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发展的奇迹
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此之前，自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时间，中国由于实行了重意识形态、坚持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缓慢，与同时期的日本和东亚各国相比，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并且增长的质量较差，浪费很大，效率很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此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现在，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2.1.1 中国发展的纵向比较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49年至1978年，中国经济有过一定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几次大的波动，从而降低了整个时期的总体发展速度，是新中国经济史上增长速度较慢的一个时期。表2.1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各年的国民经济情况。
表2.1 改革开放前各年国民经济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据王同孝的研究，1957年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先是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和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大调整。稍后是“文革”十年，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并有3年出现负增长。总起来看，这22年我国经济是在跃进—被迫调整（相对或绝对下降）—恢复跃进的循环中前进的。从增长速度看，以1956年为基期，22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5.3%，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3%。
从纵向对比看。1957—1978年与1953—1956年和1979—1991年两个时期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低4.7、3.1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低4.2、3.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亦大不如前后时期，如以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标准差倒数来衡量，以1953—1957年的稳定程度为100，1979—1991年为137.5，而1957—1978年仅为39.3。
22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速度低，其质量也很低，而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主要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从各方面研究成果看，改革前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微。1957—1978年，中国广义技术进步速度为1.14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低下更为明显。改革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要远远低于19个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水平。
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按净产值计算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因此，到1978年，我国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员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632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印度、巴西、韩国的102.1%、16.0%、15.4%。
从资本生产率角度看，22年的实际资本生产率是新中国经济史上最低的时期，这与原材料、能源利用效益情况是一致的，如每吨标准煤所生产的国民收入1957—1978年比其前后时期都要低。此外，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钢材、所需运输量也超过印度、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
经济增长质量低、付出代价大的第二个表现是经济增长成本高。本书主要分析实现一定增长速度所增加的要素投入成本。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源于国民收入积累。1957—1978年间，我国积累率年均达30.2%，过大的积累规模及其结构同生产力水平所提供的可能即国民收入总量及其物质构成不相适应，加上要素生产率低，积累效果很差，使经济增长的成本增加。平均每增加100元国民收入，1953—1956年和1979—1991年所需积累额分别为263元、270元，而1957—1978年需526元。22年间的增长速度如按1953—1956年的资本产出比计算，所需积累率为15%，少于实际积累率的50%多，据此推算，22年间有5600多亿元的积累额未发挥作用，15.2%的国民收入被虚耗。
经济增长质量低的第三个表现是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和有效供给不足。国民经济结构的最高层次是投入品生产与最终品生产间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从1956年到1978年，这一比例由15.5:84.5转变为35.1:64.9，这种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前者挤后者来实现，它是否合理，需要通过能否满足社会需求来检验。从投入品生产为最终品生产提供产品来看，最终品生产所需许多设备不能充分制造供应，原材料、燃料、动力需求也不能得到满足。由于生产条件得不到应有改善，最终品生产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轻工产品供应紧缺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作为农业大国粮棉油需要进口一部分才能满足低消费的需要。这种状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入品供应不足。然而，投入品供应不足并不是因为我国投入品生产规模小，而是因为投资向投入品生产倾斜，投入品生产内部又是自我服务型结构，既抑制了最终产品生产对它的需求，又为投入品生产创造市场，使得投入品通过自己为自己创造市场的方式实现自我循环。
两种生产间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由居民对最终品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最终品生产对投入品生产的规模及其结构的需求决定。当经济结构的变化违反这一规则时，经济总量规模扩大就会伴随着经济结构向着不适应社会需求的方向变化，新增加的很大一部分产出只会增加社会并不真正需要的产品，从而不会形成相应的有效供给。我国重工业的自我循环造成投入品生产的过剩与闲置，而我国经济增长中，属于投入品生产增长所贡献的份额约36%。这种片面依赖重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并不能产生各产业协调发展条件下的效果，因而这种速度并不能代表实质性的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质量低的第四个表现是经济增长的效用低，即经济增长并未带来相应的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22年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提高1.8%，低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缓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实物消费方面。居民最基本的消费品——食品中，主要农产品消费量减少，轻工食品消费量增长缓慢，1978年主要副食品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37.5%，并且食品构成中富有营养的食品比重小，居民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量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各自的平均水平。穿着的消费量增长较快，但质量低的状况基本没有变化。用品中虽然“五大件”有所增加，但广大居民消费仍以低档小商品为主。城乡居民1978年居住面积分别低于1952、1957年，且城市缺房户多，农村住房质量差。此外，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持续扩大。
文教卫生方面。由于国民收入中社会消费部分增长略快，我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尤其是卫生条件有明显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从数量看有一定变化，但数量的增加伴随着质量的下降。[61]
1978年12月18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中心，封闭经济被打破，开放的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从纵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5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24亿元，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为3645.2亿元，到2007年达到246619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17年的59660元；经济增长率尽管存在波动，但是总体上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见表2.2）。
