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精神和躯体
精神与躯体的关系
人们一直以来都在讨论，究竟是精神支配躯体，还是躯体支配精神。哲学家们也曾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些人认为精神支配躯体，这些人自称“唯心论者”；还有些人认为躯体支配精神，这些人自称“唯物论者”。哲学家们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论点，但这个问题依旧争议颇多，没有定论。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找到解决方法，因为个体心理学处理的其实就是精神和躯体的生活互动。病人找到我们进行（精神和躯体方面的）治疗，如果我们的治疗手段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无法为病人提供帮助。我们的理论必须明确地来源于经验，必须能够经得住实际运用的考验。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精神和躯体的互动，找到正确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一些发现为这个问题减轻了很多压力，因此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非此即彼”的问题了。我们发现精神和躯体都是生命的表现，都是完整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逐渐开始理解，精神和躯体在完整的生命中所具有的互利关系。人是运动生物，对人来说，仅仅发展躯体是不够的，因为行动需要精神支配。植物有根系，只能处于一个固定的位置，无法移动。因此，如果有人发现了植物具有灵魂，或者任何人们可以理解的精神形式，那将是一件十分令人意外的事情。如果一株植物具有预测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它来说是无用的。假如植物能够想到：“有人走过来了。他马上就要踩到我了，我很快就要死在他脚下了。”这能给植物带来什么好处呢？它还是没有办法移动和躲避。
然而，所有运动生物都可以预见将要发生什么，并预设自己运动的方向，因此也就暗示了这些生物一定具有精神或灵魂。
知觉你当然是有的，否则你连动都动不了。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
精神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它可以预见未来并决定行动的方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精神支配躯体的方式就不难理解了：精神通过为行动设定目标来支配躯体。如果仅仅是偶尔、任意地发起行动，那将是远远不够的，人的行为必须要有目标。行动的方向是由精神决定的，所以精神在生活中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同时，躯体也会对精神产生影响，毕竟，躯体是受支配的对象。
精神对行动的支配作用受限于躯体的能力和潜力。举个例子，如果精神给躯体下达了“去月球”的指令，那么这个指令注定无法完成，除非开发了可以帮助躯体突破限制的技术。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活动方式比其他生物多，不仅在于人类有更多的行动方式（如人手可以完成复杂的动作），还在于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对周围的环境加以改造。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在人类的精神能力中，发展程度最高的能力应该是预见能力。通过目标明确的行为，根据身处的现状来对环境加以改造，这一点在人类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对所有的人类而言，每一个为了实现阶段性目标而进行的阶段性行动背后，都存在着一个笼统的行动模式。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得安全感。所谓安全感，就是我们感到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都得以解决，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安全、有成就感。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所有的行动和表现都必须协调统一，而要实现终极的理想目标，就不得不强制发展精神。躯体的情况也是如此，躯体也要不断发展，与思想形成统一。躯体也是朝着一个天然存在的理想目标不断发展的。例如：在皮肤破损的时候，整个躯体都会帮忙修复。然而，躯体在探索自身潜能的时候并不是孤立的，精神对躯体的发展也能产生助益。锻炼、培训以及常规卫生保健问题的价值都已得到见证，这些都是精神为躯体提供的支持，帮助躯体实现最终的目标。
从生命的起点直至终点，躯体成长和精神发展的关系一直存在。躯体和精神作为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存在着合作的关系。精神起到发动机的作用，调动躯体内能够发掘的所有潜能，帮助躯体获得安全感，克服所有困境。从躯体的所有行动、表现和症状中，我们能察觉出精神的意图。人类有行动，行动有意义。人类可以调动自己的眼睛、舌头、面部肌肉，面部表情也蕴含意义。精神为人类赋予意义。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探讨心理学，或者说精神的科学，处理的究竟是哪些问题。心理学的宗旨在于探究个人的表现所涉及的意义，了解个人的目标，将其目标与他人的目标进行对比。
在努力追求终极目标，获得安全感的过程中，精神必须要将目标具体化，找出能带来“安全感”的特定节点，并弄清如何才能到达那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误入歧途，但如果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那就根本无法行动。假设我把手举起来，那么在我脑海里肯定已经有了这么一个行动的目标。实际上，人的精神所选择的方向有可能会带来灾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精神错误地认为这个选择是最有利的。因此，心理学意义上的错误都是选择行动方向时犯下的错误。获得安全感是所有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有些人获取安全感时选错了方向，被自己具体的行动引入了歧途。
