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月 进退
2月3日 京奉铁路山海关铁桥被炸断，传闻系宗社党阻挠南北议和之举。
2月9日 南方提出优待清室之最后修正案。
2月12日 清帝下诏逊位。
2月13日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
2月14日 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设在北京”。
2月15日 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孙中山派出专使迎接袁世凯南来就职。
2月18日 壬子年初一。政府要求民众不过旧历年，但报纸仍旧停刊五天。
2月29日 北京发生兵变。
袁世凯是怎样让清帝逊位的？
被孙中山抢了先手
说到阴历阳历的选择，实际上，远在孙中山回国之前，袁世凯就动过“改历”的念头。
1911年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袁世凯又委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北议和正式开启。就在同一天，清政府的《官报》公开发布上谕，“凡我臣民均准自由翦发，改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据《醇亲王载沣日记》）。由这个举动可见，“袁全权”希图由自己来开创一个新纪元的野心昭然。这一点，有识见的官绅都心知肚明，比如在上海的郑孝胥，在1912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之所以说“惜哉”，是惋惜北方终究比南方慢了一步。
被孙中山抢了先手，袁世凯当然大为恼火。孙中山未归国前，本来南北会谈已经达成了“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南方代表也已多次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不管袁世凯内心作何打算，至少在公开层面，政体仍悬而未决，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都是选项。南方政权内部，也只是讨论由黄兴还是黎元洪当“大元帅”。如果“国民会议”议决采用虚君共和，那清廷只需要交出权力，不需要退位。
哪知道孙中山回国一捣鼓，南方居然自说自话成立了临时政府，选出了临时大总统，接下来还怎么搞？所以袁世凯立即下令停止南北和谈，批准北方代表唐绍仪辞职，并于1月4日电诘南方代表伍廷芳：“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伍廷芳反问：“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设国会议决为共和立宪，清帝是否立即退位？”
照郑孝胥的看法，南方如此悍然不顾此前约定，自成政府，实属不智，17人（每省代表一人）投票就称为“全国公举”，“真可笑杀人也”。他提出：“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
郑孝胥所举之策，袁世凯不会没有想过。只是这样一来，南北定然决裂，这是南北双方的实力派（北如袁世凯，南如张謇）都不愿意看到的。此时各省仍有零星战事：在山西，吴禄贞被刺；在上海，陶成章被刺；河北滦州、山东登州，打成一团。袁世凯的北洋军三心二意，孙中山的北伐军有名无实。
“退位”成为清廷选项
大局到了1月14日突然有了转机，孙中山致电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在此两天前，清廷王公亲贵举行秘密会议，讨论“退位”的可能性，因许多手握实权的亲贵，如良弼、铁良、载涛、载洵反对，会议没有结论。而后来搅得满城风雨的宗社党，也是于此次会后成立的。
皮球踢到了北京方面。君臣满汉之间，如何定夺？
北京方面的焦点人物，一是袁世凯，一是隆裕太后。1月2日，承宣厅行走（相当于国务院秘书）许宝蘅在日记里记下了袁世凯入见隆裕太后的应对：
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
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
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
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
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
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
王朝末路，往往只能君臣众筹，以充军费。明末崇祯帝在京师被围后向诸臣劝捐，所得甚少。就在隆裕太后与袁世凯这场君臣应对的前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职的元旦，已经交出摄政王权力的载沣，按朝廷的要求，捐银圆9375元，合银7550两。这钱有个名目，是“爱国公债”，规定王公大臣岁入2万元以上者，捐购15%公债。载沣的岁俸是5万两，“故得此数也”。奕劻的岁俸当然不可能超过载沣，但他们父子多年贪墨，人人皆知，让他出15万两，委实不多。何况之后几天内，载沣又主动续购公债4万多元，隆裕太后下了谕旨，就算袁世凯跟他串通一气，奕劻怕也只能再掏腰包。这位庆王爷在1月12日秘密会议上率先提出清廷“退位”的选项，恐怕他是觉得南北对峙愈久，他的荷包会被愈掏愈空。
1月19日，国务大臣与诸亲贵再开会议。据许宝蘅日记称，当时会议，“有议请后、帝逊位，于天津另组织统一临时政府，民军政府亦同时取消，以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曾决议”。就是在这次会后，12点15分，袁世凯出东华门，至东安门外丁字街口，遭遇了革命党人的炸弹刺杀。
