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

童年

在中国内陆的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靠近安徽省的陈州府项城县北部，有一个叫张营的村落。19世纪进入下半叶时，要说村里最有名的人家，首先要数袁氏。

袁氏一族出了不少达官贵人。19世纪50年代最有出息的是袁甲三。他不仅通过了当时可让千万士子出人头地的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还在讨伐一时猖獗华北的捻军中立了功，官位升到了漕运总督。总督是可以管辖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广阔地方的大官。

他的儿子们也随着父亲立了军功，走上了仕途。不过，袁氏一族的同辈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如此。袁甲三兄长树三的儿子保中就没有当兵，他留在项城县的乡村里，应对不断出没的捻军。

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太平天国、捻军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中国的内忧外患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就在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这天，保中的第四个儿子袁世凯在张营村出生了。他是庶出之子。

实际上，在此前后，袁家搬迁到了张营村往东20里的地方。他们占了很大的土地并营造了防寨，由此被称作袁寨村，至今还留有不少袁家的墓地。袁世凯的幼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此，有的书倾向于将他记载为“袁寨人”。

庶出的袁世凯长到7岁时，无子嗣的叔父保庆收他做了养子，同治八年（1869），他随养父移居到了南京。

生在袁家这种名门，通常从小就要刻苦学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事实上，袁氏族人中有能力的也都通过了科举考试，取得了各种学位。也就是说，他们从小时候起，就励志于学习。

袁世凯也不例外。为科举做准备，首先要熟读最基本的教材——四书五经。熟读指的是完全背诵下来，这是最起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话虽如此，四书五经的原文加起来就有43万字之多，还要加上比文本本身多出好几倍的解说文字，这些也都需要掌握。同时，也必须学习史书和文学，还要练习作诗。这需要耗费莫大的时间和努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最起码笔者是受不了的。固然是不能和连一篇《论语》都背不下来的笔者相比，不过袁世凯的天性，似乎也带有这种倾向。

据说他天性刚烈，或者说是武术坯子，即便坐在桌前，也无法好好读书，而是偷偷地出去骑马或是舞枪弄棒。这些也可能是他出名后的传说而已。不过，他未能专心准备科举考试，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

成年

1873年，养父袁保庆去世。这一年，袁世凯虚岁15岁。筹备葬礼的是刘铭传和吴长庆，两人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地方大官、直隶总督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将领。这一关系决定了他的一生，看来人生的际遇真的是不可思议。

养父死后，袁世凯先是回到了故乡项城。可是他的举动，依然我行我素。周围人焦急之下，又把他送到北京，在养父的弟弟保龄身边继续读书。同在北京的叔叔保恒考中了进士，在中央做了官，因此对袁世凯的监视就更严格了。不久保恒又当上了户部、刑部的左侍郎，以现在的日本来说，相当于财务副官和法务副官。可是，袁世凯还是学不进去。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在这方面的固执和顽钝。

袁世凯总算是通过了童试，考上了学校。上了学，才有参加科举正式考试的资格。然而，正式考试他却未能通过。

1879年，第三次乡试落榜后，袁世凯已经无法再忍下去了。寄养的家主袁保恒在这一年去世，袁世凯留下“大丈夫应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受困于龌龊笔砚之间，误己光阴呢？”的豪言壮语，将诗文付之一炬。

袁世凯“不学无术”的评价便由此而来。当然，这和我们如今所说的不学无术，意思是不一样的。袁世凯只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不喜欢学习罢了。他不仅有古典文学的修养，还写得一手好字。

日本人却由此产生了误解，他们觉得未能取得科举学位，就比前两个时代的曾国藩或李鸿章要差好几个层次。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误解对之后的日中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当时的袁世凯虚岁才21岁，即使考到年迈连科举考试资格都拿不到的人也不少见，虽说袁世凯年轻气盛，然而决定放弃科举，作为名家的子弟，可以说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决断。

