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袁世凯与日本人

“二十一条”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名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夫妇。无疑，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毫无预料中开始，又在出人意料中结束。

虽然是百年以前，世界却已经步入了国际社会，大战并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例如，日本政府的元老们将这一大战称为大正的“天佑”，当时的大隈重信内阁也试图乘机巩固在外国的权益并将其扩大。首先，他以日英同盟为由，向包括德国“租借”的青岛在内的山东省胶州湾派出军队。当时是8月23日，不久，大战也给东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担心由此对己不利，早早就宣布了中立。当时是袁世凯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而列强们实际上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有关大战的明显举动。他们忙于在欧洲应战，无暇顾及东亚。能够有精力涉足中国的，只有日本而已。

日本打着从敌国德国手中夺回青岛的旗号，出兵山东并占领青岛。袁世凯政权也乘机在1914年底，向日本提出撤军并返还占领地的要求。日本却不予理会，不仅如此，还在翌年的1月18日，秘密提出了涉及权益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

主要内容列举如下：首先，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第二，扩大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内蒙古东部的权益；第三，承诺不租借、不割让沿海地区；第四，由日本人担任清政府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且任用大量日本人从事警察工作；等等。

每条的目的不尽相同。外相加藤高明最看重旅顺和大连的租期延长，把山东省看作是达成目的的“交换材料”。所谓政府顾问，他自己也承认要求的内容过于盲目空洞，过分地考虑了日本国内情况。于是，涉及顾问问题的第五条内容，日本隐瞒了其他列强，开始秘密谈判。

日本围绕“二十一条”的举动过于拙劣。作为接受方的袁世凯政权，应该可以说更为巧妙吧！他们首先将接到的内容透露给各国和媒体，引起国内外对日本的反感。最终的外交谈判与加藤的预想大相径庭。

日中关系

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亲自指挥了这场谈判。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反抗国会和各省政府的事件不断发生，治安恶化，财政困难，政治形势陷入极其困难的局面，还有强敌在一旁虎视眈眈。“二十一条”的内容无一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不难想象，袁世凯心中对日本是何等的怕，又是何等的恨。

袁世凯对企图以武制胜的日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同一时期英美也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中国国内还出现了抵制日货等局面，反日情绪高涨。在动荡不安中，谈判一直持续到5月，眼看就要达成妥协时，日本又犯了错误。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9日之前接受要求。

这种做法在之前的对华外交上基本属于惯例。不仅仅日本是这样，其他列强也基本通用。中国当局为了逃避责任，打算接受日本的要求，也是出自这一原因。

此时，日本删除了“二十一条”中存在争议的第五条，向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即便如此，两国政府仍旧想按照以往的惯例解决问题，也许是墨守成规吧，而为此付出的代价着实不小。

强硬要挟、采用高压手段的日本，和软弱无能、一味退让的袁世凯各自鲜明的姿态，重新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强烈反感。各地都开展了激烈的排日运动。袁世凯为了扭转矛头，解释自己是为了避免开战，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他将5月7日、9日指定为“国耻”纪念日，呼吁人们为了雪“耻”而“卧薪尝胆”，开始着手实现国内的稳定，推动强有力的统治。想必即位皇帝这一举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对袁世凯的这一姿态，日本人可谓深恶痛绝。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觉得“二十一条”是多么过分的要求。他们认为比起之前欧洲列强的行为自己要轻微得多，在这里已经产生了感觉上的差异。至少袁世凯已经和前代处于不同的风潮之中了。可是，日本的官民却对中国政府的顽强抵抗恼羞成怒，把各地频发的排日运动，也看作是袁世凯政权的唆使。由此，日中关系更加恶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本书的意图

当年的袁世凯57岁，并不是初次和日本打交道。反倒是每逢重大事件，他几乎都会率先和日本接触。1884年的甲申政变、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及这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这30年间，没有一件事是出自中国的本意，他自身的情绪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却很迟钝，他们甚至不知道袁世凯这个人。通常日本人知道的袁世凯，是辛亥革命后背叛清朝、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攫取了政权的人。背叛君主、不仁不义的权术之徒，本来就不招日本人喜欢，加上这次的交涉，更让人觉得他是一名背信弃义、俗不可耐的政治家。

或许有人会说双方都半斤八两吧！但是，不仅是当时，一直到今天，日本人描绘的袁世凯的人物形象，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大抵可用“枭雄”“权谋者”等词汇形容他贪权、不仁不义，或是和清代的政治家相比，说他不学无术、反日等。袁世凯正是批判所谓旧中国作风的合适人选。

但是，对袁世凯给予差评的，不仅仅是日本人，中国人也是如此。通常都将他作为旧体制下的政治家代表来描写，这和反革命、崇洋媚外等评价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为了迎合“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意识形态。与这种历史观持同样论调的日本人的著作也不少。

除去这些清一色的差评，袁世凯身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为何这样的人物可以扩展势力、爬上权力的巅峰，甚至当上了皇帝呢？世间的评论全部都集中在他的个性上，没人能回答这一质朴的问题。似乎也并没有谁试着去汲取这一时代的教训。

近年来，经过专门的研究，当时的各种史实得到精细的解读，对袁世凯的所谓重新评价也有所进展。可以说，在一片骂声中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过去。可是，要说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形象取而代之，却还是不得不苦笑。

他所置身的时代，已经很容易看懂了。即使如此，他自身的形象并没有因此变得清晰起来。对他的评价，还是以之前的差评为基础，只不过在个别地方为他翻案罢了。把“阴谋的权术者”改成为“周到的政治家”，似乎意义不大。

既然当时的时代背景已经如此清晰，那么我想基于这一背景，不受以往褒贬、评价的主轴所影响，来解读袁世凯的生平及意义。这就是本书的意图。通过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探讨当今中国存在的共通之处，这也是我的写作目标。

具体来讲，相比以前重视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写法，我把重点放在了被忽略的辛亥革命之前的时代。因为这样的话，辛亥革命之后的意义会变得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