袁世凯并未受伤，但他正好借这件事，从此不肯出席此类会议。这一点，南方报纸的“北京来电”亦有记载，说袁的表态是“此事非阁臣所敢擅拟，请各王公自决”。他不出席，清朝王公又哪敢拿主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提到“逊位”的可能性，“人情大为激动”。
袁世凯借莫理循讲出心声
南北高层各自搞动作，谣言四起，公众自然也无所适从。1月21日，《申报》“专电”刊载两条相关新闻，一条是“清太后已允逊位，因载泽等四人坚执梗阻，至难解决，今日（二十）又与袁世凯商议三小时，清太后大哭不止”，另一条是“满清各亲贵连日将现银分存银行，为数甚巨，并将眷属迁入使馆界内求请保护”。1月24日，《大陆报》刊载11日北京电云，“今日下午，清廷决议拒绝逊位之请，此即为续战之预兆。若袁世凯之态度，则无从得悉，大约恐不免于辞职也”。甚至有传闻，铁良主张杀掉袁世凯。
而据许宝蘅日记，1月21日、22日隆裕太后两次传亲贵大臣约17人入对，“仍无决定方法，惟议定俟国会决定国体”。“国会”是相当虚无缥缈的东西，尤其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后，《申报》上已有言论质问：“革命事业至此，已告成功，留兹国民议会奚为者也？”
各省督抚的意见呢？陕西、甘肃、新疆等地是反对清帝退位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上奏要求君主立宪，败离南京的张勋据说也致电亲贵，“痛诋袁世凯不忠，皇室如果有退位之举，当与袁决一死战”。京中年轻亲贵也反对退位，要求续战。只是袁世凯与北洋诸将都默不作声，这件事就正如《申报》上的大标题“迷离扑朔之逊位”。
一片争吵声中，有一条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发回该报的消息，称“清廷将颁谕建设共和政府，且准选举总统”，报道强调此信“由确实之处得来”。《泰晤士报》随即发表评论，称赞此举，“谓此乃调停中国乱事最简便之法，又谓袁世凯之资格，堪任总统，袁氏不特为政治家且为外交家云”。
莫理循此时的公开身份虽然是《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但袁世凯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莫氏立即被任命为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1912年与袁世凯的关系之密，不问可知。袁世凯通过莫理循，绕了这么大个圈子，讲出了自己的心声。
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致电《字林西报》，再次明确了他辞去临时大总统的五项条件，核心还是两条：清帝退位，袁赞成共和。
对于1912年的袁世凯来说，称帝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那样他将与举国为敌。不仅如此，按照中国的传统伦理，袁世凯甚至不能自己出面要求清帝逊位，虽然他已经被清廷亲贵骂成“活曹操”。
1月26日，清军将领由段祺瑞领衔，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强烈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这封电报最初列名者42人，公开发表时增加到47人，后来又补3人，达50人，北洋将领及关系密切者全数在内。这是逊位问题最重要的转折点。此电一发，是否逊位，已无可讨论，可以商谈的，是逊位的代价。
好像是为了配合这场兵谏式的举动，同日，革命党人彭家珍以炸弹刺清廷军咨使良弼于北京。良弼是吴禄贞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堪称清朝皇室中最知兵者。此人一死，王公亲贵纷纷请假，连集议都不参加了。
十余日后，《申报》报道了一段“秘闻”，说革命党在京津之间组织了“已死队”（不是敢死队哦），加入已死队的人，要服下两粒药丸，十日内药发必死。然后抽签，抽到哪个满奸汉奸，就去狙击，反正也是必死之人，不惧偕亡或被捕。如果临阵退缩，立即处死。报道说，彭家珍应该就是抽到了良弼，这才奋不顾身，以命换命。此事确否，不好说。
段祺瑞等人联名奏请清帝退位后，消息还压了一段时间，到1月31日，各报刊载《北京旗汉军民上庆邸及蒙古王公二书》，仍反对共和政体，同时否认段祺瑞等人上书，指为“捏造”。
事实上，1月30日的御前会议，良弼已死，多人请假，在奕劻、载沣的力劝之下，隆裕太后已基本确定退位。2月4日，南方报纸终于刊揭了段祺瑞等人的联名请逊位奏折。天下皆知清室退位在即。
南北双方讨价还价
政体大事，突然就好像变成了一盘生意。
2月2日，许宝蘅记：“今日国务大臣又入对，商酌优礼皇室条件，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同，总理已电伍廷芳。”在上海的郑孝胥，2月4日记：“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
早在1月31日，《申报》已经透露了南方开出的条件，标题为《如此优待尚不够消受耶》：
·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国会另选大总统；
·皇室俸养每年四百万元列入预算，永无停止；
·皇帝退位后仍居北京或颐和园、热河、避暑山庄，听两宫自行指定；
·皇帝退位后仍袭皇帝之位号，专奉祀宗庙陵寝，不干预政事，如衍圣公然；
·各王公仍袭原有之爵位终其本身；
·旗人照旧给发口粮，以筹有生计之日为止；
·除皇帝外，满蒙王公均享有被选为大总统之权利。
照《申报》的意思，这些条件已经够好的了。但显然，北方提出的、让隆裕太后“甚为满意”的内容，绝不仅止于此。2月7日，《申报》又有《磋商逊位条件之要点》一文，罗列了南北双方最大的争议点：
（一）皇帝尊号相承不替；
（二）旗兵不裁，由清帝留以保护禁城，其兵饷则归民国政府拨付；
（三）王公爵号照旧袭封，且清帝有增封新爵之权；
