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渤海国的四迁其都与发展
在渤海国存续的228年历史中，为图自强发展国都曾几易其址。而每一次迁都，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进而导致人口迁移，使渤海国域内社会有了普遍发展，史载：渤海国特产“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绸，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33]。这些种植、养殖、手工业产品的出现并在一定区域内享有盛誉，表明了渤海国经济的长足进步。
一 初都东牟山
698年，大祚荣建立靺鞨国，“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史称此城为“旧国”，是渤海早期的王都，其范围是以东牟山城为重心的今吉林省敦化盆地一带。其城山子山城（东牟山）、敖东城遗址、永胜遗址、寺庙址、六顶山古墓群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等文化遗存，验证了靺鞨国开国之初的简陋与艰辛。我们既然同意“旧国很可能是个较大的区域性概念”，就有理由将区域内的文化遗存一一述来。
城山子山城，位于敦化市西南12.5公里处的一座海拔为600米的孤山上，北侧是牡丹江支流大石河，在半山上随山的走势建有周长为2000米左右呈椭圆形的城墙。刘忠义、冯庆余先生著有《渤海东牟山考》，他们认为“这里就是大祚荣建国时的东牟山”，其根据为：一是地理位置符合“东牟山在营州东二千里”的史料记载；二是城山子是肃慎后裔挹娄故地，与《新唐书·渤海传》中的“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相吻合；三是史料中有“以其所统为忽汗州”的记载，忽汗州以忽汗河为名，而忽汗河即今天的牡丹江，城山子山城就在牡丹江支流大石河的北侧。另外，在山城内还有演兵场，并有铁矛、铁刀、铁镞等文物出土，说明这里曾有重兵驻防，可为大祚荣“树壁自固”的佐证。[34]
永胜遗址，位于敦化市南8公里处的冲积平原上，距城山子山城5公里，距六顶山古墓群3公里。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700多米，周长为3400米。遗址中心有数座建筑遗迹，出土了一些唐代铜钱。“在建筑址上，采集一块瓦当，从残留的纹饰迹象辨认，近于饕餮纹。这种瓦当，在六顶山第一墓区曾出土一完整件，直径14厘米、厚2厘米。”“笔者还采集到一块红褐色的绳纹板瓦块，与在六顶山渤海国墓群附近采集到的瓦块相同。这样的瓦块可以肯定是渤海国初期的瓦块，而不是辽、金时期的滴水（檐瓦）。”[35]“永胜遗址被认为是敦化市规模最大的渤海国早期遗址。在永胜遗址东北3千米处就是六顶山渤海国古墓群，按中国古代王陵在北，王都居南的惯例，永胜遗址最符合这个条件。”[36]
敖东城遗址，位于敦化市南牡丹江左岸的盆地上，亦谓鄂多里城。敖东城遗址为长方形，有内外城之分，内城为正方形，边长80米，外城长400米、宽200米。遗址清理有炕灶，粗砂砾、泥质陶片，铁镰，铁釜，铁镞，唐宋钱币等。有学者据此认为：“敖东城是渤海国的古城址，辽金时曾沿用。”[37]而“牡丹江流经的谷道是当年旧国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之间的通路，这一带发现的山城和‘二十四块石遗存，反映了渤海首府的防御体制和前期王族归葬旧国的一些风习……’1949年在敦化六顶山发现的贞惠公主墓，是渤海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认识渤海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贞惠公主是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的女儿，墓中出土有石狮、墓碑、玉璧、鎏金铜器和陶器等许多珍贵文物。石狮的造型与唐乾陵前的石狮非常相象，只是形体稍小而已。墓碑是用唐代标准的楷书刻制的一篇骈体文，立于780年，是今存唯一的渤海石刻文字，证明渤海使用汉字，擅长书法，谙习中原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碑文还使我们得由确定，六顶山墓群是渤海前期王族的墓地，敦化敖东城是渤海前期都城旧国的所在地”[38]。而“贞惠公主陪葬于珍陵之西原。渤海史学界多认为珍陵为大钦茂之父、贞惠公主的祖父大武艺的陵墓，即敦化六顶山墓群的第一墓区的六号墓。著名东北史学家王承礼先生认为：‘就像唐永泰公主李仙蕙陪葬在祖父唐高宗李治的乾陵一样，贞惠公主也是孙女陪葬祖父’”[39]，验证了“六顶山墓群是渤海前期王族墓地”的推断。
通过对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敖东城遗址的阐述，我们更加赞同“‘旧国很可能是个较大的区域性概念’的判断，认为‘旧国’应是指渤海国迁都中京前的政治中心，而不是单指某一城”这一见解具有准确性。由此，是否可以做如下推断：大祚荣率领“东奔”队伍至东牟山后，依照山势“树壁自固”，构建了用于防御的军事堡垒？而随着与唐王朝关系的改变，即接受册封与称藩于唐，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减少，地处孤山的都城农田不足、产品有限，无法满足军需民食的供给，严重迟滞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将都城从山城迁往地处盆地的敖东城已成为必然。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敖东城晚于城山子山城，而永胜遗址则是一水路交通便捷、利于发展的平原城。渤海国以这一区域为都城约50年，经历了渤海高王大祚荣时期、武王大武艺时期及文王大钦茂早期，渤海国初期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彰显了“旧国”在渤海国228年历史上的奠基作用。
二 迁都显州
