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祥寺的牡丹 |

东坡在《牡丹记叙》中说：“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三百余年”说明“牡丹热”是唐代开始兴起的。这话不错，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就有“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的说法。中唐著名的宰相裴度，临终前还叫人把自己抬到牡丹丛前，说：“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见《独异志》）俗话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想不到真有这样风流做鬼的例子。

宋代牡丹以洛阳最盛，这是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得很明确的。但时尚所及，天下皆然，栽培观赏，决不囿于洛阳一地。苏轼熙宁间通判杭州，在杭州安国坊的吉祥寺内，有个叫守璘的和尚，就辟种了一所很大的牡丹花圃。圃中栽培的品种有近百种，大大超过了欧阳修《花品》的记载；总数则以千计，开起花来无疑合得上“万紫千红”的成语。当时苏轼的上司、杭州知州沈立，也是一位牡丹迷，曾写过十卷《牡丹记》。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二十三日，沈立邀请苏轼同去吉祥寺赏花。这一天的情景热闹非凡，据《牡丹记叙》记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苏轼为此写了一首《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

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

十里珠帘不上钩。

苏轼当时三十七岁，按今时标准绝不算老，但我们看他十年前作的《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中，已有“白发秋来已上簪”之句，清人姚莹也提出过“杜甫壮岁作老诗，东坡少年作老诗”的发现（见《康輶纪行》）。在人生寿程的计算上古人看来比今人悲观，而对青春少壮的珍惜与努力却因而胜过了今人。十多年后东坡真的老了，在京师重阳酒后簪过一回花，引得侄子们拍手大笑：“伯伯还这样吗？”“人老簪花”正表现了诗人旷达不羁的性格。上面这首诗第一句说人的欢悦，第二句说花的美丽，三四句则是“皆醉”“观者数万人”实况的写照。诗是写得比较率意（一二句不计外，三四句复了人、应、不字），但活泼欢快。“人老簪花不自羞”与程颢《春日偶成》中“将谓偷闲学少年”一起，还常被中老年行辈中人借作解嘲的习语。

沈立同苏轼关系不错，可惜时隔不久便调职他任，由福州人陈襄（述古）接代。这年年底冬至日，苏轼独游吉祥寺，作诗一首：“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过了十几天，又独自来寺一游，题诗道：“东君意浅著寒梅，千朵深红未暇裁。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牡丹的花候在暮春，如今才交阳回，司花的东君当然没有工夫去提前完成季度计划。殷七七是位“能开非时之花”的神仙，曾经在九月里催开了鹤林寺的春鹃，可到哪儿去找他来助一臂之力呢？诗人“不是花时肯独来”，不消说表示了对牡丹花的热爱和向往，同时也极有可能是因花及人，含有想念沈太守的意思。

幸运的是，新任杭守陈襄也是苏轼的同道中人。他虽不是沈立那样的牡丹专家，却是一位诗人，政治上不满王安石的新法，文学上钦佩苏轼的才华，处处有共同语言，因此同苏轼互相缔交更深，时常在公余一起出游和吟咏。次年春天，轮到苏轼来邀请陈襄同赏牡丹了。陈襄偶因有事耽误，苏轼便写了《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今岁东风巧剪裁，

含情只待使君来。

对花无信花应恨，

直恐明年便不开！

这不啻是严重警告，陈襄听了，第二天便赶到吉祥寺来。苏轼于是用前韵重赋一首：

仙衣不用剪刀裁，

国色初酣卯酒来。

太守问花花有语，

为君零落为君开。

直到友人来齐了，诗人才有心赏花，正面描写了牡丹的姿容。原来唐人咏牡丹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佳句，唐玄宗曾说杨贵妃如果早上喝点酒，这两句诗就现出来了，所以“国色初酣卯酒来”一句是写得很巧妙的。至于“太守”两句，则化用唐人严恽《落花》“酒尽花残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句意，表示对陈襄的警告明年依然有效，不过期的。

这年冬天，吉祥寺出了个奇迹，十月间竟然盛开了几株牡丹。不仅我们，连诗人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殷七七真来助兴：“当时只道鹤林仙，解遣秋光发杜鹃。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陈襄作《冬日牡丹》，诗人有《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上面的诗便是其中的第三首。这里再引其一、其二：“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花开时节雨连风，却向霜余染烂红。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妖红”而“翠欲流”，陆游起初对此花色感到奇怪。后来入蜀，在成都集市上看到一块“鲜翠红纸铺”的招牌，问当地人才知道四川方言“翠”就是“鲜”的意思。其实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有“缛翠萼于词林，鲜花于笔苑”语，“翠萼”“鲜花”互文见义，可见“翠”作“鲜”解不是四川一地的乡谈。

这“一朵妖红”的第一首，不知怎么的，被牵进了日后的“乌台诗案”。“此诗皆讥讽当时执政大臣，以比化工，但却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据说这是东坡自己供述的。冯应榴因而热心地为第二首“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添上一注：“言新法之害由于时相，不尽出神宗之本意也。”这真是天晓得。在“魂惊汤火命如鸡”的乌台狱中，囚徒的心理是被扭曲了的，常会“自愿”地说出违心的话。“冬日牡丹”真比成了“执政大臣”的新法，那么，“谁信诗能回造化”，岂不是说新法是由诗人招来的了？苏轼幸而从诗案中脱出了身，要是在冤案中送了命，吉祥寺的牡丹便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像这样沾着一点边，却又谈不上“牡丹花下死”，那么“做鬼”就不仅冤枉，而且够窝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