（四）每年清帝受赡养金四百万两（民国政府提四百万元，并称不得用之以行反对民国政府之举动）。
这些条款是由袁世凯电告伍廷芳的。这四点中，最重要的是（一）（四）两条，清帝既然退位，保留旗兵可能性不大，而王公爵号照旧袭封，还要有增封新爵之权，用意在于补偿王公亲贵，临时政府肯定也不太可能同意。
对于清廷王公大臣，孙中山2月3日命令内务部颁布的“保护人民财产令”五条，即是某种程度上的示好兼威胁：
三、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
四、现虽为清政府官吏，其本人确无反对民国之实据，而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下者，应归民国政府保护。俟该人投归民国时，将其财产交该本人享有。
五、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内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
比之上海光复后民军查封盛宣怀等人的财产，这条命令往后退了好几步。奕劻等人，看到这个命令，应该放心了吧？虽然他的财产已经大部分运往天津租界或存入外国银行。
郑孝胥身为前“清政府官吏”，财产多在上海，未受太大影响。他悬心的还是北京要求“帝号不替”，民党则议决“宣统及身而止”，郑认为“如此直是灭亡耳”（2月8日日记）。
四百万两换“辞位”二字
南方舆论对清廷的要求一片骂声。2月8日，《申报》副刊登出一篇驳斥清廷要求的文章，署名“坚白子”。行文相当犀利，不仅要求仿“汉之昌邑王、蜀之安乐公、齐之东昏侯”之前例，封宣统为“昏庸伯”，经费也只同意“每年姑给以十二万两，五年后即行停给”。作者还说，满族亲贵之赃银，“约有五千余万”，“我民军不去查抄，已属天大恩典，所请食俸一节，惟有以米田共奉之”；至于满人生计，“中国满奴约有五百万，如以半男半女计算，男子每名每月给以饷银三元，计月需银七百五十万元，年需九千万元，我汉民汗血资财，安能供如许蠹虫之消耗”？还有皇室居留地，作者说，“煤山风景最佳，可以居住”，暗指明崇祯帝下场之凄惨，正当与将亡之清室对照。作者的结论是“不能自食其力，噉人白饭，寡廉鲜耻是满奴之大辱也。不能歼除胡虏，专恃和议，怯懦无能，是民军之大辱也。愿两方面各自思之”。
时间不等人，到摊牌的时候了。坚白子这篇文章发表的当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坚持三点条件：一、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二、不用“逊位”二字；三、必须允“仍居宫禁或日后退居颐和园，随时听便居住”。袁世凯当即转电伍廷芳，同时又与梁士诒密电南方代表，称此修正案“系奉清廷交议，仍请切商统一办法”，“优待条件措辞须浑括，将来须图整理，方可平和就绪”。听这意思，逊位已成定局，南方不妨强硬一点。
2月9日，伍廷芳电袁世凯，提出优待清室条件之“最后修正案”，同意先按每年四百万两岁用支付，“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这一改，差不多打了七五折，岂是小事？）最关键的是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次日，伍廷芳又电袁世凯，放了狠话：如2月11日尚未得清帝退位确报，优待条件即作废。
唐绍仪在回报袁世凯的电文里强调：“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辞位’二字……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若小不忍，转生大乱。”张謇亦电袁世凯，告以“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万勿牵延两误，败坏大局，追悔无及”。
袁世凯在2月11日果然急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赞成共和，临时政府所拟之优待条件，亦全盘接受。2月12日，宣统帝奉隆裕太后懿旨，正式下诏退位，第二道诏书公布优待条件时，果然用了“辞位”字样。
这盘生意，事关各方利益，但最后的大赢家，无疑是袁世凯。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都防着他，但又不能不满足他。2月11日《申报》有一篇社论，感慨“袁世凯亦人耳，而我全国四万万人，竟无一人能揣测其用意之所在者。此亦奇闻之事矣……清皇室尚可优待，而袁世凯不可不防”，这种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南方让出总统大位，每年付出四百万两银子，让清室保留皇帝尊号与紫禁城，终于换得了“辞位”二字，通算下来，真不知是喜是忧，是赚是赔？
真正满意的，只有隆裕太后？
对于这场结局，南北双方，不满意者大有人在。宗社党不满意，清遗老不满意（郑孝胥说：“北有乱臣，南有贼子，天下安得不亡？”），蒙古人也不满意。2月22日《申报》以《蒙人亦调侃清廷耶？》为题，发表了“外蒙古共和会”致“北京内阁、资政院、外务部”的一通来电，通篇用白话告示式的六言体，也很有趣：
蒙古归顺清国，迄今二百余年，
世沐列朝恩泽，感戴实如昊天。
理应鞠躬尽瘁，同享休戚不迁。
讵自近数十载，政柄隳哉可怜，
疆臣部吏弄法，恣意婪索银钱。
全球无此黑暗，是非任其倒颠，
更借推行新政，夺我土地利权，
不惟罔恤民隐，虐待蒙古难堪。
灭种灭教政策，如见其肺肝然。
愚弄变为压制，种切楮墨难宣。
甚且外交告败，动辄肇衅于边。
蒙古如不自立，难免瓜分兵连。
故此万出无奈，望阙叩辞天颜，
共戴活佛为君，国号蒙古世传。
朔方江山土地，收归原主保全。
从此各安疆土，总将礼乐为先。
一俟南省平定，尚可议约缔联，
须知天道不言，物享功成之缘。
书云天命靡常，惟德是乃享焉。
倘或天缘有分，还来紫阁赴筵，
所有蒙藩苦衷，谨请代奏御前。
诸公勉事君主，务期希圣希贤。
临颖无任惶悚，敬颂满洲绵绵。
蒙古叫嚣独立，自此开其端，加上西藏风云，1912年边疆乱象，在南北议和成功之初，便埋下了种子。
