北做赌注。第一是赌日本不敢侵占东北，他以济案的先例，执迷于日本不敢轻易打破《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国际公理构建的世界和平秩序，与列强为敌。殊不知，关东军已急于动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更提出“纵以世界为敌亦决不足惧”[36]。第二是在赌输的情况下，即日本侵占了东北，进一步赌引发日苏战争，或因美、英等国为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发生日美战争。这样赌的前提，就是尽量不要引发中日战争，也就尽力避免冲突。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前，在日美矛盾和日苏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战争的可能确实存在。当时，西方人已有“满洲为世界第二巴尔干”之说，由于日本资源贫乏，无论要同英美作战，还是要同苏联作战，都须先取得满洲的资源[37]。即使是追随溥仪的郑孝胥，在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时，也是“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38]。而中共更是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蒋的避战战略，可以推定是向张袒露过的，前引张致蒋电报中判断日本“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的说辞，已露此端倪。对张而言，只是让他放弃一度闪现的强硬念头，继续对日采取不硬不软的“圆滑”策略。这反映在张嘱咐重要将领的密电电报之中。他在7月曾密嘱所属：“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39]9月6日他又电称：“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涉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需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40]另外，张也有了放弃东北的一些准备。如他借口平定石友三反叛，“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连东北军内部都自嘲：“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苕帚纥垯都拿出来了。”[41]还有，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张即呈准将东北政务委员会移设北平，年底又将之改组为北平政务委员会[42]。其反应之快，也似有心理准备。
然而，因为蒋和张的避战，促发关东军的大胆行动，则是蒋和张始料未及的。前引的蒋、张强调的“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均为日方所搜集的情报。关东军曾预测，“此刻导致日中战争（可能引起张军队与日本军队的冲突）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中国恐怕将回避这种情况，采取消极的不抵抗态度，而诉诸各国。在这种场合，政府断然执行既定方针，同时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各国干涉。”[43]关东军敢于撇开日本政府擅自贸然行动，其关键的因素之一未始不是赌中国不会抵抗。而关东军的冒险行动，日本政府不但不能约束反被牵着追认，又恰恰是蒋和张没有预料到的[44]。后来，张回忆也说及：“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扩大事端”，“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
综上所述，在九一八事变前，蒋对东北问题的认识，是从统一与日本阻碍统一开始，继而意识到其间潜伏的世界大战危机，思考如何利用大战解决东北和中国复兴的问题，形成其避战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尽可能使中国避免卷入中日战争，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做应对世界战争的准备。他要求对日力避冲突，有赌日本不敢破坏国际公理与国际和平格局之意，也有导引日苏战争或日美战争之念想。
（作者单位：红河学院人文学院）
[1] 《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1922年2月6日，即通称的《九国公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7~220页。
[2]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走向历史与未来》，世界书局1995年版；杨天石：《九一八前后的蒋介石》，载于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3] 范德伟：《“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之对日战略》，《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4] 蒋介石：《上总理条陈军事意见书》，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蒋介石总集》）卷3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4年版，第50页。
[5] 转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杨天石近代史文存：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413页。
[6] 《蒋介石访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谈中日关系》，1927年11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一（以下简称“《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09～110页。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以下简称“《事略稿本》2”），台湾“国史馆”2007年版，第108～111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8]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1980年，第548～550页。
[9] 周颂伦：《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0] 《蒋介石对日本新闻记者之谈话》，1928年3月6日晚，《绪编》一，第111、114页。
[11] 蒋介石：《告友邦人士书》（1928年4月2日），《绪编》一，第114页。
[12]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139页。
[13] 1928年4月20日、23日。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民国十七年四月至7月），台湾“国史馆”2007年版，第167，185～186页。
[14] 《蒋总司令令各军对日本勿使冲突电》，1928年4月24日，《绪编》一，第124页。
[15] 1928年5月10日、11日的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第305、310页。
[16] 转引自铃木隆史著，周启乾译：《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金禾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17]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154页。
[18] 〔日〕今井清一著，杨孝臣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5页。
[19] 《黄郛致蒋介石电》，1928年5月19日，《绪编》一，第155页。
[2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174页。
[21] 蒋介石：《告友邦人士书》，1928年4月2日，《绪编》一，第115页。
[2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页。
[23] 蒋介石日记，1928年7月15日，《绪编》一，第216页。
[24] 蒋介石：《中国前途与军人责任》，1929年7月9日在北平陆军大学讲，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蒋介石总集》）卷1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4年版，第417～418页。
[25] 张学良呈蒋介石电，1928年8月9日，《绪编》一，第228页。
[26] 万宝山事件是1931年7月1日，日本支持流入中国的朝鲜农民在长春郊外的万宝山擅自截流开渠，挑起中朝农民冲突的事件。中村事件是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派中村震太郎上尉化装潜入中国兴安岭边防地区进行侦察，被中国边防军关玉衡团长捕获而秘密枪毙，事泄后日本大肆煽动战争。
[27] 张学良致蒋介石两电（1931年夏），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5页。
[29]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4日，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民国二十年五月至八月），台湾“国史馆”2007年版，第354页。
[30]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走向历史与未来》，世界书局1995年5版，第114页。
[31]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蒋介石总集》卷30，第150页。
[3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4日，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民国二十年五月至八月），台湾“国史馆”2007年版，第561页。
[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日，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台湾“国史馆”2006年版，第28页。
[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3日，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五月至八月），台湾“国史馆”2007年版，第64页。
[35]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讲），《绪编》一，第317页。
[36]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37]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此书由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初版于1932年，此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38] 1931年9月19日日记，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41页。
[39]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1930—1936），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梁敬镦：《九一八事变史述》，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107～108页。
[40] 《张学良自北京致臧式毅、荣臻电》（1931年9月6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41] 赵树藩：《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撤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42] 参见李云汉主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1页。
[43] 关东军司令部：《满蒙问题处理案》（1931年春），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44]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走向历史与未来》，世界书局1995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