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道文化与中医学的关联
道文化包含道家文化与道教文化两个方面。前者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文明，其代表人物为黄帝、老子、庄子，世称“黄老之学”“老庄之学”，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及医学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诸子百家中，道家与儒家、法家鼎足而三，构成了中华文化不可分离的有机部分。中医学直至今日，仍或多或少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医的许多古典医籍，不用道家的眼光去看，简直就是天书，休想明白其究竟。
一、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与中医学的关联最重要的约有以下四点：
第一，崇尚自然。道家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与法则，不受人主观意志所改变，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老子《道德经·二十三章》《道德经·二十五章》）。人们只有顺乎自然，才能改造自然，用老子的话来说叫作“道法（遵从，效法）自然”。古代的道家，虽隐于世，但却有更多时间与精力观察自然，探索大自然之“道”。解析“道”的字形，包括“首”（头）与“辶”（走），意指“道路”，必由之路。这需要用目去观察，用头脑（首）去思索。道家不求显于朝，而退隐于山林之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冥思苦想自然界的秩序与规律，终于悟道，而有《道德经》的问世。有趣的是，这种探究自然之秘的方法也为中医所用。传说中的医学家黄帝与岐伯（相传为医学鼻祖，故中医学又称岐黄之术），在上穷究天体五运六气的运行规律（气候），在下研极地理环境影响健康疾病的因素（地候），远取之于物（物候）进行比较，近取之于身（病候）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反复诘难，最后总结、归纳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诊治方法，用以造福万世，并且在向雷公之辈传授学业的教学过程中，互相问难，集其大成，才完成《黄帝内经》这一经典医著（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雷公为黄帝的医学侍臣，属辈分较低的青年医学家，与俗传电母雷公中雷神之关系待考）
崇尚自然，顺乎自然的思想，在《黄帝内经》中被赋予了医学含义而得到进一步发挥。《灵枢·师传》（先师心传）中记述了黄帝与岐伯的问答：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灵枢·师传》）
“惟顺而已”，就是遵从自然规律，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调其气血，以致和平”，达到“以平为期”的目的。而且所谓顺不仅仅指医学上的阴阳、经脉、气血的逆顺，还要包括顺应人的天性本能。所以中医治病，既要注重病的一面，更要注重病者人性的一面，因而有应当发汗者，有应当发汗而不能发汗者，有不能发汗又不得不发汗者，处方用药，都要因人而异，有所不同。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治则，“临病人问所便”，从病人的喜恶，判断疾病的性质，采取对病人最适合的医疗措施，从而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例如热证宜用寒的治法，寒证宜用热的治法，胃热欲寒饮，肠寒欲热饮，都是采取顺应自然之道。一旦出现“胃欲寒饮，肠欲热饮，两者相逆”，以致寒热错杂的情况，或者遇到社会地位较高的病人，骄恣纵欲，不遵医嘱的特殊情形，就要分不同情况用药，并做开导说服的工作，“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开导、引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看似不顺其意，其实“顺”正在其中。
可见中医治病，除了考虑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因素外，举凡病人的思想情志、心理因素、社会环境，以及气候时令、地理环境、体质强弱、药物性质与产地等，都应在诊治过程中全面兼顾。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正是顺应自然，“惟顺而已”的最好体现。
第二，清静无为。道家“无为”的一个积极含义是指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所以无为而无不为，并非无所作为。而要使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就需要冷静思考，让事物按其自身轨迹去运作。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道德经·一十六章》）参透了万物生、长、静、复的规律。这里“静”，就是盛极而衰、衰极而复的中介，是复生的基础，是生命力最强的表现。惟其清静，才能保持冲和之气；惟其清静，自然界才呈现有序化；惟其清静，人体之经气才会正常运行。大约中医学也看准了这一点，所以《黄帝内经》曰：
苍天之气，清净（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素问·生气通天论》）