大赢家袁世凯，也表现得很不开心。2月14日，许宝蘅面见袁世凯，袁问许，理解（逊位）这事不？对许感慨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许只好安慰他说，为免两宫危险，大局糜烂，只得如此。袁世凯说出自己的忧虑：外人也在帮助南方民党，你看昨天宣布逊位，今天银行团就把借款交出来了。许说：“外人绝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袁世凯后来屡欲称帝，但总是介怀于外国政府及使团之意见，以至于袁克定要造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骗他，或许就是这个时候种下了远忧。
真正如释重负的，可能反而是外人觉得应该最悲痛的隆裕太后。3月1日《申报》报道，自宣布逊位后，外间颇谣传清太后“极不欢豫，甚有忿恨轻生之说”。实际上呢，太后在此前大局未定时，因为皇室危险，忧虑不安，共和颁布之后，反而放下了重担，曾对世续、徐世昌说，“此次改革地方安静，九庙不惊，上足以对宗祖，下足以对国民，可谓美满之结果云云”。她又让太监购买花木多种，环绕寝宫，不时赏玩，而且真在做着搬出紫禁城的打算，常常跟随从讨论，“将来颐和园某处当如何布置，某处当如何修整，闲情逸致趋颇不浅云”。
未知此报道真实程度若何，如果隆裕太后真能作如是想，又何尝不是她身为乱世中国地位最高的寡妇之福气？掐指算来，当时44岁的她，也不过还有一年的阳寿了。
载洵：王朝最后一个贪腐典型
每到王朝更替或社会转型的时期，“反贪腐”都是一个焦点话题。前朝的“失政”可以推到贪腐者身上，新政则可以树贪腐者为典型，证实前朝的不得人心。
1912年1月1日的南方各报上，满眼都是庆贺中华民国成立的广告。不过，《申报》还是对着北方的清室权贵，捅了一刀。他们选中的靶子是海军部大臣、加郡王衔的载洵。
说来也很有意思，清末贪得最凶、腐得最烈的，人人都知道是庆亲王奕劻，但是报章并不太拿他说事。媒体喜欢攻击的贪腐分子，南边是引发保路运动的罪魁祸首盛宣怀，北边就是载洵。
报上说，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前，载洵不过是一穷贝勒，虽然是老醇亲王（奕譞）的六儿子，但没什么人搭理他。改元宣统，他攀上了五哥摄政王载沣，又是筹办海军，又是监督光绪帝崇陵的工程，中间还去美国考察了一趟。宣统即位三年，载洵的不法收入超过700万两。
这次清廷要对付南方民军，发行爱国公债，亲贵大臣肯破悭囊的不少，像摄政王载沣就掏了20万两，唯独载洵，生怕朝廷知道他钱多，只认了万把两。太后、摄政王极力劝说，洵郡王就是不肯多掏一两银子。
可是另外一则消息是怎么回事？“载洵、载涛出运动费十万元，密雇刺客十余人，潜来上海，谋刺程德全、黄兴、伍廷芳、温宗尧、汪兆铭诸领袖，已经起程。”不肯买爱国公债，倒肯花十万元买凶杀人？这载洵心里是有国家还是没国家啊？
我估计，南方报纸攻击载洵而不攻击奕劻，多半是因为奕劻已经退出权力中枢，是有钱的死老虎一只，而载洵，还是满洲亲贵的中坚。看1月6日的报道，他和载涛、良弼这一帮子，还“时开秘密会议”，搞得总理大臣袁世凯忧心忡忡，怕被这些年轻贵族干掉，不仅加强了警队护卫，还专门要求某使（英国公使朱尔典）保护哩。
你以为“北洋之父”袁项城就没有反制之道吗？1月13日，南京镇守使张勋致电奕劻、载沣、世铎、溥伟、善耆、载洵、载涛、载泽、载振这帮清室权贵，请他们凑银数千万两，以应军需。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迅速联合倡议，要求满洲亲贵“捐饷”，还点了载洵的名，声称不捐就将“激烈对待”。
这可把载洵吓坏了，赶紧向内阁呈文，将其家财细数开列清单，写成公开信一封，表示他愿意“毁家纾难”。
原信如下：
敬启者，连日钦奉懿旨，令各王公等认购公债用，敢将所有私产和盘托出，细缮清单奉阅，载洵虽不敢为诸王公之倡，然区区之心实尽于此。唯家产虽属积有成数，而一时究难尽易现银，只得先行拜恳台端，将此实在情形，转知诸督抚诸将帅，并求民政大臣转知京中诸议事会董事会，俾使载洵之心，昭然共白，于愿足矣，敬请勋安。
附列清单：已购爱国公债七万五千元，大清银行定期存款七万七千两，电灯公司股票四万两，汉冶萍煤铁公司股票三万两。蒙养院房屋一处一万五千两，自建西式三层楼房一座，连家具、电灯、气管铺陈等项，并随西式花园一处、球房一所，约计价银十三万余两。珠石金银首饰等物可变价四万余两，金时表等物约值银四千余两，新式电气车二辆价一万元有奇，新式大菜器具各种银器等约价银一万余两。除官产、租地，暨车辆、马匹、衣服、皮物、书画、磁器、棹椅、绣片等不易变价者之外，查以上十项共计银四十万零七千两有奇，合银元五十七万三千元有奇。查以上数目即为载洵之家产，特缕晰开明，情愿易得现银，尽数认购公债，以尽毁家纾难之义。此外在外国银行实无丝毫存款，用特函为声明，倘查有确据，除请尽数充公外，并愿自行奏请惩处。至信意捏造之人，大半毫无依据，意涉含混，载洵甚愿与之同赴各银行质询，以白此心。诸维亮察。
载洵开出的清单只含公债、存款、股票、金银首饰、奢侈品等“动产”，共计大洋573000多元。载洵表示“情愿易得现银，尽数认购公债，以尽毁家纾难之义。此外在外国银行实无丝毫存款”。《申报》讽刺说，载洵列出来的数额，只有实际财富的十分之一，此前拿来买公债（75000元）又只有清单财富的十分之一，这叫毁家啊？大家笑笑就算了（“以博得阅报者一粲”）。
到了南北议和，清廷退位，没了职权与爵位的载洵也就没了消息。直到3月14日，南方专使北上迎袁，曹锟军队发动兵变，载洵也跟着吃了挂落。一百多名叛兵围攻他的府第，要求“每人千元”。载洵不敢出面应付，只能呆坐在偏房里哭。他府里的管事出面跟叛兵讲价钱，一言不合，被叛兵一颗花生米送上了天。报道里说，最终达成的买命钱是7000大洋。
载洵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1912年的报纸上，是5月13日的报道，首届内阁新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到北京接收海军部时，只拿到了“银元十枚，银十两，铜元一千余枚”。海军部在清末是最富的部门之一，而且载洵任海军部大臣以来，未购一舰，未造一港，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点钱？刘冠雄拒不接收，并以民国的名义，要求新政府彻底清查，追缴赃款。