如果我们观察到了一种表现或症状，但是没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那么了解它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首先要把表现或症状大概精简成单纯的行动。以偷窃这种表现为例。偷窃就是把其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一行为的目标：为自己增加财富，用占有更多财产的方式获得更多安全感。因此，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贫穷和困苦的感受。接下来，要找出这个人所处的境况，找出令他感到困苦的条件。最后，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法来改变境况，克服困苦的感受；他的行为是否依照正确的方向，或者说，他是否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来获得他想要的。我们无须批判他的终极目标，但我们或许可以指出，他在具体实现目标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精神影响躯体发展
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的改造，我们称之为“文化”。文化源自人类所有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由精神发起，由躯体执行的。我们的努力皆由精神指引。我们的精神对躯体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协助作用。最终的结论是：人类所有的表现都充满了精神的目的性。
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精神都不应该过度强调自己的作用。想要克服困境，健康的躯体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精神在参与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应该起到保护躯体的作用，保护躯体不受疾苦、病症以及死亡的困扰，免去损伤、意外以及功能衰退造成的痛苦。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我们具备感受喜悦和痛苦的能力，能够进行幻想，能够在顺境和逆境中认清自己。躯体受到情绪的影响，面对一种境况时，有明确的回应模式。幻想和自我认知是预见的手段，但它们的作用不止于此，它们还可以调动情绪，指引躯体的行动。如此看来，从一个人的情绪能够分析出其赋予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为自己的努力所设定的目标。虽然情绪支配躯体，但情绪却不取决于躯体，从根本上来说，情绪取决于个人的目标，以及与目标相符的生活模式。
能够很清晰地看出，支配个人的不仅仅是生活模式。如果没有更深层的因素，个人的生活态度并不会导致病症。个体心理学中比较新颖的观点是，我们认为情绪永远不会和生活模式相悖。一旦设立了目标，情绪就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实现目标。因此，这个问题不再局限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领域，情绪的产生无法用化学理论来解释，也无法通过化学检测的手段来预测情绪。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必须以生理学方法为前提，但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心理学的目标。我们并不是很在乎焦虑对交感神经系统及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我们探究的是焦虑的来源和根源。
按照这种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焦虑归因为性压抑，或者认为焦虑的原因是糟糕的出生经历，从而置之不理。这种分析没有找对重点。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习惯得到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他可能会发现，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焦虑都可以被当作一件武器，用来控制自己的母亲—这十分有效。我们不能仅从生理学角度研究愤怒，因为根据经验，我们能够看出，可以把愤怒当作一种手段，用来掌控某个人或某种境况。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躯体和精神方面的表达，都基于先天的条件，但是我们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努力实现特定目标。这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方法。
我们能够看到，对所有个人而言，情绪增长和发展的方向以及程度对于目标的实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的焦虑或勇气，喜悦或悲伤，总是与生活模式相符：情绪与生活模式之间相应的力量和优势，都是我们可以料想到的。如果一个人，利用悲伤的情绪实现目标，那他对于自己的成就不会感到喜悦和满足。他只会在生活凄惨的时候感到快乐。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情绪可以按照需求出现和消失。一个患有陌生环境恐惧症的病人在家的时候，或者对另一个人占有支配地位的时候，就不会感受到焦虑的情绪。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不够强大，无法占据支配地位，那他们就会拒绝接纳生活的那些方面。