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渤海国第一次迁都。《新唐书·地理志》载“显州，天宝中王所都”，说明在742—756年的某年间，渤海国国都从东牟山迁到了显州。显州位于渤海“旧国”东南方，即今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遗址。关于渤海国迁都的历史背景，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1.大钦茂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经过了大祚荣、大武艺两代人近40年的努力，到了第三代王大钦茂时其国力已远非昔日可比，其疆域明显扩大，渤海国成为东北亚势力角逐中不可小视的新生力量，但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连年的彰显武力让“黑水臣服、新罗畏惧”，同时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使民众承受沉重负担而怨声载道，潜在的社会危机时时威胁着渤海国政权。大钦茂即位后，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韬略一改高王、武王时对外诉诸武力的扩张政策，强力推行“文治”，在全国“偃武修文，锐意改革，事唐恭谨，全面唐化”。为了摆脱常年鞍马征战、恃功自傲的武官的控制与干扰，大钦茂决定迁都避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巩固内部统治的好方法。
2.国都新址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与方便的交通条件
渤海新迁的国都位于吉林延边自治州和龙市东北25公里处的西古城，今天的地理坐标是东经128°22′42″—129°24′17″，北纬41°59′44″—42°57′15″。西古城地处长白山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西部多高山峻岭，西高东低，南岗山脉横亘中部，中北部河谷盆地海拔为500米，最低处海拔为250米。地貌类型分为山区、丘陵、台地、谷地、河谷平原，开阔的海兰江冲积平原更加满足新王都发展的空间需求。据对国都新址的考古发掘，其遗址由外城和内城两部分组成，在内城的中部和北部发现呈“T”字形排列的5座宫殿址，清理出3组建筑基址及其附属建筑。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独立又彼此相接成为同一建筑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渤海人的建筑理念中，借用了中原土木工程注重平面布局组合的建筑传统。”[40]1971年在和龙西古城南4公里的河南屯古城中清理了一座夫妇合葬的渤海贵族墓，出土了大量贵重而精美的黄金制品，其工艺、形制、花纹和风格都与今西安一带出土的唐代金制饰物相似。“对照史书记载，唐朝最高统治者曾多次将‘紫袍金带’赐赠渤海王室贵族，这批华贵的金器很可能来自中原。”[41]另外，国都新址的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加强了渤海国与唐朝、日本、新罗的交往。利用临近出海口的便利条件加强与外界交往，也是渤海国迁都的原因之一。
3.国都新址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渤海人口经过了高王、武王时期的发展，其数量已由“靺鞨国”时期的“户十余万，胜兵数万”，增长到专家推算的“当时人口至少在70万以上”。武王之世，“斥大土宇”，虽然其穷兵黩武的过程对人口是一种损耗，但新划入地方的人口也不断加入渤海国编户，所以“当时的人口也该远远超过100万以上，似至少在120—130万之间”。[42]人口的快速发展，对粮食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而海兰江冲积平原的土壤、气候、水资源等非常充足，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事实上，“渤海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把中京显德府开发建设成渤海国时期的三个主要的农业地区之一”[43]。
三 二迁上京龙泉府
然而，颇费周折的迁都之举后将显州作为渤海国都也就短短几年光景（749—756年）[44]，周边形势的骤然变化迫使大钦茂做出了新的选择。天宝末年（756），渤海国第二次迁都。《新唐书·渤海传》载：“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忽汗河即今牡丹江，上京龙泉府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关于此次迁都，学界的认识较为统一，其基本观点可用下引文字表述之：
天宝末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欲取天下。当时，日本的淳仁天皇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也怕祸及日本并做了防范。与唐地接壤的渤海，为了躲避战乱，把都城迁到更远的地方，也是其重要的防范措施。加之上京龙泉府所处为一盆地之中，四周群山环抱，是一处理想的军事战略要地。而肥沃的土地及附近的忽汗河（牡丹江）、忽汗海（镜泊湖），也是利于农作的有利条件。渤海的第二次迁都是适应当时的形式及渤海长远发展的举措。[45]
渤海国在存续228年的历史上，先后以上京龙泉府为国都达160余年之久（756—785年、794—926年），虽然其间有所断续，但如此长时间的国都经营，对黑龙江区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况且渤海遗民也多从这里迁出，故在后面用专门章节予以介绍。
四 三迁东京龙原府
唐贞元时，大钦茂“东南徙东京”，第三次迁都。“贞元”为唐德宗年号（785—805年），而大钦茂死于贞元九年（793），故可推断迁都时间应在785至793年。“经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基本认定此次迁都应是贞元初年的785年。”[46]785年，渤海国都由上京龙泉府迁到东京龙原府，东京龙原府位于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遗址。关于此次迁都，多数人认为大钦茂是为了谋求向海上发展，“以尽收鱼盐之利”，更是为了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如此选择亦因形势所迫，当时的态势是：西有契丹掣肘，北面气候严寒不利于农业发展，南有新罗阻挡，而东濒海既可联系日本，又有取之不竭的丰富资源。东京龙原府虽然为渤海国都的时间不长，但唐朝先进文化在这里有着尽致的体现。1972年，东北史学家李健才先生踏查珲春濒海古城，其在调查考证中写道：“在八连城内，渤海瓦块很多，多是印有文字的灰色板瓦和手指斜押纹、圆圈纹板瓦，以及绿釉筒瓦残块……其形制以及出土文物，和宁安东京城、和龙西古城子基本相同。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八连城在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的东南，‘东南濒海’和文献所载渤海东京龙原府的地理位置相符。”[47]1980年发现了大钦茂第四女贞孝公主墓，仅以其墓志18行，728字论，涉及儒家典籍达数十种之多，运用中国传统经典娴熟自如，可见儒家文化在渤海国内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推崇。