后来？后来没了消息。新政权既已立定，奕劻尚且保住了存在西洋银行的存款，盛宣怀也避免了抄家，载洵会是一个例外吗？
我见到了洪哥
年轻的接待科长把我带到一间会客室，室内陈设着简单的茶几与木沙发。他吩咐传令兵去泡茶，然后向我敬了一个礼，说副总统马上就来接受采访。
我环顾室内，这里还保留着战时的简朴与静穆。今天是1912年2月10日，离『武昌首义』正好四个月。此时来武昌采访无疑别有意义。
黎元洪出现在门口，穿着军便服。正如外国记者描述的那样，他剪掉了辫子，头髮又粗又硬。黎元洪比照片上瘦一点，有一位英国人用了『英俊』来形容这位首义英雄，但又说他像个『富有的中国商人』——其实从他的外号『黎菩萨』就可得知，他生就一副中国人喜欢的福相。
传令兵奉上茶来。黎副总统坐下来，做了一个客气的手势。这位前清协统、甲午海战的幸存者，四个月前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选为副总统。不过，而今大总统易位在即，他的副总统还当不当得下去，还得看南北怎么谈。
采访就从时局开始。我问：『前清即将逊位，副总统对于接下来的南北合作有何观点可以发表？』
黎元洪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按铃叫来一个人，大约是他的秘书。秘书先生匆匆去来，带给我一份电稿。
『这是元洪昨天发出的，今日各大报都会发表，先生想来还没有看见。』
电文上说，南北统一在即，全国上下俱感欢欣，只是有些现象令人忧虑，『乃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对此，黎副总统与鄂省军民甚感痛惜：『罗兰夫人有言，自由自我而生，自由自我而死。言念及此，为之寒心。若不及早补救，是武昌为天下后世之罪人！』最后是希望『各省监督，毋令此不肖之辈得假公名以遂私谋』。
当此敏感时刻，副总统出来批评南方的乱象，有什么用意？文中所指，是哪些人？从近期舆论看，各省都督中，风评不佳、居功自傲者，上海陈英士、浙江蒋尊簋、安徽柏文蔚、广东……几乎全是同盟会员，莫非此电是在向北方释放某种信息？
想到此我隐隐有些兴奋，不过这个话题有些谈不下去。我转了一个问题：『听说近来湘鄂两省财政上有些冲突？有了结果没有？』
黎元洪脸上浮现了一丝尴尬之色。『唔，早前有些问题，先生你知道，湘鄂两省货币一向通用，不过湖北一个大洋只能换一千二百文。湖南那边一个大洋可以换一千三百多，于是商人纷纷从湖北购买银元，到湖南去换钱，湖北这边市面紧张得很。元洪去信跟湖南相商，是否两省统一，一个大洋兑换一千二，不料，』他的面容隐隐有点忿怒，『谭组庵不肯！反劝我将湖北也调到一千三一换……』他停下来喝口茶，听上去，此次交涉，副总统的权威受损，令黎将军多少有些不快。
他放下茶，手在空中一挥，『现在好了，南北统一，我们军政府自首义以来发行的钞票，正在收回，每日以两万元为限，武昌造币厂现在每日可造铜元二百万枚，我们以每元纸币一百二十枚的价格回购军政府票……币制很快就要全国统一，政府信用是最重要的……』
之前武昌军政府票的市场价值不过五六十枚一元，现在调高一倍，商民自然高兴。而汉口，自从变成中立地以来，商业听说也很繁盛。
为了表达善意，我提起一个黎副总统必定感兴趣的题目：『副总统，我在上海，听到颇有人主张南北一统后，可以定都武昌哩。』
『是吗？』黎元洪脸上总算有了些笑意。『我在这里倒没听说！怎么讲？』
『包括《申报》在内，多有这样说的。袁世凯主张新政府定都北京或天津，参议院则坚持南京。很多人讲，北方是前清旧都，再建都未免与南方疏离；南京呢，偏安意味又太强；还是武昌好，正为中国之中心……』
说着，我指了指墙上挂的一幅军用全国地图：『武昌以京汉铁路联络北方，以粤汉铁路联络两广，以长江上下，东联江浙，西通川藏，九省通衢，又是首义之地，岂不是建都最好的选择？』
一席话说得黎将军呵呵地笑起来。『老弟笑谈，笑谈……武昌当不起的，哈哈……老弟多住几天，让他们陪你四处看看，汉口正在新建，我们将规划全国最宽的马路，最大的商业区……』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听说京中端方端午桥的夫人托人向您求情，想索回端方头颅安葬。有没有这回子事？』
黎元洪笑了笑：『端午桥的头送到南京去了。不过是有人向我请说，能否把他们兄弟的头还给端家。我说：还头不妨！拿吴禄贞的头来换！民国以血造成，都是满人的罪过……当然，现今五族共和了……』
上月21日，端方的头大张旗鼓送到武昌时，听说黎将军看了后，连呼『满奴该死』。据我所知，黎与端方没有什么交情。武昌首义前，黎协统排班站队，在汉阳伺候钦差大臣端的辕驾，又随合省文武恭送端钦差入川平乱。四个多月后，武汉就开了端方的『阅头大典』，时代跑得太快了。
这场采访就这样融洽地结束了。临行前，我提了最后一个问题：『副总统，首义的时候，有人叫你「洪哥」么？』
他一怔：『没有哇，他们都叫我「大人」……』黎副总统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在南京教育部某位科员的传世名作《阿Q正传》里，被顺手揶揄一下。
民国首都定在哪儿？南京，北京，还是武昌？
首都竟然有五个选项
南北议和用了三个月，待得清帝终于逊位，首都问题就浮上了水面。
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时，就表示要向袁世凯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和“新任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的附加条件。