和生活模式一样，情绪的基调也是固定的。例如，懦弱的人永远是懦弱的，即使他在更弱的人面前会展现出傲慢的一面，即使他在别人的庇护之下会展示出勇敢的样子。懦弱的人可能会在门上装三道锁，养一群狗来保护自己，装上防盗报警器，但仍会坚持声称自己是充满勇气的人。没人能证实他那种焦虑情绪的存在，但从他大费周章保护自己这件事上，就能清晰地看出他性格中的懦弱。
在性和爱的领域也能得到类似的证据。一个人渴望接近性对象的时候，总会产生和性相关的情绪。在全神贯注之际，他会试图排除那些与目标形成冲突的任务、那些不协调的关注点，从而调动合适的情绪和官能。如果无法调动这些情绪和官能（如阳痿、早泄、性变态和性冷淡），其原因在于患者拒绝排除不协调的任务和关注点。引起这种非正常状况的诱因是错误的优越性目标及错误的生活模式。在此类病例中，我们发现患者总是倾向于得到关心，而不是付出关心，我们发现患者缺乏社交情感，不具备勇气和乐观活力。
我有一位病人，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被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深深困扰着。他的父亲和哥哥十分看重诚实的品质。在七岁的时候，他告诉老师自己独立完成了一份作业，但事实上，这份作业是哥哥帮他完成的。这个孩子掩藏自己的愧疚感，过了三年的时间。最终，他找到了老师，坦白了这个恶劣的谎言。老师只是对他笑了笑。然后他哭着找到了父亲，又一次坦白了自己的谎言。这一次，他的坦白比较成功。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追求诚实的人感到自豪，他夸奖并安慰了儿子。尽管已经得到了父亲的原谅，但这个孩子依然闷闷不乐。于是，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男孩太想证明自己的正直品质和不苟原则，所以他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苛责自己。他的家庭追求高道德标准，这促使他追求超越常人的正直品质。他觉得自己在学习成绩和社交魅力方面不如自己的哥哥，想要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内取得卓越的成就。
在之后的生活中，他承受着其他方面的自责情绪。他自慰成性，在学习方面总是戒不掉作弊的习惯。每次参加考试之前，他的愧疚感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他经常遇见这种类型的困境。因为具有十分敏感的道德心，所以他的心理负担比哥哥重很多。一旦无法赶上自己的哥哥，他便以此作为自己失败的借口。他从大学辍学之后，想去做技术工作，但他那种不受控制的愧疚情绪变得异常强烈，以致他整日祈祷，希望上帝可以原谅他，因此就没有时间工作了。
时至今日，他的病症已经十分严重，不得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医生都认为他无药可治。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想要离开精神病院。但医生要求他同意，如果情况出现了反复，就要重新入院。他改了专业，开始学习艺术史。即将考试的时候，他利用公休假日去了一趟教堂。当着很多人的面，他伏在地上大喊道：“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就这样，他的关注点又一次回到了他那敏感的道德心上。
在精神病院又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家了。有一天，他光着身子下楼吃午餐。他身形健美，在身材方面可以赢过哥哥及其他人。
他愧疚的情绪是一种手段，能让他显得比别人更加诚实，他就用这种方式，挣扎着实现获取优越感的目标。然而，他所做的挣扎却指向生命中无用的领域。他逃避考试和职业工作，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以及强烈的自卑情绪。从整体上来看，他的精神病症是一种目的性的逃避，想要排除那些令他恐惧失败的活动。从他伏在教堂、裸身去吃午餐这些举动中，也能很明显地看出，他想通过这些不堪的方式来获取优越感。他的生活模式决定了他需要做这些事情，他产生的情绪与生活模式完全相符。
正如我们所知，一个人在最初的四五年里，会形成自己的精神体系，构建精神与躯体的关系。他利用自己既有的遗传条件，整合他从所处环境中获得的认知，从而追求优越感。人在年满六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人格。他赋予生命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目标的模式，以及他的情绪倾向，全都确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但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改变，那就是他完全摆脱了童年时期人格形成阶段犯下的错误。正如他之前的认知符合他对生命的理解，如果他有能力修正错误，他形成的新认知也要符合他对生命的新理解。
人需要通过躯体官能来接触环境，并从环境中获取认知。因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个人发展自己躯体的方式，来探究他准备从环境中获取何种认知，以及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实现何种目的。如果我们能观察到这个人观听的方式，了解到他的关注点所在，那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他。正因如此，对姿态的观察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姿态中看出官能的发展方式，明白利用官能获取认知是为了实现何种目的。姿态总是受到生命意义的影响。
现在，我们可以为心理学添加这么一个定义。心理学就是了解一个人对其躯体认知的态度。我们也能开始了解人类的精神之间，是如何产生巨大差异的。如果一个人的躯体不能适应环境，无法顺利完成环境赋予的任务，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就会认为这样的躯体是一种负担。正因如此，器官有缺陷的孩子在发展精神的过程中会遇见异常大的阻碍。通过精神来影响、驱动和支配躯体，以此获得优越感，完成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比常人更难。他们要在精神方面付出更多努力，达到超乎常人的精神专注度，才能实现相同的目标。于是，他们的精神就会承受过多负担，他们就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一个孩子时刻关注着自己器官的缺陷，以及行动不便这件事，那他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自身以外的事物了。他们会发现自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关心别人，于是，他们长大之后就会缺乏社交情感，缺乏合作的能力。
