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教

敦煌地区一向是佛教兴盛之地，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及与佛教活动有关的记录在敦煌写本中占有很大比例。但道教作为“诸华之教”，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再加上唐朝的崇道政策的影响，道教成为敦煌多彩的宗教文化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鲜明特点的重要元素。

道教是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昔佛教东来，道教西传，道教在和佛教及其他信仰的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中，在敦煌扎根、生长。吐蕃占领敦煌以前，佛道之间即使有矛盾冲突，但也能并行发展，相互影响。唐代最高统治者崇奉道教，这一时期的敦煌道教经籍写本、与佛教寺院并存的道观数量为数不少。吐蕃占领敦煌，全力提倡佛教，道教式微，道教经籍写本、道观寥寥。归义军时期，佛道两教，仍盛衰悬殊，佛教具有压倒性优势，道教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借助唐前期及此前积淀的影响在民间流传，与佛教和平共处，各守其事。

一、敦煌的道教活动

敦煌地区的道教活动出现较早，可以上溯至汉代，玄光《辨惑论》云：“汉时仪君行此为道，魑魅乱俗，被斥敦煌。后至孙恩，侠荡滋甚，士女混漫，不异禽兽。”从考古发现的简牍及墓葬品上的文字记载来看，在西晋至五凉时期，敦煌地区的道教活动便已深入民间。

敦煌写本中有隋代道士祭醮活动的记载，如《敦煌录》（S.5448）：“石膏山，在州西北二百五十六里乌山峰，山间石出其膏。开皇十九年，乌山变白，中验不虚，遣道士皇甫德琮等七人祭醮，自后望如雪峰。”唐代最高统治者崇奉道教，因而道教在敦煌的兴盛莫过于唐代。这一时期的道教经籍写本数量最多。根据敦煌写本中的地志残卷及道经题记，我们还可查检到敦煌地区的一些道观名称及观址所在。据敦煌写本记载来看，与佛教寺院并存的道观数量也不少，如神泉观、灵图观、开元观、白鹤观、法都观、龙兴观、紫极宫、千称宫、冲虚观、玄中观。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道教活动几近沉寂，归义军时期也仅一“玉女娘子观”。

1.写经

写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道教活动，从敦煌文献及史书材料还可以看到古敦煌的写经情况。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写经之风颇盛，道经在社会上广为传写，敦煌并非道教热点区域，但仍受中原崇尚道教风气的影响，写经之风盛行。敦煌道教经籍大多是吐蕃占领敦煌前唐代的抄本，为数不少，有五百余件，其中以唐玄宗时期所抄为最多，其次是唐高宗时期，而且唐代写本书写、纸质均佳。吐蕃占领敦煌之后，道教经籍抄本几乎未见。

写经为科仪戒律，新入道受戒弟子要抄写《道德经》及《十戒经》；写经也是道士的修持内容，亦是诵经习教的需要。同时道士认为写经积功求福，福报不可称。唐代道士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写经钞》说：“抄写经文，令人代代聪明，博闻妙赜，恒值圣代，当知今日明贤博达，皆由书写三洞尊经，非唯来生得益，及至见在获福。《大戒》云：抄写尊经一钱以上，皆得七十四万倍报。万钱已上，报不可称。”由于上述种种因素，敦煌道士写经不少。

此外，道士还奉敕写经，如《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2444）末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道士李览初校，道士辅俨再校，道士马诠三校，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日柬。”题记记载道士奉敕为皇太子写经。

也有供养祈愿写经，如《无上秘要目录》（P.2861）、《无上秘要卷第十》（S.80）末题：“开元六年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道士马抱一，奉为七代先亡，所生父母，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道士为自己的亲人师长追福写经，也受施主委托代为写经。再如《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S.3135）末题：“仪凤三年三月廿二日，女官郭金基奉为亡师敬写《本际经》一部。以此胜福，资益亡师，惟愿道契九仙，神游八境。”

写经范本主要来自崇玄馆写经。唐王朝倡行道教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敕命写道经，《混元圣记》卷九载唐玄宗于天宝七年（748）诏：“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崇玄馆所写道经，经过严格校定，成为各地传写的范本。

政府也向各地颁赐道经，所以敦煌文献中除了敦煌本地写本，也有长安写本。邵文实将有关道教写本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道教经典。不完全统计也有道教典籍约三百七十余卷号，数量可观。其中，老子《道德经》数量较多。其次是隋代道士刘进喜《太玄真一本际经》。此外，写卷较多的还有《洞渊神咒经》（约十五件）、《老子化胡经》（约九件）、《十戒经》（约九件）等。二是道家斋醮文书。多为祈福文、邑愿文、亡文等，是道家斋醮活动的产物。三是道家符箓文书。如《道家符咒》（P.3811）。四是论道文书。如《二教论》（P.3742）、《佛道争辩文》（P.3475）、《道家论道文》（P.4979）、《佛道相通论》（S.6147）等。此类文书多是佛道争雄的产物，有的出自道士之手，有的出自佛徒之手，均站在各自的立场诋毁对方。虽然它们只是中原地区论道文书的抄本，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敦煌地区佛道双方的较量。五是有关道士活动的社会经济文书。这类文书所见不多，体现了道士日常活动。六是道教文学作品，如《涉道诗》及《叶净能诗话》（P.3866）等。这些道经写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道教在敦煌的传播。