孙大总统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却以20票对8票的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在北京”的动议。定都南京，首先碰到的反对者即来自同盟会，提出“临时政府设北京”的参议员李肇甫，就是同盟会会员。比他更有影响的宋教仁，也一度坚持政府设北京，据说还为此挨了马君武一个大嘴巴子。黄兴对此大为光火，发飙说，议院必须赶紧自动翻案，否则我将派宪兵入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的议员都抓走！
总之，在会规、大嘴巴子、宪兵的共同胁迫下，参议院于2月15日推翻了前一天的议案，19票对7票，设临时政府于南京。孙中山马上致电新任大总统袁世凯，特别说明此事，并声称要派专使奉请袁氏“来宁接事”。
袁世凯不愿意南下，那是意料中事。想当初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了位，但很快就放弃了他老子钦定的这座都城，回到了自己老巢北平。孙中山、黄兴的用意，无非是“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章太炎）。袁世凯又不是傻子，会那么听你们的话？
这个问题不只是南北之争那么简单。除了孙中山、黄兴，以及被他们要求的同盟会会员，支持定都南京的人少之又少。最先发声的是革命先驱章太炎。就在孙中山向临时参议会辞职并坚持建都南京的2月13日，《时报》发表了章疯子的宏文《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认为建都南京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制北方，北方文化将益形衰落，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难以震慑拥清复辟势力，外国使馆拆迁困难。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已经说出反对建都南京的所有论据，包括袁世凯提出的“北方危机论”和“外交团威胁论”。而且在章太炎看来，南京从来不是建都的好地方，在这里待着的，尽是些短命王朝，所以他在一副对联里说：“此地虎踞龙蟠，古人之虚言。”
孙中山建都南京的公开理由，自己说起来都有些气虚：“今所争要者，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后面不得不补一句：“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意思是，形式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新首都，以表示与清朝决裂，将来可以再改嘛——这话更透露出他们坚持南京，无非是要以六朝南都，困住北方之豪袁世凯。至于将来，我们可没说正式大总统也一定会姓袁。
在参议院表决之前，并非没有第三种提议。2月12日，《申报》在《近事杂评》中，提到南北二京之外，还有上海、天津、武昌三种方案。该文作者明显支持“武昌方案”，他分析道：“惟就南北二者比较之，则江左为偏安之局，北京有建瓴之势。若进而言武昌，则南北两京均局于一偏。而鄂乃为天下中心，由京汉以控制朔北，由粤汉以驾驭两粤，西接巴蜀，东连沿江，各省轮轨交通，水陆利便，而汉口商业之繁盛尤甲全国。恢恢帝都，无逾于此。故考之历史，证之地理，北京优于南京，而武昌尤优于南北两京。”
这项方案深得鄂派人士的欢心。当初各省都督选择将代表派往上海集会，又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后在湖北抗议下调转了过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横插一杠子当选临时大总统，又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这些事情早就让武昌方面深为不满，一直认为没有给“首义之地”足够的地位与荣誉。现在碰上建都这种大讨论，不论成不成功，他们都很愿意出来搅搅局。
举国公意，都在北京
我们不要忘了，2月13日是辛亥年十二月廿六日，按照糟糕的“旧俗”，十二月廿七日，各报就停刊了，要到新年初五才重新出报。公众的耳目关闭了，于是过年期间政治人物激辩首都问题，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待得大家醺醺然过完民国第一个“旧历新年”，打开初五的《申报》《新闻报》才发现，关于新都的讨论已经进入白炽状态。
不出意外，北方各势力统统站在袁世凯一边。北方商人自不必说，生怕国都南迁，北方经济立即一泻千里，连“籍隶南方，旅居各省”的商界人士也力主“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他们甚至向南京政府发出了威胁：“除已电约北方十省南旅绅商人等共同一致外，先行电恳，乞允将临时政府仍设北方，以维大局。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前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已。”从落款看，商人代表们的省籍包括云南、四川、浙江、江苏、广东、安徽、福建、江西、湖北、贵州，都是起义的大省。
他们的政府首脑也支持他们的诉求。支持建都北京的地方派，我们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江苏都督庄蕴宽、安徽都督孙毓筠、浙江都督蒋尊簋、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马毓宝、福建都督孙道仁、云南都督蔡锷、广西都督陆荣廷、江北都督蒋雁行、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再加上一个主张“临时政府设北京，将来国都定武昌”的湖北黎元洪。说是举国之公意，亦不为过。
还得加上更重要的一票：各国公使的态度。据《民立报》报道，各国公使不仅公开力挺北京，还指责“今南政府不待各国承认，率以一二人之私见，遽议迁都”，提出“南政府轻视外交，要用正式干涉”，并拟照会外务部。