器官的缺陷会造成许多限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限制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精神可以积极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付出努力去克服困境，那么器官有缺陷的个人也可以取得成功，不会逊色于那些原始负担比较少的人。确实，与那些原始条件比较正常的孩子相比，器官有缺陷的孩子虽然受到了阻碍，却经常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因为他们受到的限制激励着他们走得更远。举个例子，有一个男孩，因为眼睛有缺陷而承受着超乎常人的压力。为了看见东西，他得付出更多努力，同时比常人更加关注视觉领域以及如何辨别颜色和形状。最终的结果是，比起那些不用特别努力就能看见的孩子，或者那些不用花费精力辨别细小差异的孩子，眼睛有缺陷的男孩在视觉领域积累了超乎常人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器官的缺陷最后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优势，但这种事情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发生，那就是精神掌握了克服困境的正确方式。
很多画家和诗人的视力都有缺陷。但强大的精神可以克服这种缺陷，最终，相较于其他更加正常的人来说，有缺陷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眼睛实现更多目标。或许从另外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精神的补偿性，那就是不被理解的左利手孩子。在家里，或者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这些孩子要学着用不方便的右手。所以，他们在写字、画画或手工方面真的没有先天优势。我们能够想到，如果能够通过精神来克服这种困境，那么他们不方便的右手通常会达到很高的灵活度。事实确是如此。许多左利手孩子经过学习之后，字写得比别人更好，在绘画方面更具天赋，在手工方面更加娴熟。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之后，辅以兴趣、训练和锻炼，孩子们可以把劣势变成优势。
只有当一个孩子想为集体做出贡献，不以自我为中心时，他才能成功地对自己的缺陷进行补偿。如果他只想着帮助自己摆脱困境，那他的境况会越来越不好。维持勇气的唯一方法就是为自己的努力设定目标，重视目标的达成，而不是拦路的障碍。这是一个兴趣和注意力指向何方的问题。如果他们努力想完成的目标超越了自己本身，那为了完成目标，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和提升自己。困境只不过是他们成功路上注定要被征服的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们过分强调和关注自己的缺陷，或者在克服缺陷的过程中没有目标，只想摆脱缺陷，那他们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如果只是期盼着自己的右手可以更加灵活，或者干脆逃避问题，那么这只不灵活的右手永远不可能通过学习变得灵活起来。只有通过锻炼，才能使不方便的手变得灵活，而且达成目标产生的激励作用要大于手一直不灵活这件事造成的挫败感。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想要集中力量来克服困境，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设立一个超越自己本身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基础在于他对现实的兴趣，对他人的关心，以及对合作的关注。
我对一些有遗传性肾通道缺陷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得到了很好的例子，来探究遗传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可能产生的作用。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常常会有尿床的情况。器官方面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有可能是肾脏或膀胱的缺陷，也有可能是脊柱裂。通常来说，如果脊柱节段附近的皮肤上有天生或非天生的痣，医生可能会推测脊柱节段存在着相应的缺陷。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器官的缺陷都无法充分地解释尿床的现象。
孩子们不会受到器官的驱使，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支配器官。例如，有些孩子晚上尿床，但白天的时候从来不会尿裤子。有时，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者父母态度的变化，这种习惯会突然消失。如果孩子的意志不是特别薄弱的话，尿床这种习惯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孩子不再利用自己器官的缺陷追求错误的目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尿床的孩子受到的刺激并不会让他们克服尿床的习惯，而会让他们延续这种习惯。掌握了正确技巧的母亲可以带领孩子进行恰当的训练，但如果母亲没有掌握技巧，这种不必要的弱点就会一直存在。通常情况下，在有遗传性的肾功能缺陷或膀胱功能缺陷的家庭中，所有和排尿有关的事情都会得到过度的关注。母亲会采取错误的方法，十分努力地想要帮助孩子摆脱尿床的习惯。如果孩子意识到家长十分看重这件事，他可能会产生抗拒心理。尿床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坚定地表明自己对这种教育方式的反对态度。如果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让他想要抗拒，那他肯定会找到自己的方式，攻击父母最大的弱点。