按照中国的传统，通过科举获得社会的尊崇，才能获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反而言之，放弃科举对以后的出人头地是极为不利的，周围的人们一定极度担忧他的前途吧！甚至有人因此和他绝缘也说不定。

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于从前了。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可以看到，即使是做出让人不悦的举动，也是可以走出一条新路的。当然，一名年仅21岁的年轻人，是不可能预见到未来时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世凯可以说是幸运的。

武装的时代

而这一时代，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袁世凯出生时，中国正受清朝这一王朝政权统治。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曾经出现过最和平最繁荣时代的政权之一。18世纪后半期的乾隆时代便是其中的典型，也是清朝的全盛时期。

可是，此时已经不再是太平盛世。内忧外患之下，各种事件已经不足为奇，于是清朝着手建立能与之对应的体制。这里暂且将其称为“督抚重权”吧！

“督抚”是上面提到的总督与巡抚合起来的简称，明末以后，用来指那些统辖一省或是几个省的军政、民政的地方大官。清朝皇帝统治汉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这些总督、巡抚来实现的，这是清朝的基本结构，历代皇帝都把对他们的利用和管理当作课题。

其中最为彻底的，要数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帝。他亲自掌握、限制督抚的行动，在地方行政上贯彻自己的意志。在统治上取得的改革成就，是雍正帝的努力取得一定成功的原因。

并不是历代皇帝都能像雍正帝那样实行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18世纪的繁荣后，中国的人口从17世纪末的1亿人猛增到4亿，翻了4倍后，原先的政治体制也就渐渐地出现了破绽。

17世纪确立并按照当时的规模延续下来的皇帝独裁以及官僚制度，已经无法掌控和统治18世纪后爆发性膨胀的民间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日益显著。19世纪初出现的内忧外患，便来源于此。

日益庞大的社会矛盾加深，旧的秩序下无法收容的人群增多，倘若官府不能提供保护，那么就只能是自己保护自己。由此产生的非法组织虽然不像字面意义上那么隐蔽，姑且还是按照惯例称呼它们为秘密结社吧！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每个地方的自卫组织也有所发展。人们称其为团练。两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加剧了治安的恶化。

无论是服从权力或是反抗权力，民间进行武装活动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虽然各个地方的进展不同，事态各异，但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社会的军事化”，因为它们是在同一时期、相同条件下，产生于相同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社会的军事化成为清朝全国的发展趋势。

督抚重权

这种“社会的军事化”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治安的恶化方面，而是呈现出内乱的模样。这是由于反抗权力的一方汇集好几个秘密组织，引起大规模的叛乱，太平天国、捻军都是如此。而顺从权力的一方为了与之抗衡，各地都组织团练和义勇军，来充当地方的防卫。纠集众多的义勇军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镇压叛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这一个时代的主角。

19世纪后半期的特征体现为，从“社会的军事化”发展而来的义勇军和以往总督、巡抚主导下的地方行政结合起来。为了维持地方上的治安，负责管辖的总督、巡抚必须要掌握、指挥义勇军。然而，实际上这一流程是反方向的。指挥义勇军的首脑，会逐步被任命为总督或巡抚，结果同样是通过军事力量掌握所辖地区，拥有财政权力来维持军事力量。北京的中央政府再凌驾于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清末的政治结构。督抚重权指的就是这种权力比重向地方的督抚转移的局面。

就在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经过政治斗争后有所弱化。继位的同治帝尚且年幼，代行其职责的是母亲西太后。这就是“垂帘听政”。太后执行政务时，因为身为女性不方便抛头露面，便在前面垂下帘子，这种政治形态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并不是史无前例，西太后自己也颇为拿手。尽管如此，毕竟她只是代理，不可能像康熙帝、雍正帝那样拥有对总督、巡抚和地方大官的领导力和统治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指示不及时到位，还不如下放权力。北京想要对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下达适当的指示，比起上一个世纪，局面更加复杂多端，变动也非常快。倘若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情况立即处理的话，就会来不及收拾局面。要是事事都要上传遥远的中央等待指示，就很难避免事态的恶化。实际上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由此清朝也最终缩短了自己的寿命，这一点暂且放下不谈。