面对各方的汹汹反对，“南京派”的驳斥极为激烈。联军总司令孙岳、参谋长李鼎扬、军旅长米占扬等一班军官通电指出“建都北京，其害有三”：“一、人心之趋向，一如旧日。二、中原幅员广大，偏处一隅，则尾大不掉。三、对于满族之胶葛，永无断绝。”黄兴立即对此电大加赞扬，并自撰专电反驳庄蕴宽、章太炎等人，甚至说出了“民国政府移就北京，有民军受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的狠话。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则以外交专家的身份指出，“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吾人故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行革命也”，意思是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听喇蛄蛄叫就不用种庄稼啦。
这些还算是讲道理的话。更霸蛮的讲法如“粤东军界电”称：“近闻参议院多数议员犹复主张仍都北京……第一镇动员已毕，尤愿决死一战，非参议院解散，无以服天下而伸公愤！”梅馨（此人曾擅杀湖南都督焦达峰）、赵恒惕、覃振以湘桂联军八千人的名义，表示“南部暗潮汹涌，藉非袁公南来，万不足以维大局，安人心……若犹眷恋于专制巢穴，负隅思逞，不惜人言，不顾天命，内讧外患，民国危矣。则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一死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
平心而论，不论袁世凯是否有心借南方民军起义来要挟清廷，他确实没有荡平十四独立省份的把握，否则何苦与南方周旋，患得患失；南京临时政府更是恨不得像当年朱元璋一样，提兵北上，直捣黄龙，谁还跟你们这班满奴余孽费什么话？怎奈双方皆不能胜，这才是南北议和的基础。但是彼此都不愿让步太多，所以此时争首都，日后争阁员，都是统一国家诞生前的博弈，原无足怪。
南北双方都有鹰派，也有鸽派。北方清廷的死忠，如甘肃的升允、东北的赵尔巽，还有徐州的张勋，南方力主北伐的，有沪军都督陈其美、绍兴都督王金发、广东都督陈炯明。但以资源而论，南不如北。三个月来，南京临时政府的赤字已达163万元，而且，统一政府一天不成，政府就没有制定税法和向各省征税的合法性。何况南北阻隔，交通、商业都被迫停顿。
南方政府这一仗丢分不少
学者吴宓当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吴宓日记》1912年4月2日记载，国都问题成了教会大学的辩论赛题目：
是晚，本校学生开辩论大会，共分二所，余往听药房之一所。辩论者为正馆初级与备馆四班，题目系《国都所在问题》。初级主张南京，而四班主张北京。每部三人，邵君亦与其列。其结果，以卜监督及金聿修先生之评断，竟以初级为胜。盖不重实际之理由，而重演讲之态度也。
吴宓在日记里对胜方下一“竟”字，可见他自身之立场是赞成定都北京，而北京立都之理由，显然也更充分，因此他说辩论中南京方获胜原因是“演讲之态度”——这个态度，究系辩论技巧，还是政治正确？不得而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前的急中之急是尽快建立统一政府。北京作为临时首都的便利性、必要性，都超过了南京——当年朱棣北返，私心可能是觉得在南京人心目中他是个乱臣贼子，还是在老巢有权威过得愉快，但防止蒙古人重新南犯，也是很确实的考虑。况且，定下北京为临时首都，还可以防止“南京派”与“武昌派”的又一次掐架。
因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的临时参议院，会在已经听取了孙中山的建议后，还会以如此悬殊的票数（如果以省计算，更是十六省对广东一省的压倒优势）通过北京方案。英国驻南京总领事伟晋颂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致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有人告诉我，如果从第一次投票的数字推断除广东外，所有省份都赞成以北京为临时首都，那是十分错误的。对他们投票的真正解释，是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很急于实现和平，所以他们投票支持北京为临时首都，目的在于清除那个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唯一障碍，即首都的所在地问题。”
在向外国使节解释参议院为何出尔反尔时，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采取了模糊的方式。他表示不反对北京将来成为永久首都，但袁世凯必须完成到南京就职的手续，因此参议院的第一次投票被解释为议员们是凭着“永久首都的印象”投票决定的。在孙中山加以详细说明后，参议院同意改变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决议。这种说法，可以视为南京临时政府面对舆论异议的某种让步。
最奇特的流言出现在2月25日的《申报》上。有一则消息说，满人组织了一个光复会，由亲贵们凑钱支持，秘密购买装备武力部队。他们的计划是由前清的亲王们出面，劝说袁世凯接受定都南京的要求，同时也派人运动北京部队不反对此议。一旦袁世凯离开北京，民国定都南京，满人光复会的武装部队就会“乘虚占据北京，再与满蒙联合，力图克复中原”。消息说，袁世凯正是听说了这件事，所以才坚持在北京组织政府，不肯南下。这则传言很可能是袁世凯方面的创作，但对于那些本来就支持定都北京的政客、媒体、公众来说，会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
不管怎样，既然临时参议院以合法的形式通过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决议，袁世凯很难公开表示不服从参议院的决定。他一改之前的推拒姿态，多次表示“极愿南下”，为北上迎袁的专使团准备了高规格的待遇。媒体发布“最确消息”，猜测最终的安排是袁世凯来一趟南京，“即须北旋”，既遵守了临时参议院的决议，又能维持北方的安全。而临时政府将设在袁最熟悉的城市天津，这样也能避免“与满室共处一城”的指责。