一位知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很大一部分犯罪分子都出身于那些致力打击犯罪的家庭，如法官、警察或狱卒。老师的孩子通常都特别难以教化。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这种观点经常能得到验证，而且我也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许多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孩子都是医生的孩子，许多违法少年都是宗教牧师的孩子。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孩子的父母过分看重排尿这件事，就相当于给孩子指明了一种展示自己意愿的方式。
通过尿床的例子，我们还能探究梦境如何调动相应的情绪，来执行我们想要执行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尿床的孩子都会梦到自己起床去了卫生间。他们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开脱，显得尿床这件事完全没错。一般来说，尿床是为了吸引注意，掌控别人，不分昼夜地占据别人的关注。有时，这种习惯是为了激怒别人，宣示敌意。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我们都能发现，尿床是一种极具创意的表达方式：孩子不用嘴说，而是用膀胱来表达自己。器官的缺陷对他而言，仅仅意味着一种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孩子，通常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被宠坏的孩子不再是他人关注的唯一焦点。可能家里有其他孩子出生了，他们觉得自己很难获得母亲的全部关注。所以，他们尿床的现象代表着一种削弱和母亲的联系的行为，他们甚至会采取一些令人不快的方式。实际上，这种行为表达的是：我比你想象中的更弱小，你必须继续照看我。如果情况有所不同，或者器官缺陷有所不同，孩子们会选择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相同的目标。例如，通过发出声音来博取关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在夜间焦躁哭泣。还有些孩子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来，或者口渴要水喝。这些表达方式背后的心理原因是相似的。至于决定症状类型的因素，一部分在于器官的状态，还有一部分在于环境的影响。
这类病例清晰地反映出精神给躯体造成的影响。很有可能的一点是，精神不仅仅能影响到具体的生理症状，它还支配和影响着躯体的整体发展。我们尚不能直接证明这种假设，而且这种证明也很难做到。然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依据似乎十分清晰。一个男孩，如果他很胆怯，那他这种胆怯就会反映在他的整体发展中。他不会在意体力方面的成就，或者说，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达到这方面的成就。结果就是，他不会想到用有效的方式训练自己的体力，如果有关外界的认知能对体力的发展产生激励作用，那么他就会排除这种认知。至于其他那些愿意关注体力训练，并接受其影响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发展得更好。而胆怯的孩子，因为对这方面缺乏关注，所以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躯体的整体形式和发展受到精神的影响，还能反映出精神的错误和不足。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一些躯体表达只不过是精神弱点的最终结果，而我们还没有找到抵消这种困境的正确方式。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确定，在生命之初的四到五年内，内分泌腺体会受到精神的影响。腺体方面的问题不会给人的行为造成强势的影响。相反，外在的整体环境，孩子们寻求认知的方向，以及在充满兴趣的阶段，其精神的创意活跃度，却能不断地影响腺体。
另外一个依据可能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因为人们对这个依据更为熟悉，并且这个依据探究的是暂时性的表达，而非固定的躯体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每种情绪都有相应的躯体表达。一个人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是可视的，可能表现在姿态和态度上，可能表现在脸上，也可能表现在战栗的双腿上。与此同时，相应的变化也会体现在器官上。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脸红或者面部发白，他的血液循环已经受到了影响。愤怒、焦虑、悲伤以及其他情绪，都能通过躯体表现出来，而且每个人的躯体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处在害怕的情况下，有的人可能会浑身颤抖，有的人可能会毛发耸立，有的人可能会心悸。还有的人则会流汗、窒息、声音沙哑，甚至畏缩逃跑。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失去胃口或呕吐。对一些人来说，类似的情绪主要会影响到膀胱；对另一些人来说，受到影响的可能是性器官。在考试的时候，很多孩子的性器官会受到刺激。众所周知，罪犯在犯罪后会经常出入妓院，或者去找自己的情人。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有一些心理学家声称情爱和焦虑会同时出现，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声称性爱和焦虑之间没有丝毫关系。他们的观点均源自个人的经历。对于有些人来说，性爱和焦虑之间存在关联，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不然。
