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与民族融合
从西晋末到刘宋初,为304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的时期,也就是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由黑龙江区域迁徙出去的拓跋鲜卑唱响了民族历史的最强音。
一 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
五胡十六国时期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有七个,他们分别为:一是慕容皝于337年建立的前燕政权,初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又迁都蓟(今北京西南),三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据有今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的一部分,370年被前秦所灭;二是慕容垂建立于384年的后燕政权,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州),据有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辽宁的一部分,407年被北燕所灭;三是慕容泓于384年建立的西燕政权,初定都长安,复迁都长子(今山西长治),据有今山西一带,394年被后燕所灭;四是乞伏国仁于385年建立的西秦政权,都苑川(今甘肃榆中),据有今甘肃西南部,431年被夏所灭;五是秃发乌孤于397年建立的南凉政权,初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复迁都乐都(今青海乐都),据有今青海一部分和甘肃西部,414年被西秦所灭;六是慕容德于398年建立的南燕政权,初都滑台(今河南滑县),复迁都广固(今山东青州),据有今山东、河南的一部分,410年被东晋所灭;七是拓跋猗卢于315年建立的代政权,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76年被前秦所灭,386年拓跋珪复建北魏政权。在由鲜卑人建立的七个政权里,拓跋鲜卑存在的时间最长,其从310年拓跋猗卢同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结盟,共同对抗石勒,被西晋封为大单于、代公,315年又建立代国,置百官建立代政权起到534年北魏开始分裂为东西魏止,历时200余年。它之所以没有像其他鲜卑政权走马灯般的“旋兴旋灭”,北魏孝文帝时的汉化运动应该为一主要原因。
二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北魏政权建立后,孝文帝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掀起了汉化运动。汉化运动也就是通过各种措施,强制促进民族融合推行封建化。而实际上,鲜卑族众的民族融合早在其西进南迁的途中就已经发生了。由于迁入草原的鲜卑人与匈奴残部杂处婚媾产生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在阴山以北出现了以高车为养父鲜卑为养子的乞伏鲜卑,与南匈奴单于之后宇文氏、慕容氏结合衍生出宇文鲜卑、慕容鲜卑等。这些,都是人口迁移引发的民族融合。
另外,由于拓跋鲜卑军事上的胜利,胜利者经常从中原与蒙古草原强制性地迁来大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如《北史·魏道武帝纪》记载:“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鲜卑慕容氏)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纪》记载:“永兴五年(413)七月,前军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而旋……八月甲寅,帝临白登山,观降人,数军实,置新人于大宁(今河北怀安县东南),给农器,计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纪》记载:“泰常三年(418)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北史·魏太武帝纪》:“神麚二年(429)四月,车驾……蠕蠕(柔然)……绝迹西走。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沽源县东南滦河),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经过如此强制性迁移的一系列移民,在东起濡源,经大宁,越代郡、阴馆(今山西山阴县西南),西至五原、阴山、稒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的塞上“分土定居”。
不同民族在相同环境下杂居,给民族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因为他们之间相处得越久,维系民族联系的“宗”的血族性质就越弱,代之是“党”的地域性质越巩固。而氏族组织向地域组织的转变,就是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过程,也就是他们间相互接受的过程。正如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二阶段,是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量南迁。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封建化。”[23]
如果谈到鲜卑族众的民族融合,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是功不可没的,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如政治上的迁都、改革官制,经济上的均田制、减租赋等,为其汉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在民间推行汉化的具体措施
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中真正在下层社会起作用的是那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社会习俗的变革,它广泛又深远地影响着北魏社会的方方面面。
1.禁鲜卑语
北魏初定中原,操着本民族语言的统治者号令着各族人民,为宦于各级政府的汉人仕者,或习鲜卑语或置“传译”以应官场之需。但鲜卑语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表达远逊于汉语,农耕文化的一些词用鲜卑语言根本无法表达,加之鲜卑人口较汉族人口少,统治者的强权在汉文化的强势面前变成了劣势。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面对鲜卑语言的尴尬境地,索性下令禁用鲜卑语与其他各族语言,以汉语为北魏社会唯一通用的“正音”强制推行。对此史载:[24]
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依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25]
2.禁胡服
拓跋鲜卑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右衽,迁都洛阳前都把袴褶(胡服)作为朝贺大会的礼服,为此孝文帝指派专人议定衣冠,并因服制未定下诏停止了太和十五年(491)、太和十六年(492)小岁贺和元旦朝贺。太和中,制定了官吏的冠服,对大抵模仿南朝妇女的服饰也有了规定。下面是孝文帝与官员的对话,从中可见其对禁胡服的关切程度:
高祖曰:“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邑以来,礼教为日新以不?”澄对曰:“臣谓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祅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者,斯之谓欤?可命史官书之。”[26]
3.改鲜卑复姓
《说文》注释:“姓,人所生也。”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是母系氏族社会有相同血缘关系人群的标志。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的过渡、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化、家长奴隶制向封建社会制的进步,自然地使孝文帝这样的政治家在汉化运动中消除鲜卑民族所存在的一切落后东西,尽快地融入汉族中去,主要办法是把鲜卑民族多缀语的复姓改成汉字单姓。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跋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兰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27]
4.禁止鲜卑同姓通婚
中原社会从西周时起,便遵守着“同姓不婚”的原则。因为在上古时期同姓必同宗,出于生理和伦常两方面考虑故实行同姓不婚。《国语·晋语》中载:“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亦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运动就是向先进文化看齐,太和七年(483)诏令曰:
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釐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28]
5. 推行不同民族间的婚姻
民族融合仅有本民族间同姓不婚的原则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融合是血统上的融合。故而,孝文帝在禁止鲜卑民族同姓通婚的同时,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而且积极在上层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间的婚姻。对此史载: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权贵,所结姻连,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受高祖所责。诏曰:“夫婚姻之义,曩叶攸崇,求贤择偶,绵緜代斯慎,故刚柔著于《易经》,鹊巢载于《诗》典,所以重夫妇之道,美尸鸠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后昆者也……以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29]
正是北魏孝文帝在中原地方掀起的鲜卑族众汉化运动,通过禁鲜卑语、禁胡服、改汉姓、禁同姓婚、推行不同民族间的婚姻等措施,鲜卑族在自身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缩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逐渐消除与其他民族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统一。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就是想说明黑龙江区域先民鲜卑族众“南迁大泽”“九难八阻”,历时近400年完成了民族迁徙,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终由塞外西进南迁的鲜卑族众归宿何方,能否将典籍史料记载与当代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结合,并且尝试做一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