南方还在大打笔仗，由各省都督派出的驻南京联军参谋团公电，主张政府地点应设北京。陆军总长黄兴大光其火，因为他要求参议院改议的重要理由便是“南方军队不会答应建都北京”，如今联军参谋团的通电却抽了他的底火。于是，陆军部下令解散联军参谋团，然而“团中各统将群起不服，申言此项部令应不承认云”。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争论会以2月29日北京“兵变”这种最极端的方式来结束。
史料显示，袁世凯可能唆使或默许了这场曹锟第三镇士兵的变乱。然而，论及兵变的起因，孙、黄的悍然不顾公意，强行定都南京，也是事变的诱因。北京兵变发生后，舆论并没有指责袁世凯控制不力，反而一边倒地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可以视为对临时政府强硬手段的反弹。在没有能力控制局势的情形下，强行推行自我意志，就会演变出意想不到的坏结果。首都问题是这样，总统制、内阁制的改变也是如此。这一役，南京临时政府丢分不少。
兵变中的访员
他坐在我对面，蓝布长衫外，套着件黑色薄棉祆，乱糟糟的头髮，摆在桌上的指头熏得蜡黄。这副尊容，只能让我想起一个词：新闻民工。
是的，他虽然同时兼任南方几份报纸的访员，却是级别较低的那种。长袍马褂，胸前别着红布条，昂首步入外务部或六国饭店，那是他绝不敢奢望的。平日他也就是走街串巷，搜罗些闹鬼出狐狸精，或是小媳妇上吊、两壮汉斗殴之类的轶事，供给本地的报纸。『一千字才两毛钱！』他咽了口唾沫，那绝不够家里嚼裹。
好在民国之后，南方几乎天天都有新报纸发行，也无不欢迎『海内异才，充任访员』。那末，抄几篇稿件，按日寄去，照规矩，连续七天见报，报馆就会寄一份合同（有的还有证章），你也就可以出门宣称自己是『沪上某报特聘访员』了。
大报也有，不全是蒙事儿。比如《申报》《新闻报》，只是大报在京师重地，这些大报的访员远不止两三个，高中低都有。一般来说，打探不到政治内情，跟商会又没有过硬的交情，访员的级别就低。北京社会的奇谈异闻，上海报纸并不感兴趣。稿子寄过去，登不出来，就收不到千字三角钱的润笔。
民国元年2月29日晚7点爆发的兵变，给了他这样的访员一个机会。北京城乱成一锅粥，谣言横飞，编辑根本无暇也无法分辨孰真孰假，这事又是天大的新闻，索性各访员来电，一古脑儿全登在要闻版上。社会上的传闻，登得还尤其多。
『呶』，我心底颇怀疑他的新闻操守，可是我并不需要他告诉我真相——真相在历史书上都写着呢：袁世凯指使曹锟，发动第三镇兵变，以达其不南下就职之目的。我只想让他讲讲见闻，『这段儿是你写的？「又闻各变兵于齐外日坛及辽阔地方潜谋已久，且曾向各铺户，有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等语」？』
『是啊！我亲耳听齐化门外的几个铺子掌柜说的！他们还说，有几家真的搬走了。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枪声一响，才知道人家那叫一个精！』
『那晚上你在哪儿？』
『我家就住在崇文门，听见乱起了，媳妇儿不让我出去，我想有了乱子不出去，哪儿挣润笔去？开了半扇门往外瞅，哟！隔壁的莫先生站在院子外瞧热闹呢！知道吗？莫理循先生！他是外国人，有他在，不怕！我也就麻着胆子上了胡同口。嚯！火光耀天，大街上都是烟！大兵们来来往往，有向火开枪的，有进出各家店铺的，有一边撞门一边嚷「妈个巴子」的，还有背着大件东西在街上走的……』
『被劫的人家有反抗的吗？』
『哪敢啊？都逃了出来，生怕一个不巧被枪崩喽，或是被刺刀开喽。不知谁想出来的，上房！一家老少，掌柜伙计，都踩着梯子上了瓦面，瞅着下面大兵们进进出出，翻，抄，搬……后来大兵走了，还不敢下来，又来一拨，不一定穿军装，反正进来又是翻，抄，搬……』
『你有条电文说皇宫也起火啦？』
『是望见宫里的方向有火光，不知道是哪处着火……第二天一打听，叛兵没进宫，但宫城挨着长安街的屋面上，也站满了人，都是宫里的公公，估摸也是不知道咋回事，出来看看。』
『他们说你知道叛兵为啥没有用炮？』
『我知道，知道！齐化门外东岳庙的老道我熟，他跟日坛驻扎的炮队也熟。我听他说的，当天下午炮队就开始鼓噪了，统制和副统制觉得势头不大妙，就嚷嚷要到东岳庙找老道喝茶，走的时候把大炮的铁门板、螺丝全撤掉了，带到庙里，丢在殿前的大井里喽。到傍晚炮兵起事，发现大炮没法使，气坏了，枪毙了两名队长，又追到东岳庙里来……得亏老道机灵，赶紧迎出去，说统制官都走啦，进城见袁宫保去啦，才把乱兵哄出门。其实，这俩小子就躲在老道的床下发抖哩……我昨天听说，他们正在庙里抽水，得把大井里的水抽乾，才能把铁门板啊螺丝啊弄出来，不然大炮还是白瞎。』
『不是说也听见有人开炮？』
『是啊，您想，这大炮不能使了，不还有小炮哩嘛？他们用小炮去轰齐化门，那不也一轰就开？然后再把小炮推上城楼子，朝袁宫保楼上打……』
『袁世……袁宫保在楼里？』
『那不知道。有人说他在楼里，没伤着；也有人说他奔使馆区了，准知道叛兵不敢打洋人的主意……真的！我们街口有家绸缎铺，掌柜信洋教，是个什么青年会的，上万的货在店里，叛兵居然单没劫他！要不我跟着莫先生呢……』
『好了……南京专使住在铁狮子胡同，你去看过吗？』
『没去，他们有去的，回来说，专使也吓坏了。你想，来时那阵仗，正阳门车站，彩旗飞舞，人山人海，松枝柏枝扎的凯旋门，缀着花，路上铺着细砂，这是从前皇上的排场！正阳门也是头一次不接皇上也开了！好嘛，这才几天，又是枪又是炮的，听说他们也是翻墙跑的……东西全毁了，乱兵找不着人，逮着俩巡警痛打了一顿，把专使寓所全给砸了……』
差不多了，我答应给的两块鹰洋也付了。临了我问了句：
『有人说兵变是袁宫保弄出来的，为的是不去南京。你信吗？』
他狡黠地一笑。『知道有些掌柜为什么不走吗？把货藏了，擎等着被抢，好往上报损失……谁都不傻，谁都合适，您看这两天火车站尽是洋兵，指不定啥时候庚子年又来一回呢？嘁，没事儿，北京城运数大，乱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