以上这些反应，全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人。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反应具有一定的遗传性，从这种生理性的表达中，我们经常能找到一些迹象，发现整个家族的弱点和异常之处。这个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躯体反应。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可以通过情绪来了解精神是如何激发生理条件的。从情绪以及相关的生理性表达中，我们能够看出精神在所谓的顺境和逆境中是如何起到作用、做出反应的。举个例子，在一个人大发脾气的时候，他希望尽快克服自己的不足。最好的方式似乎就是打击、指责或攻击另外一个人。怒气反过来还会对器官造成影响—驱使器官产生行动，或者给器官造成附加的压力。有些人生气的时候胃会不舒服，或者脸会变红。此时他们血液循环状况骤变，往往会引起头痛。我们了解到，隐忍的愤怒和羞耻感通常会导致偏头痛或者习惯性头痛。而对于某些人来说，愤怒可能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或者癫痫性疼痛。
关于精神对躯体造成影响的方式，我们还未能进行彻底的探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全面地了解这一问题。精神上的紧张对自发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都会造成影响。一旦紧张，自发系统就会发出动作，敲桌子、咬嘴唇或者撕纸片。只要一个人感到紧张，他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动作。啃咬铅笔或雪茄可以帮助一个人缓解紧张。从这些动作中我们能看出，这个人认为自己在当前的境况中承受了很大压力。无论是面对陌生人时脸红、颤抖或抽搐，原因都是一样的，这些反应都是紧张造成的。紧张的情绪能通过植物神经系统传遍整个躯体，如此一来，产生这种情绪时，一个人的全身都会处于紧张的感受中。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部位体现出来的紧张感并不都是十分清晰的，我们讨论的症状，仅限于那些能够探究到结果的位置。
如果进行进一步研究，我们就能发现躯体的每一部分都涉及生理性表达，而且这些生理性表达都是由精神和躯体的互相影响引起的。研究精神和躯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精神和躯体都属于我们所关注的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从上述依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生活模式和相应的情绪状态可以对躯体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如果孩子真的在非常年幼的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具有足够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能在这个孩子之后的生活中发现由生活模式引起的生理性表达。对于一个富有勇气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体格上看出生活态度对他的影响—他的身体十分健壮，肌肉更富力量，仪态更加坚定。人的姿态可能会对躯体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助于塑造健美的肌肉。富有勇气的人具有和常人不同的面部表情，发展到最后，他所有的外貌特征都与常人不同。就连头骨的形状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在如今这个时代，很难否认精神会对大脑产生影响。病理学中有一些病例：因为左脑受到损伤而丧失了读或写的能力，但是通过对大脑的其他部位进行训练，这种能力还是可以恢复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中风之后，大脑受损的部位无法修复，但是可以利用大脑的其他部位进行补偿，从而恢复器官功能。这个事实尤其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个体心理学在教育事业中有一定的用武之地。如果精神可以对大脑产生这种影响，而大脑仅仅是精神的工具（就算是最重要的工具，也仅仅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能找到方法，对这个工具进行开发和提升。人的大脑在出生时具有一定的能力水平，但人这一生没有必要被这个水平紧紧限制着，可以找到方法，让大脑更加契合我们的人生。
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按照错误的方向制定了目标（如不发展合作能力），那么他的精神就无法对大脑的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发现很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在之后的人生里会显现出智力和理解力的发展不足。人在最初四五年里形成的生活模式会给他成年之后的整体方向造成影响，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一个人的统觉体系以及他赋予生命的意义，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发现他在合作方面受到了哪些阻碍，帮助他修正错误。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研究的第一步。
躯体特征与精神类型
许多作者指出，精神的表达和躯体的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关系。但似乎没有人尝试探究过这两种表达之间的纽带。举个例子，克瑞奇米尔论述过“如何发现躯体的特征与精神类型之间的联系”，他能够辨别出人的精神类型，而且适用于很多人。其中，包括“厚重型”，即圆脸短鼻，有发胖趋势的人。关于这种人，尤利乌斯·恺撒的评价是：