那么，尽可能地批准地方的裁量权，并使其发挥手腕和力量，更为明智。随着“督抚重权”的日益显著，北京权力的削弱超出了预想，转变成顺应这一形势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内乱终于得到平息。极度恶化的治安，也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按照当时的年号被称作“同治中兴”。当时正值19世纪70年代，正是袁世凯出场的时代背景。

进入淮军

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传统的人事系统受到了破坏。在汉人官场上，通过科举考试任官的称作“正途”，也就是正规的仕途之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场的被称作“杂途”，也就是走后门的意思。

要想走后门，有很多办法。最普遍的一种叫作捐纳，字面上是捐款的意思，然而其报偿是获得科举的学位和官职，说白了就是买官。买官虽然在清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迅猛的增长。

当然，社会上崇尚的是正途，杂途具有浓厚的阴暗色彩。不难想象的是，那些买官的人难免会由此而感自卑。

从最客观的角度来看，科举是对儒教经典和其注释的死记硬背，就算是通过了科举，也不能判断其人是否有能力。至于这些人能否担当重任，就更是无从得知了。

因此，即使传统的选拔人才方法能在平时起效，在非常时期也只能起到反作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人才，而正途并不能保证充分供应这些人才。于是，从杂途录用人才的方式逐渐增多了。

这一情况在军务上表现最为明显。当时最紧要的是维持治安，其中必不可缺的是具备实力的军队，其主力则是由督抚掌握、平定了内乱的义勇军。督抚为了维持并加强军力，在其管辖的地区训练军队，筹集军费，并制造西式武器。中国的学术界一般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

由于这类任务并不包含在以往的官僚制度当中，一些通过杂途进入官界的特殊人才就这样得到录用。因此，当时最大最强的义勇军——李鸿章的淮军，是拥有这种特殊人才最多的机构，也是形势使然。

看透了科举正途的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投奔到了淮军分支的吴长庆门下。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省庐江人，从淮军创建初期就是得力干将。他原本在老家组建警备队打仗。李鸿章的淮军，正是安徽省这些众多的集团集结而成的。吴长庆麾下的军队取了他名字中的“庆”字，被称为“庆字营”或是“庆军”。这也是惯例，比如刘铭传的部队叫作“铭字营”或“铭军”，充分体现了其私人军队的性质。话虽如此，吴长庆对统帅李鸿章很是顺从，每逢战役必定率军跟随其后。

1880年，吴长庆立下军功，被提拔为浙江提督。虽然是浙江省的汉人中职位最高的武官，却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他的实际任务是，将其麾下大约3000人的核心部队驻扎在山东省的登州。登州是坐拥北部开放口岸的要地，吴长庆在此维护治安。

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叔叔、养父袁保庆是结拜兄弟。这是因为吴长庆的父亲在庐江老家和太平天国交锋时，袁保庆曾经派出援兵相助。前面已经提到过，袁保庆去世时，吴长庆亲自为其下葬。想必养子袁世凯也是由于这一缘故，才进了吴长庆的部队吧！

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庆军驻扎的登州，就任“营务处会办”一职。字面很难理解，实际上相当于一名参谋。这一年他虚岁23岁。光看年龄的话，就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一样。

参军是当时无法走上正途的子弟们普遍的想法。依靠关系找一份差事，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因此，袁世凯的就职和参军，也并无特别之处。即便如此，在此期间，他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崭露头角，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这个时期进了驻扎在登州的部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个幸运儿。然而，能够把握住这一良机并充分发挥，却是只有他才具备的才能。

天赐良机指的是什么呢？是指隔着黄海与山东半岛遥遥相望的朝鲜半岛的局势。袁世凯的飞黄腾达之路，就始于这段渡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