表2.2 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包括基本的消费，如粮、棉、布、住房、食用油等，20年没有任何提高。近40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特别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更大，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17年的36 396元。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意味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减少，即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95年以前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农村居民在58%以上。2017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3%。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将达到富裕阶段，农民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小康阶段。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说，就是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脱贫的转变。表2.3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情况。
表2.3 1978—2017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有关数据计算所得，2017年数据来自统计公报。
三是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口不到10亿，却有20%至3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7年的3 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9889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3.1%（3046万人），贫困人口规模每年减少1000万人以上。这表明，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2003年联合国发布的一项减少贫困的统计显示，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有90%是中国做到的。
四是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吸收外商投资稳步发展，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表2.4可以看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大幅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42088亿美元，其中，1979年至2003年年均增速超过16%。2003年至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年均增长29.8%。中国吸引外资稳步增长。1989年至200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4875亿美元，是1979年至1988年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额的40倍。2003年至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以年均5.3%的速度增长。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8775.6亿美元，同比增长7.9%。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到201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更是增加到了31 399亿美元之巨。
表2.4 1978—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及外汇储备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2017年数据来自统计公报。
五是现代化程度逐步加深。首先，从表2.5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但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体系的构建，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平台。其次，中国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及其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及其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从而使就业结构不断改善。再次，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以交通运输业为例，197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是5.17万公里，2017年则是12.7万公里。公路方面，1988年以前中国尚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到2017年，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民航方面，1978年中国民航客运量为231万人，2017年则达到了48 796万人，旅客周转量从1978年的27.9亿人公里增加到2017年的32813亿人公里。[62]最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现代化质量日益提高。
表2.5 城市化率、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结构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2017年数据来自统计公报。
除以上列举的方面外，反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指标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展开。
2.1.2 中国经济的横向比较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经济成就也十分引人注目。大体说来，在过去40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衰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东欧国家和苏联未能走出困境，80年代之后，曾经创造过“亚洲奇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1.1%，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4%），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9%）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8.1%）。如表2.6所示。
表2.6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不同地区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8）。
其次，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了高速增长的奇迹。如表2.7所示。
表2.7 2017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局发布数据。
再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高增长的10个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位势高，而且波幅小。如表2.8所示，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新加坡等1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持续高增长期。中国经济也在70年代后期进入持续高增长期。1989年之后，除中国之外，其他10个经济体已先后结束了持续高增长阶段，而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达30年，并且该趋势尚未结束。
2013年至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2年至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由594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以上，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11个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阿曼、博茨瓦纳和中国。但是，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大。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63]分别为1.315和0.626，而中国最小，仅为0.285，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平稳性。
表2.8 11个经济体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世界银行：2017年世界各国GDP年度增长率。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以来都下降到8%以下，2015年以后都在6.7%左右。而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尤其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高。以2016年为例，中国GDP增速为6.7%，印度GDP增速为7.0%。世界银行预计，2018年印度将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最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不断提升。如表2.9所示。
表2.9 中国经济增长相关指标在世界经济中位次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
2.1.3 中国式经济发展的评述