我愿身边的人都身肥体壮，
脑袋溜光，通宵安眠。
—《尤利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克瑞奇米尔认为这种体型的人具有特定的精神特征，但他的研究并没有清晰地阐释精神和体型之间为什么会具有这种联系。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具有这种体型的人看起来并不像是器官有缺陷的人，他们的身材很符合我们的文化期望。在生理方面，他们觉得自己与他人平等，对自己的力量很自信，不会感到紧张。如果有打架的必要，他们也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完全没问题。因而，他们不需要将别人视作敌人，也不需要挣扎着去面对世界的敌意。按照某个心理学学派的分类，这种人属于外向人格，但这个学派并没有对这种分类进行解释。我们认为这种人应该会成为外向人格者，因为他们不会为躯体方面的问题所困扰。
克瑞奇米尔还描述了一种与之相反的类型—“分裂型”。这种类型的人要么很矮小，要么特别高，鼻子很长，头部呈鸡蛋形。克瑞奇米尔认为这种人很内敛，且喜欢自省，如果他们在精神方面受到扰乱，就会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尤利乌斯·恺撒对这种人也有评价：
那个卡西乌斯看上去饥饿消瘦，
他思虑太多，这样的人很危险。
—《尤利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这种类型的人或许被器官的缺陷困扰着，长大之后会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加悲观，更加“内向”。他们可能会发出更多求助的信号，一旦他们发现别人没有为他们考虑周到，他们就会变得刻薄多疑。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克瑞奇米尔也认同），存在着许多混合类型，即使是厚重型人格也有可能发展出导致分裂型人格的精神特点。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他们所处的境况给他们造成了负担，导致他们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们会变得胆怯、气馁。如果我们按照系统的方法给一个孩子施加挫败感，那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形成分裂型人格的行为模式。
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经验，就能根据一个人的偏好性表达，判断出他合作能力的水平。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人们一直以来都在探索这类迹象。合作的必要性一直在推动着我们，我们通过直觉，而不是科学的方式，得到了一些启示，明白了如何指引自己度过这混乱的一生。我们还通过同样的方式认识到，早在历史上那些伟大变革发生之前，人们的精神就已经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并且努力想要实现变革。如果人们的努力仅仅以直觉为依据，那就很容易误入歧途。人们一直不喜欢那些外表十分怪异的人，不喜欢毁容或驼背的人。人们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把那些人判定为不擅长合作的人。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但他们的这种判断有可能基于一种经验。人们尚未找到方法帮助这些外表怪异的人提高合作能力，因此总是过度关注他们的怪异之处，而这些人就受到了大众迷信的迫害。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观点。在最初的四五年里，孩子的精神诉求会得到确立，形成精神与躯体之间的根本性关系。固定的生活模式得以形成，相应的情绪性和生理性习惯也会形成。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涉及合作的能力，根据一个人的合作能力，我们能够对这个人形成判断和理解。所有的失败者最显著的共同点是他们合作的能力很低。现在，我们可以给心理学下一个更深层次的定义：心理学就是研究合作能力的不足。因为精神具有统一性，而相应的生活模式贯穿所有表达，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和想法一定遵循着他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人的情绪很明显地给他造成了困境，与他自己的人生福祉相悖，试图改变情绪是完全无用的。这些情绪是他生活模式的正确表达，想要移除这些情绪，只能改变他的生活模式。
个体心理学在教育和治疗的前景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启示：我们的治疗不能针对单独的症状或单独的表达，我们必须发现病人整个生活模式中的错误；发现病人对经历进行认知时的方法性错误；发现病人为生命赋予意义时犯下的错误；发现病人回应来自躯体或环境的认知时，行为中包含的错误。这是心理学真正的任务。用大头针扎一个孩子，测试他能跳多高，或者挠他的痒痒，测试他的笑声能有多大……这不是真正的心理学。现代心理学家却经常采用这种做法，或许这样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揭示个体的心理状态，但也仅限于提供一份有关固定生活模式的依据而已。生活模式是心理学最恰当的研究课题和调查素材。研究其他课题的心理学学派，其学说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生理学和生物学，比如那些研究刺激与反应的人、试图探究创伤或震惊经历所造成的影响的人，以及研究遗传能力并且观察这些能力如何发展的人。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研究的是心灵本身，是具有统一性的精神，我们研究个体为世界和自己赋予的意义，研究个体的目标，研究他们努力的方向，研究他们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理解心理学差异这方面，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合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