前者是说在天之六气，需要按时序运作，保持正常之有序，而人顺应六气的变化规律，阳气才可固秘（固，秘也，静也），正气充盈，虽有外邪，也不会致病。后者是指人之七情，能够做到“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不妄作劳”，则人体的内环境清静，就能肉腠闭，皮肤密，虽有大风苛毒，不能加害。此外，《黄帝内经》还认为“阴气者，静者神藏，躁者消亡”，“阳气者，精者养神，柔者养筋”，也是阐发清静养神、养气，不违生命规律的道理。就人体而言，阴阳二气代表构成人体的微观物质和能量，为生命的根本，不耗不伤，必清必静，自能保养天真。
第三，注重实践。即道家所说“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奡。善心者师心，不师圣”（《关尹子·五鉴篇》），“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按：《绎史》引此四字作‘虽在夷狄’），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慎子·佚文》）。道家法于自然，并不是指单纯地观察了解，而是还要设法去实践、实验，进一步观察了解自然，以便掌握、利用和改造自然。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一条正确的认知方法。道教的实践体现在导引、吐纳、服饵、辟谷、炼丹等修炼上，可以统统归纳为气功锻炼，至今也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主要手段。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医学至今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着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和注重实践。一旦旧的理论与新的实践经验冲突，就会代之以新的理论，从而带来中医学的进步。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温病学派的崛起。明清以前的医家治疗外感热病，都是恪守《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尤其热病初起，用辛温解表法时有所误，因不明寒温异途、治当有别。自刘河间提出“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以苦辛寒为主，若拘六经分证，仍是伤寒治法，致误多矣”（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应予辛凉之法表里双解。自创用双解散以来，历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温病学家的努力，温病的治疗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的温病辨证施治体系，建立新理论，制定新方药，在温病学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果，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界常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这正是中医学注重实践最精炼的概括。
第四，追求长生。健康长寿从古至今就是人类普遍的愿望，不过，道家的标准是很高的。庄子在《庄子·逍遥游》中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彭祖，世传活了八百岁，庄子认为仿效他这个寿命，比起冥灵，比之大椿，也是可悲的。无独有偶，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一方面从医学角度记载了人的天年是“度百岁乃去”，一方面又憧憬通过养生可以达到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境界。其中真人，竟然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与庄子的追求是一致的。这说明《黄帝内经》蕴含着道家思想。其实道家追求的长生，并不是肉体的长存，而是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掌握了绝对真理就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即《老子》所谓“死而不亡者寿”。为了实现长生的愿望，道家修炼的外丹推动了药物学、化学的发展；而炼内丹则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了气功科学乃至人体科学的发展；医家与疾病做斗争，则带来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学者比较偏爱道家和中医药文化。
道家也很注意房中术，认为正确的应用可以抗衰老而延年益寿。其要点在于固秘不泄和阴阳互补。道家的这一套实践和理论，被医家全盘接受。阴阳和合，怡神养气保精，成为中医养生学重要的理论之一。《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各注家把阴阳释为天地变化的自然规律，这是广义的说法，狭义的说法也指房中之术。“和于术数”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其中也包括性生活的技巧，即现代的性科学。保精、养气、爱神才能长生，所以下文接着指出，不知养生之道的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违背了性科学，以致半百而衰。联系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古人的批评何等中肯啊！可见，追求长寿，讲究房中养生，道家、医家都是一致的，只是两宋以后，受儒教理学影响，医书中才少谈房中术。