2.道醮

北朝隋唐时期，敦煌道教是兴盛的，道教活动除了写经、讲经活动，还有金箓斋、黄箓斋、明真斋、三元斋、八节斋、自然斋和符咒道法、镇宅法事等斋醮活动及炼丹、行气养生等，道醮活动中还涉及星象、占术等民间信仰因素的活动。道教从起源之时起，传统的鬼神信仰、占卜、巫术等传统信仰就与之复杂交融。敦煌道教因所处的地域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道醮活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具有自身的地域性特点，从敦煌文献中亦可管窥一二。

宅舍是人们生活重要的物质保证，修建宅舍历来备受重视。如《大蕃纥骨萨康再荣建宅文》（出《沙州文录补》）记载了吐蕃沙州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兴土木建宅时延请道学博士循依道门阴阳八卦举办斋醮的情形，而这种道教斋醮已经掺入民间信仰成分。其中所反映出的诸多对传统的神灵、神煞及相关的术数占卜的信仰与道教密切相关，同属于道教文化的组成部分。

祈求宅舍平安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强烈愿望，镇宅是敦煌道士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如《镇宅文》（S.2717）、《敦煌王曹镇宅疏》（S.4480）、《洪闰乡百姓高延晟祭宅文》（S.6094），也是道家祭醮活动的记载。

驱鬼弥灾，祛病祈福也离不开道士的活动，通过符咒驱鬼则是道士的一般做法，如《道家驱鬼符》（S.5666）上有半身狰狞神像，并有文字：“急急如律令。强百鬼远离、善神加力，并不病者能行，日日消散，岁岁日日，愿神星欢喜，其人福至，星神放过，赦罪德□，念年恰至罗猴星神者，命属卯生，女人年六十四岁者。”又如《杂书符咒》（S.799）：“五月五日中天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敦煌道教文献中还有为皇帝祈福的斋文。

祭风祈雨，也是敦煌道士的一项活动。从敦煌文书材料可知，敦煌地区对玉女娘子的祈祭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并由归义军衙门主管灌溉的专门机构水司负责。敦煌文献中有《都河玉女娘子文》（S.343），是祈祭玉女娘子的愿文范本，其中有：“邦君伏愿小娘子炎光扫殄，春色霞鳞，都河石堰，一修永全；平磨水道，提坊（堤防）峻坚。俾五稼时稔、百姓丰年；天沐高（膏）雨，地涌甘泉；黄金白玉，报赛神前。十方诸□，为资胜缘；龙神八部，报愿福田。”可知玉女娘子为都河的河神，同时兼有保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神通。

术数占卜是道教的活动之一。《太史杂占历》（S.2729）是占卜文书，虽然带有地方性的世俗色彩，但仍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

吐蕃统治初期设“道门亲表部落”专门管理道教信徒，道教虽受打压，但因其具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也不可能完全绝迹。

3.道医

道家对中医学产生过最重大的影响，道家的哲学思想是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难经》等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教以神仙信仰为核心内容，以“内视”“守真一”等养生术及丹道法术为修炼途径，以长生不老为终极目标。养生术及丹道法术对传统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很多药物的认识来源于此，《神农本草经》等本草著作明显受此影响。

敦煌文献中道医相关文献有《服气休粮及妙香丸子方》（P.3043）、《道家合和金丹法》（P.3093）、《呼吸静功妙诀》（P.3810）、《道家养生方》（P.4038）、《绝谷仙方》（S.2438）、《残辟谷方》（S.5795）、《陵阳禁方残卷》（S.6030）、《服食养生方书》（S.6052）、《五石药方残片》（S.9936，S.11363）及罗振玉家藏的《疗服石方》。这些敦煌写本涉及辟谷、炼丹、养生等道医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当时道医以下几个方面的行为。

道医崇尚服石，外丹术炼就的金石药，本是为了长生，因为有一定的药物学价值，也被长期用于医疗实践。从《神农本草经》以来的传统医药学典籍都有金石类药物。敦煌写本《疗服石方》主要内容为服食金石中毒导致诸病证状及其调治方法。

辟谷，即不吃五谷，是道家、道教的一种修养方术。又称“避谷”“却谷”“断谷”“绝谷”“休粮”等。辟谷分服药辟谷和服气辟谷。敦煌写本《绝谷仙方》（S.2438）、《残辟谷方》（S.5795）、《服气休粮及妙香丸子方》（P.3043）反映道教休粮绝谷的方法，服药、服气辟谷均有涉及。