五 复还上京龙泉府
793年，渤海国国王大钦茂病逝，因继承王位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斗残杀。《新唐书·渤海传》对此载道：“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根据这一记载分析，渤海文王大钦茂死于793年四月十八日，“族弟元义立一岁”也就是794年，是年应该是大华玙的即位之年。虽然大华玙在位时间不足一年，但其“复还上京，改年中兴”之举，酿就了渤海国于此132年的存续史。关于大华玙“复还上京”的作为，有学者分析原因道：
一、从地缘政治考虑，上京龙泉府更适宜为都。渤海国的南方和北方，分别是强大的唐和突厥，东南方的新罗虽然相对弱小，但已立国数百年，根基深厚，且有唐的支持，亦不可小视，只有北方和东北方尚有发展的余地，而上京龙泉府地处渤海版图中心。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又适宜为都，有利于对渤海全境的控制，可保证渤海的长治久安。
二、与日本的交往的形势有了改变。上京龙泉府与东京龙原府相比，遣使去日本要远一些，但到文王后期，渤海遣使聘日受到了日本的种种限制。日本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对渤海通使期限、入境地点、国书格式等严加限定，因此，双方通使次数越来越少，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使东京龙原府在渤、日交往中的地理作用也随之降低。
三、为了避开大元义残余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48]
这是屡次迁都的渤海人最后一次迁都，经历过形势逼迫、出于无奈、谋求发展、欲与争先的渤海人终于安定了下来，在此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华彩篇章。虽然每一次迁都，都是政治家做出的抉择，但在客观上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如在渤海国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都曾为国都，但这都是作为国都以后的称谓，在其以前或者是名不见经传的乡里，或者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因某种原因而中辍，而再度发展崛起完全是成为国都以后的事情。例如，渤海国五京制度的实施，是其学习、引进唐朝先进制度的结果，其中也与渤海国的屡屡迁都有关。故而有学者指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渤海国虽然已迁都至中京显德府，但并未以‘中京显德府’相称，而是称为‘显州’；同样，虽然已迁都至上京龙泉府，也未以‘上京龙泉府’相称（以何相称待考证）。”[49]如此表明，是迁都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另外，每一次迁都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关于渤海国各京、府、州、县具体的人口资料我们无从考证，所谓“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仅限于推论。可以试想，国都迁移，与之相随的必有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政权机构的迁移，仅此就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口迁移队伍。根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的渤海国官制，“官有宣诏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居之。中台省，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仆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义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仓、膳部，部有郎中、员外；右六司，智礼信部，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官。中正台，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正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属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监。令、监皆有少。太常、司宾、大农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监有监长。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而在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志长编》中，除此之外另有：“武职凡十卫、补内官（太尉、司徒、司空，长史，兵署少正，和干苑使，检校官）。补外官（都督，节度使，刺史、县丞）。杂职（押靺鞨使，虞娄蕃长，押衙官）。出使职（大使、副使，大判官、少判官，大录事、中录事、少录事，译官，品官，首领）。文散阶（紫绶大夫、青绶大夫、英绪大夫）。武散阶（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云麾大将军、归德将军、忠武将军、宁远将军、义游将军）。勋官与五等爵（上柱将，开国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仅此吏员队伍规模已相当可观，但“吏员队伍规模”绝非仅此，如正堂部下属“六部十二司”皆为其分支机构，而其下另有具体职能部门履职执政；又如，诸台、寺、院、监、局、署等中枢机构下，还有相应机构的建制。例如，在渤海太常寺下没有其他的机构设置，“但诸如太庙、诸陵、太乐、太医、太卜的职事不可能完全没有”[50]；又如，巷伯局等同于唐朝的内侍省，其下应辖有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等官，渤海国的巷伯局尽管有所简化，但也不至于仅此而已。另外，在迁徙队伍里，还应有大小吏员人数不等的家眷、家丁、奴仆、用人随之。对于这种迁都产生的移民队伍，用“浩浩荡荡”“络绎不绝”“前后不得相望”来描述似不为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