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有关概念
为减少不必要的各自对某些词语理解的范畴定义不同而导致的麻烦，明确本书谈论问题的内涵及外延，故在此处加以申述。
一 战国
据杨宽先生考证，“战国”这个名词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但到西汉末期刘向辑录《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名称。[16]历来学者多认为战国的下限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时，但对战国时代的上限看法不一，依据不同的标准提出种种异说：以《战国策》载智伯灭范氏事件为标志的公元前490年说；以田常执政齐国为标志的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说；[17]以田氏代齐作为战国起始标志的公元前475年说；以三家分晋为起始标志的公元前403年说；等等。[18]笔者倾向于认为以《战国策》所记载事件的上限公元前490年作为战国时代的起始更为合理。因为战国时代本是以《战国策》而得名，所以以其所载之事为战国时代之上限也合情合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春秋战国之交的令书制度发展并不是突变式的，而是渐变式的，所以采用这种时代分期方式只是为了便于研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不能将春秋与战国完全以一个确定的、绝对的标准时限分割开来，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规律。
二 令书
据笔者所见史料，“令”“书”二字合称为“令书”，且作为专有名词使用，是在南朝刘宋时期，专指太子所下的书面命令，“其时皇太子监国，……若拜诏书除者如旧文。其拜令书除者，‘令’代‘制诏’，余如常仪”[19]。到了隋时，似乎皇太后、皇后等人所下命令，亦可称为“令书”，所谓“皇太后玺，不行用，若封令书，则用宫官之印。皇后玺，不行用，若封令书，则用内侍之印”[20]。不过本书题目中所说的“令书”一词，并非此意，它是“命令文书”的简称，其中“令”取“发号也”[21]之意，指上对下或指向自身的命令性指派；“书”取“著于竹帛谓之书”[22]之意，泛指写有字的物品[23]。令书具有以下五个特性。
（1）命令性。它是令书的基本属性，也是对文书进行定性的根本，如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云：“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24]所以判断一件文书是否为令书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看文中是否含有或附带有命令信息[25]。以载有战国中山国王所下墓室制作规范命令的《兆域图铜版》为例，“王命贾为逃（兆）乏（窆），阔
（狭）少（小）大之
（
），又（右）事者官
之，
（进）退逃（兆）乏（窆）者，死亡（无）若（赦），不行王命者，
（殃）
（连）子孙。亓（其）一从，亓（其）一
（藏）府”[26]，是说中山王命令贾负责规划墓室的尺度，并让右事官画下来，如果谁敢更改建造的尺寸，罪死无赦且要殃及子孙，带有明显的命令意味。
（2）强制性。它是令书得以实现其所载命令信息要求的保障，有的令书甚至在其正文内容中即有所表达，多表现为某种处罚性的措施描述。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载：“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27]是说用牛耕田使牛瘦了或者在考课之中成绩低劣的主事者要按规定挨受相应的笞打次数。这种以肉体伤害为主的刑事处罚方式是先秦统治者控制臣民的主要手段，即《国语·鲁语上》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28]。
不过，多数令书的强制性内容并不在其文中出现，而是作为一种外部制度保障。秦国洞庭假尉觽向迁陵丞下达的让其“以律令从事”[29]的令书当中就没有处罚内容。这是因为秦国针对未能很好完成任务的人员有专门的法令规定，如“为（伪）听命书，法（废）弗行，耐为侯（候）”[30]，就是说不执行朝廷命书的官吏要被耐为候，因此不需要在每篇令书当中都加入强制执行的信息。
（3）公务性。它也是令书的基本属性之一。这主要针对官吏发布的命令而言，因为对战国各国君王来说，其所发布的命令并无严格的公务与私事之分。他们是各国的权力核心，其对周围人下达的所有命令，都是以其君主权力为后盾的，他可以动用国家权力来决定受令者的生死存亡。因此不仅处理国家大政的命令是公务，处理自身琐碎事务的命令也是公务，如韩昭侯命侍臣收藏自己穿旧了的裤子，侍臣却劝他赏赐给左右，但他说：“吾闻明主之爱，一
一笑，
有为
，而笑有为笑。今夫袴岂特
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31]所谓“帝王无私事”至少在战国之时仍是如此。
但对一般官吏而言，由于离开了核心权力区，其权力已经有了种种界限，所以其下达的命令文书就有公私之分了。而私人文书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如里耶秦简中校长予言给子柏的一封书信，即“校长予言敢大心多问子柏：……今为柏下之，为柏寄食一石
”[32]。大意是校长问候子柏最近怎样，不敢没有赠予，故赠予其一石粮食。校长在信件中称对方为“子柏”，为一般的姓名尊称，并非公务称呼，再结合其较低的权力地位，可知其赠予物品行为为私人属性，此文书为私人文书。
（4）合法性。这是指命令必须以上对下，如《战国策·齐策一》载齐宣王命群臣、吏民进谏之政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33]；或同时指向相同或不同等级，如《战国策·秦策二》载等级差异十分明显的秦武王与甘茂相盟[34]的事件，即“（秦武）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于是与之（甘茂）盟于息壤”[35]。
而那种以下对上的文书，直接指使其上级进行某种活动的文书，即使具有强制命令性，也只能称为“伪令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那种“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36]的统治秩序已经被打破，臣子废立、弑杀君王的现象屡有发生，但礼法的弱化并不等同于礼法的废除。因此，类如田常为齐国臣子时，发布的弑杀齐简公并立新君齐平公等直接指向君王的命令性文书，只可称为“伪令书”；但康公十九年时，“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37]，田和在取得统治齐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对齐康公下达的带有命令性的文书，则可称为令书。不过，称“伪令书”仅是就其合法性而言，其所具有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质及规格等往往具有与“真令书”相同的价值。
（5）文本性。这是指令书要有一定的载体。这本不需要强调，因为“令书”一词本身即包含载体要求，但有些令书种类与载体形制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令书种类，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其特殊的载体形制就没有这些令书种类，如符书、节书。因为在某些符节铭文中，根本看不出来其具有任何命令信息，如《节节》仅有一“节”[38]字，但其与具有调兵之用而在铭文中并未书写具体调兵权力的《阳陵虎符》，“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39]，一样具有令书属性。其铭文的特殊样态，与其使用方式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问题的产生要早于解决该问题的决策，也就是说从发现社会问题到解决该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而决策解决了问题之后，命令信息转化为令书还需要一个制作时间，同时还要有一个令书传达给受令者的周期，在一些比较紧急或需要反复使用令书的情况下，如《新郪虎符》中之紧急“燔
（燧）事”[40]、《鄂君启节》中关税之征收与否[41]，采用一般的决策机制和令书制作方法，显然会影响解决问题的效率，符书、节书即是针对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由于它只是统治者给予持有者的一种更加自由地使用权力的凭证，因此其铭文内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更加概括和笼统。
三 制作
《说文解字》云：“制，裁也。”[42]段玉裁云：“裁，制衣也。制，裁衣也，此裁之本义。此云制，裁也，裁之引伸之义。”[43]所谓裁的引申义，当指其动词用法，即裁剪、修剪等。许慎曰“作，起也”[44]，是讲“作”的本义，《说文解字注》引《释言》《穀梁传》说其有“为也”[45]之意。在古代，“制”“作”二字合用的现象较少，合用之时多表示礼乐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如《史记·礼书》“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46]及班固《典引》“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47]等。而本书题目当中的“制作”是取“制造”之意，是指与战国时期令书制作过程及结果相关的所有要素，既包括令书制作的种类、人员、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质及规格，也包括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