服药辟谷，即服食药物以代替谷食。多取高营养而消化慢的大豆、枣、胡麻、麻子、栗、酥及茯苓、黄精、天门冬、术、梅、蜂蜜等配伍，制成丸，断谷后口服，以代谷食。还有用草木药熬煮特定的石子，以石当饭，代替谷食。《绝谷仙方》（S.2438）中有胡麻之法、五芝方等。《残辟谷方》（S.5795）也涉及辟谷药方。

服气，又称食气、行气，指呼吸吐纳、调息行气的锻炼方式。嵇康《养生论》：“呼吸吐纳，服气养身。”服气辟谷即通过服气达到辟谷目的。从《服气休粮及妙香丸子方》（P.3043）可以看到，服气仍然要借助服食。因其中不仅有服气法，也用休粮方。其中的休粮方主要是大麻子、黑豆蒸煮干晒捣为末，直接细咽。还用妙香丸子方，用鹤虱、朱砂、禹余粮、人参、茯苓、狗脊、贯众、白松脂、白蜡、黄蜡等制丸服用。服气既可养生却老，又可作为辟谷的配合方法。服气在六朝隋唐时颇为盛行，其后渐衰。

这些不多的写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医的一些特点，除了治病（如《疗服石方》），更多关注养生，如《呼吸静功妙诀》（P.3810）、《道家养生方》（P.4038）、《服食养生方书》（S.6052）等。不管是呼吸吐纳等服气方式，还是炼制丹药服用，或者辟谷，其目的都是为了身心健康与生命长久。道医把养生方式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事实上，道医在历史上也取得了很多医药学成就，为古代医药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二、敦煌道教的特点

中原地区道教发展平稳，道佛既抗争又融合，同时又汲取儒家的思想。唐代崇道，道教一度跃居三家之首，此后也持续三家并行发展、相互融合之路。道教为本土宗教，加上唐代崇道的社会背景，使道教能在佛教胜地敦煌地区生存发展，并在一段时间内与佛教相处融洽，但吐蕃统治敦煌后，道教受到压制。敦煌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居民结构复杂，以汉人为主，华戎杂处，更决定了敦煌道教的特点既有时代普遍性，又有区域个性。

1.道佛儒交融

东汉以来，佛法东流，道教兴起，与儒家思想鼎足而立。外来的佛教不断本土化，而结合民间信仰、方士、阴阳学说与道家思想的道教，既与外来佛教对抗融合，同时又接纳儒家的一些思想，道佛儒逐渐融合。这种时代大背景下的敦煌也不例外。从今所见到的敦煌文献可以看到，佛教寺院也收藏有道教经典。如《老子化胡经》（S.2295）后有“净土寺藏经”印记。佛寺兴盛的敦煌地区也建有道观，抄写道经。佛教的许多法印采用道教符式，如“金刚童子随心印”“观音寸印”“玉女奉佛印”，透露出道教法术对佛教的巨大影响。佛家有些真言杂抄中，甚至还掺杂了道教鬼神之名，可以明显看出受道教的影响。

道教对于佛教教义也多有吸取，模仿佛教教理和佛教经典而造道经，如唐初道教的“二教论”即主要吸取佛教中观学派的“二谛义”而来。佛道在思想、教义、经典、仪式与弘法形式上均相互借鉴，甚至融合。如道家祭文P.3526中有“惟愿天尊雍（拥）护，百虞去身；诸佛扶持，千灾远体。”道教天尊与佛教诸佛并举共佑，可见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道教对佛教并不那么排斥，而是坦然待之。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以道家黄老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柱，除综合了巫术、鬼神祭祀、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各类方技术数，还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家学说中的修养思想。儒家思想在道教产生之时起，就融合其中。

敦煌道教与佛儒相诋相斥又相融相吸，相互借力发展，这也是三者在传统文化上都有着不可忽视作用的原因。敦煌文献中，除佛教经典外，也保存有大批的道教经典，还有儒家经典，足见唐代敦煌地区凝聚了多姿多彩的宗教文化。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以来，道教逐渐褪去的经教色彩，在三教合一的状态下，更和谐、会通、融合，与佛教、民间信仰的界限更为模糊。

2.敦煌大族把持道教

敦煌地区的道教对政权的依附性不如佛教。唐代因为政权尚道，得到发展，但远远不如敦煌佛教在吐蕃统治时期鼎盛到几近政教合一的境况。在吐蕃统治敦煌以后，道教无所依，只能在民间流传。敦煌虽为民族聚居区，但其主要居民成分始终以汉族为主，其时的大族多为汉人，有索、张、汜、李、阎及曹、阴等汉人大姓。这些大族不但据有敦煌政权，还参与了宗教管理，敦煌佛寺、道观均被其把持。敦煌主要道观的法师，如玄中观洞主张法师（P.3562）、平康乡三洞法师中岳先生索某（P.3770）、神泉观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某（甘博017）、神泉观师汜思庄（P.2806）等，均来自当地大族。即便吐蕃统治初期曾组建的专门管理道教信徒的“道门亲表部落”，其首领仍是出自降服于吐蕃的敦煌大族阴伯伦。这些权倾朝野的大族把持宗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宗教的此消彼长，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道教只能对佛教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