中国连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做出了解释，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经济论的观点。这类观点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奇迹的成因。国外学者给出的解释包括：（1）经济改革政策说。俄罗斯学者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和各项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动因。[64]（2）高储蓄率和高投资说。美国的安德森认为中国奇迹和亚洲模式没有区别，主要来自投资的推动，而投资来源于高的国民储蓄，通过抑制性的国民储蓄将很高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资本形成，通过投资拉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65]（3）初始条件说。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一系列的初始条件和内部条件：一是经济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之初，大量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使得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过渡，大量流动的劳动力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二是改革之初，中国的金融部门相对稳定，没有严重的外债。[66]国内学者对中国奇迹的解释包括：（1）发展战略说。林毅夫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关键在于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认为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得以发挥出来。[67]（2）市场需求说。海闻认为国内市场规模产生的巨大内需成为“中国奇迹”的主要动力，中国深入改革产生的制度变迁将进一步产生创造力和提高生产力，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68]（3）“三化”推进说。宋德勇认为中国奇迹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化推进的结果。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69]（4）经济转型说。任保平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的多层经济转型。双重制度变迁表现为由落后向发达状态的结构变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变迁。在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形成的多层次的经济转型，导致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70]此外，黄宗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盛行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出发，提出理解“非正规经济实践”是解释“后乡镇企业”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71]
其二，政治论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政治现象；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而经济学上的解释则相当有限。在这方面，姚洋等人提出，能平等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中性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72][73]胡鞍钢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等政治因素紧密相关。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宏观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74]陈红太提出，中国经济的优势不能仅仅在狭义的经济领域去寻找，而应到广义的政治领域去寻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心一意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75]龚维斌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定位、松绑、护航和加油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政治发展为经济建设确定了应有的位置，为经济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二是为经济发展清除了观念、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三是加快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四是鼓励人们创新和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76]贾立政强调，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动力机制，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不能忽视与市场力量始终如影相随的强大的政治软实力，例如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观、国家战略、对外政策、领袖意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等。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政治软实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中国政治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凝聚在一面旗帜之下，催生了亿万民众的创造活力，最终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政治软实力的核心要素。[77]周文也认为，中国奇迹背后的密码，表面上看是对西方经济的成功超越，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78]
其三，制度论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以往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落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来自制度的变迁。肖耿提出，有三个制度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有力地保持了中国政治社会相当长时期的稳定；第二，中国的经济开放非常彻底；第三，中国利用了香港这个国际领先的资本市场。[79]钱颖一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推动力在于三条基本的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其中，前面两项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三个基本规律形成的强劲推力，将中国经济托向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80]姚洋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主要来自制度的变迁，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中国之所以发生有效的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三：即制度创新的分散性、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强化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泛利性。[81]张五常则认为，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县域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特有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是解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匙，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82]
其四，综合论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很难用一种因素来解释，它是由多种因素相互组合而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徐勇认为，在探讨中国经济成功、中国奇迹出现的原因时，需要基于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把握关键性的决定因素，中国奇迹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3]其中“政治晋升锦标赛”论影响较大，这类观点认为，各地政府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促使了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激励而不是经济激励。[84][85]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泰国正大集团副董事长李绍祝提出，中国奇迹的形成来自四个关键因素的综合作用：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持续明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制度因素和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86]马晓河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坚持了改革开放，实行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其次，采取了新的工业化战略。再次，政府采取积极干预政策。此外，还有旺盛的市场需求。[87]马振岗认为，中国的大发展得益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适宜的条件。从内因看，至少存在三个有利因素：一是人民普遍的强烈发展愿望。二是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三是有坚强的统一领导。从外因看，中国发展的成功，一是得益于总体上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二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88]杨宏星和赵鼎新则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在于国家在社会和其他方面所施行的政策。[89]
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了粗略描述，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作了扼要介绍。国外有学者还指出，因为现在中国进入了中等速度发展阶段，于是有些人称之为中国奇迹的终结，但是中国奇迹没有终结，可以把这理解为中国致力于使经济从重型制造和出口转向更加成熟的支撑GDP增长的行业。[90]下面，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与中国式的行政体制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式的行政体制是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对此，我们似乎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即：（1）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2）地方政府竞争；（3）党的意志与行政贯彻。以下分别予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