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封锁”中的男女
如果说佟振保的性格反映了洋场社会上“理”与“欲”的冲突的话，那么《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这个人物表现的是“情”与“欲”的冲突。如同振保并非生性淫乱一样，柳原也不是生就的放荡种子。他刚回国时，见到的一切使他失望，渐渐地往堕落的路上走。他爱流苏，实为欣赏古中国情调。他坦白地对流苏说，难得碰到你这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含义是没有被洋气熏过的“古代”美女。仅从流苏对婚姻的态度看，她的确很守旧。她处处以婚姻而不是以爱来考虑两人的关系，她不喜欢柳原的捉迷藏游戏，只愿有一个终极性结果，“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她看重贞操，她的未失身便等于未便宜了对方的哲学也可以简洁地证明她的旧观念。一个洋气十足的华侨喜欢一个旧派女子，也许可以解释成为了换个口味，但确也包含着爱的成分。然而洋场生活腐蚀了他，他一会儿是高等调情者，一会儿又是老实的恋人。他习惯了洋场上的装假做爱，真情假爱，难以分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有工夫恋爱。”“恋爱”与“谈恋爱”的区别，也可看作是“情”与“欲”的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一种内心分裂。欲是情的生理基础，是情的最底层的决定力量，情是欲的升华和补充。现代观念认为“恋爱”的完美形成是二者不可分割的结合，并在社会的实际情形下通过法律和舆论的形式予以肯定和保护，从而指向婚姻与家庭。恋爱就是两心相悦，两身相许，它无所谓技巧，它既是过程又是目的。“谈恋爱”与“恋爱”的区别就在一个“谈”字，“谈”则意味着恋爱是一个区别于婚姻的独立阶段，是婚姻之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谈”就是一种方式，一种技术性工作，因此它给某些人提供了一个寻花问柳的借口，一种玩弄异性的机会。他们可以以“谈”为名目而永远停留在这一阶段上。范柳原式的男人，在花花世界浸泡得太久，他们的感情已不纯净，对别人的感情不愿当真，也难以当真。他们深谙“谈”的技巧，或以语言挑逗，或故意让女性吃醋，或当众放肆狎昵背后故作正经，或在独处时随意轻浮当众道貌岸然。这就是张爱玲之所谓“高等调情”。它既不像恋爱那样郑重认真，亦不像狎妓那样粗俗下流，也不像姘居那样有实无名。它是一种爱情游戏，是上流社会的屡入情海而又无聊空虚的男女之间的一种不健全的身心运动。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好几处写到振保和娇蕊的调情方式，如关于“犯法”的试探，“心如公寓，谁都可住”的对谈，过于娴熟的接吻等细节十分精彩。在《倾城之恋》中更是将主要笔墨放在范柳原的高等调情上。两人在香港第一次跳舞时关于好女人与坏女人的谈话，柳原突然对别人说白小姐头痛要先送她回家，宣称自己爱玩有钱玩可又要流苏懂得他，对她说跟她在一起爱做各种各样的傻事，又突然冷落流苏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突然一个电报把流苏召回，月亮下打电话谈情说爱，等等，都是很俏皮的段落。
范柳原的花花公子性格似乎定了型，不可改变，但他仍有真情，这是他惟一的一堵墙。他说：
似乎等不了那么久，香港战争爆发了，无论什么人都共同面临着生死、饥饿。他们齐整整地站在人的底线上了，这一对男女结婚了。“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有人不能理解一场战争使二人结为夫妻，以为这是作者的突兀之笔。作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一场战争毁灭了高等调情的场所，洋场气氛淡化了，洋场文明如何不收敛些？质朴的生活逼迫了他们，一对自私的人才能结合。假若没有战争，尽管柳原对流苏有情，但流苏永远只是他的情妇，而柳原永远只是一个爱匠而不是爱人。
从《倾城之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现实面前是多么无奈，不堪一击。
《倾城之恋》中爱情有了明确的收尾，而《封锁》中男女故事却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它写的是封锁时期一辆电车上的短暂故事。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助教吴翠远，同乘一车，但素不相识，本无故事可言。但一个偶然的因素（侄子的出现）使吕坐在吴的旁边去了。两人逐渐谈得投机，并且有了那么一点相爱的意思，甚至还谈到了婚姻大事。封锁开放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挤到人群中不见了，他走了……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眼望见他遥遥地坐在他原先的位置上了。她震了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一场偶然的恋爱，一个无情的结局。粗看起来不可思议。但这一结构却大有深意。“封锁”提供了一个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非历史状态”。一个非常态社会角色让位于内心角色，道德律令让位于情感律令，超我让位于本我，道德退到幕后，职业失去了意义。在封锁中，只有爱情，没有婚姻，只有纯粹的人：男人和女人。“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底细的女人，他是一个单纯的男子。”封锁内外是两个迥然有别的世界。吕宗桢有家庭，有事业，但他连每天为什么要上班、下班后要回家都不明白。吴翠远是一严肃得过分、平淡而无生气的女性。但他俩在一个与世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相爱了。封锁期间的他俩与在尘世中生活的他们判若两人，坠入爱河，焕发了活力。但一旦封锁开放，他们又不得不继续扮演着原来在尘世中的形象。纯洁的情如美丽的昙花，刚开即逝。作者通过封锁期间与开放以后的时空变化，表现出尘世与纯情的对立。封锁期间，正是一个纯情的世界。
与这一对立相联系的是好人与真人的对立。“好人”是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形象，它体现为道德评价。但这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扼杀着人的七情六欲，扼杀着人的丰富矛盾的生命力。可见好人并不等于真人。毫无疑问，“好人”标准有其现实合理性。“世上好人比真人多”，但人类文化并未完全适应和发展人的丰富的本质，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仍然难以调和统一。“文明及其不满”仍是人类孜孜以求但悬而未决的高难课题。张爱玲的小说表现了这一对立，这是一种难得的敏锐和智慧。
吴翠远是一个好人，她的父母和学生都这样看待她，但她是一个不快乐的好人。父母为好女儿嫁不出去发愁，学生不敢在教师面前讲真话。所以当她在电车上与行为颇为奇异的吕宗桢萍水相逢时，她感到了快乐。“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好人的道德标准通常是正直、诚实、勇敢、聪明等，但在文化道德的压力下，诚实有时带有被动性与强迫性，也就并不诚实了，诚实的人也就不等于真人了。
当他们是纯粹的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他们相爱了。而一旦谈到婚姻这种惟一被社会肯定的保持相爱的形式、这种社会需要时，种种世俗的考虑就来干扰了。为了气气家里的好假人，吴翠远宁可去做一个“坏”的真人，但宗桢退缩了。翠远暗道：
为了做好人，谁也不稀罕情感，人间充满了这种愚蠢的浪费。做好人难，做真人更难。吴翠远的哭泣，是真人对好人的哀歌，还是好人对真人的悲歌呢？
有家庭而无爱情，有爱而不能与相爱的人结合，这是婚姻与爱情的对立。
尘世与纯情，好人与真人，婚姻与爱情，作者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尖锐对立的世界。文化束缚了人性，现实不给情感一席之地，好人与真人作对，婚姻与爱情冲突，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世界啊！作者正是基于这种荒谬感表现出这种荒诞性的。
毫无疑问，构思的精巧，心理描写的微妙，表现内容的深切，使这篇不足六千字的作品足以被视作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