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户福利来源研究

一、土地保障与农户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承载着农户的一切，是农户最主要的福利来源。罗必良（2013）、黄宏伟和胡浩钰（2019）认为，土地对农户具有福利保障功能。贺书霞（2013）认为，土地是农户生、老、病、死的重要依托。在非农就业渠道不畅及非农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土地被视为农户的“保命田”（王瑞民，陶然，2016；王义博，2019）。土地不但是农户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户基本的生活保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使土地实现了“均分制”（何旭开，董捷，2008；朱雨桐，郑宇，2019），也导致土地逐渐“福利化”（温铁军等，2011）。土地给农户带来生产性收益，能为农户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邱幼云，2014；邹宝玲，罗必良，2019）、社会保障（姚洋，2000；李永安，2013；许庆，陆钰凤，2018）、就业保障（陈美球等，2008；贾甜甜，2016）、财产性保障（Thomas, 2003；Besley & Burchardi, 2012；刘可等，2016）。农户应获得土地增值收益（黄小虎，2012；刘守英，2014；姜海，陈乐宾，2019）。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户因土地流转而获得利益（Deininger & Nagarajan, 2008；Chamberlin & Rickergilbert, 2016；张兰等，2017）。农户凭借承包权获得收益，使农户福利从过去的生活福利转变为一种权利福利（乜琪，2016）。土地对农户的保障是一种原始的保障形态，是农户养老的最后一道防线（曹雷，2013；徐志刚等，2018），土地与农户的关系是血浓于水。

二、制度保障与农户福利

制度性保障是由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谢琼，2013；王延中等，2016）。对于农户的社会保障来说，我国政府的主要制度安排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是一种介于“最低生活保障”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李倩，张开云，201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被征地农户的养老问题异常突出。自2002年起，全国已有27个省制定了被征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温海红等，2013）。但是，大量的被征地农户仍然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供给（邓大松，丁怡，2014；郝丹，陈晓东，2017），具体表现为参保率较低。根据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的调查数据显示，陕西、甘肃、宁夏的12个市（州）被征地农民的实际参保率仅为22.4%（黄厅，张希斌，2017）。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在各地的主要做法有：政府主导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崔宝玉，谢煜，2015；王云华，2019），纳入新农保（武心天，2011），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贺鲲鹏，2016）。目前，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上海“镇保”模式（晋洪涛等，2010；章惠琴，2013）；二是北京“城保”模式（殷俊，李晓鹤，2009；王园园等，2016）；三是青岛“农保”模式（冼青华，2011；武心天，2011）；四是重庆“商保”模式（温海红等，2013）。从各地方实践来看，尽管各地差异性很大，但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温乐平，2010），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实行“即征即保”机制，大大提高被征地农户的满意度（周建再，代宝珍，2016）。在武汉市，被征地农户可以从新农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中，实现“三选一”（宋明岷，2010；殷俊，陈天红，2014）。

（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作为我国的一项惠农政策，2009年9月，我国新农保制度建设进入试点阶段。2012年9月，我国农村实现了新农保养老金制度全覆盖目标（钟涨宝，韦宏耀，2014；陈起风，2019）。研究成果显示：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作用（Kumar, 2003；Overbye, 2010；秦昌才，2019）。从新农保的执行效果来看，尽管存在农户个体差异（陈浩天，2014；魏浩宇，宋喜，2019）、参保意愿差异（郝金磊，贾金荣，2011）、参保行为差异（王永礼等，2012；钟涨宝，聂建亮，2013），但它对改善农户福利水平已产生了良好的制度绩效，这一点毋庸置疑（薛惠元，曹立前，2012；张晔等，2019）。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新农合。作为我国的一项民生工程，新农合自2003年实行试点以来，覆盖面逐年扩大。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达1.30亿。研究成果显示：新农合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医疗支出（Wagstaff，et al, 2009；Babiarz，et al, 2012；张微宇，乐章，2015；赵一墨，甘勇，2019），对农户的医疗保健产生了积极影响（王新军，郑超，2014），农户的满意度比较高（魏凤，金华旺，2012；刘畅，2018）。然而，这一政策具有“亲贫性”（Lanjouw & Ravallion, 1999；Jalan & Ravallion, 2003），即对于贫困农户来说，受益率更高（卢洪友，刘丹，2016；展胜等，2019）。

三、其他保障与农户福利

为了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底线公平”，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自2007年7月起，我国全面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毕天云，2017），对农村脆弱群体实施反贫困福利计划（李振刚，2016；苏昕，赵琨，2019），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绩效。有学者认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可能导致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依赖”（段美枝，2010；慈勤英，兰剑，2015），建议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瞄准机制”（Coady，et al, 2004；王增文，邓大松，2012；詹国辉，张新文，2017），采取积极福利政策来防止“福利依赖”现象蔓延（Gilder, 1981；Edwards, 1987；郭劲光等，2019）。例如，建立就业援助制度（Zippay, 2002），通过“工作救济”提高有能力的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李乐为，王丽华，2011）。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户减贫工作发挥了政策“兜底”作用，形成了良好的脱贫效应（宁亚芳，2015；胡思洋，2017；杨穗，高琴，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