二、道教文化
道家文化与中医学的关联已如上述，那么道教文化又如何呢？概而言之，大致也有以下四点：
第一，炼丹术。道教徒用丹砂、铅汞类金石原料炼丹，其本意是取金石坚固不坏，百炼不消，“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达到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目的。虽然最终求仙失败，但炼丹术促进了药物学、化学制药学的发展。以葛洪为例，他炼的三仙丹（氧化汞）、密佗僧（氧化铝）就是外用药物的原料，后世中医外科用于拔毒封口的红升丹，用以疗治疮疽的白降丹均沿于此。由于丹药治疗某些病，如疮疡、疔毒、骨伤有奇效，逐渐变为以制药为目的，由医家烧炼。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都庚鼎药房自制的“渴龙奔江丹”治外科化脓性疮疡，“中九丸”治恶疮疥癣，均有奇效，享誉久远。历史上著名的《石药尔雅》，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金石药及外丹的重要文献。
第二，内丹与健身术。内丹之称，大约始于隋唐之间。道士苏玄朗，于隋开皇中居罗浮山，著《旨道篇》，自此道教徒始知内丹（《道藏源流考》）。至于养气安神、导引练形，无论医、道二家均是古已有之。
由于服石之风带来无穷祸患，“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石药发瘨（癫），芳草发狂”（《素问·腹中论》），误食石药（如五石散）及丹药（砷剂或一些重金属类毒剂），欲求长生反遭速毙，所以外丹派渐渐衰落。于是倡导人身就是丹炉，自身就可以修炼的丹鼎派兴盛起来，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吐纳、导引、存想这类简便有效的古代健身术。
《千金要方》记载了一个故事：魏武帝曹操，羡慕皇甫隆年逾百岁，体力不衰，耳目聪明，而且颜色和悦。于是就向他求教，希望“密示封内”。皇甫隆告诉曹操，修道甚易，他说道人蒯京，已经一百七十八岁，而甚健壮。其保养方法是天天琢齿、服食玉泉，这样就能使人丁壮有颜色，并可去三虫（古人认为衰老有疾是体内三虫作乱）而固齿。服玉泉就是于清晨醒来之时，叩齿、搅海（舌在口中搅动）、漱津，令津满口而吞之。其实这就是气功导引中的一种炼精化气的方法，用以养气，道教称为“服元气”“饮醴泉”，也叫“玉液还丹”。为什么要在清晨做？因为此时阴尽阳生，大地复苏，人体的生理机能逐渐兴奋，为白天的活动做准备，使人具有生命活力，此时导引，即可吐故纳新。玉泉为“肾水化生”，饮之自可养阴养精。用现代生理学解读，吞咽唾液是反射性动员消化系统的功能，改善大脑供血，改善神经体液调节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因而有利于一天都保持最佳状态。
广义的导引即现代所谓气功，包括自我按摩、吐纳调息、坐忘存想、辟谷断食等。道士用以健身延年，医家亦用以健身治病。
第三，符箓禁咒。道教用符箓禁咒、弄神捉鬼等道术治疗疾病，与中医学之祝由、移精变气等心理疗法相似，与古医籍中载录之“禁经”有一定关联。
《东医宝鉴》收载之催生符。据云：“以朱砂书之，贴于房内北壁上，遇坐草之时，札于针上，就灯烧之，不得飞扬，温水调服，妙方，良。”
单纯烧一符纸何以可以催生？大概妇人待产，尤其初产之妇，精神格外紧张，或不到时候用力太过，力尽胎衣难下。以符箓一道，烧后温服，增强产妇信心，而朱砂又有镇静之效，因此便可催生。本法实际属于心理疗法，与今之无痛分娩，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惟符箓文字甚难辨认，推测应与医事诊疗有关。此符中心文字，似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意。
《千金翼方》载一“禁经”，颇为有趣。“唾百种疮法：神师所唾，口为雷门，唾为霹雳。雷公主阴，霹雳主阳，残贼结气，唾下消亡。急急如律令。”大约古人治疮，兼用口唾，唾液本身有消肿散结之功（现代研究唾液含溶菌酶、抗体等）。念念有词的禁经，不过是加上的一套神秘外衣，有心理暗示的作用。病人一旦治愈，则人不归于唾液及病人本身免疫力，反归于禁经，流于妖诞。医与巫术，远古并未分家，原始巫风于此又见一斑，亦知巫与医，虽为二途，但在文化深层的背景中都有着潜在的联系。
第四，研究医学，阐发医理。由于道教把老子抬出来作为始祖，尊为太上老君，而《黄帝内经》又堂而皇之被收入《道藏》之中作为道书。于是不少道士又兼医师的人，在传道的同时，精研医学，并有诸多发现，推动了中医学向前发展。著名道教创教人之一的葛洪，又称葛仙翁，以《抱朴子》一书讲黄白炼丹之术，阐发道教教义闻名于世，但他的医学成就也是极高的，著有《服食方》四卷、《肘后备急方》四卷、《玉函方》一百卷。一部《肘后备急方》等于袖珍便携式急症手册，解了多少急重症救治的疑难。令世界瞩目的青蒿素治恶性疟疾的研制成功，就多亏了这一部《肘后备急方》。屠呦呦原来提取青蒿素治疟，曾经多次失败，后来经仔细对照研究，发现《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治疟是绞汁用，由此得到启发，改热提取为冷提取，从而一举成功。由此可知，葛洪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以及对中国医药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