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川政权
1603年2月12日下午，京都南部德川家的伏见城。德川家康身披猩红礼袍，安坐在城堡平台上。不一会儿，一位侍者出现，深深地鞠了个躬，摇了摇两个木铃铛，禀报说日本天皇派遣的高级特使驾到。皇室代表从马车上下来，伴随着乐队精妙的演奏，在庄重的仪式中走向平台，呈递给德川家康一个委任令，任命他为日本的幕府将军，即维持整个国家秩序的军事将领。德川家康设宴款待特使们以示感谢，并送上几袋金银和一匹骏马，让他们带回京都。骏马身上挂着一具加高的金马鞍，鞍上还印着德川家康的纹章。
任命德川家康为将军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创新性的事件。把他擢升为全国最高军事首领的隆重仪式，反映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武士阶层的权势与荣耀。那时候日本各地大约有250位有势力的大名统治着各自的自治领地。他们富丽堂皇的城堡有许多比中世纪欧洲建造的最大的城堡还要大。这些城堡雄踞在乡村，象征着大名们令人敬畏的强大力量。但是，没有一个大名可以和德川家族相提并论，德川家的伏见城是这片国土上最宏伟的要塞之一。伏见城的石墙和城壕由同时期的另一位军阀建于1592年至1596年间。这些坚固的石墙和宽阔的城壕保护着城中高耸的主楼，还有2000名驻防武士的住所、公署，以及粮食和武器库。这些设施散布在六个宽广的城郭之间，每一个城郭都还有各自的内墙和设防的城门。
和其他大名的要塞相似，伏见城堡也既是一座宫殿，又是一个军事堡垒。日本的统治者们不会忘记，仪式和象征物能够不可估量地增添权力的内容，因此他们设计出的城堡既展现了他们不可一世的力量，又闪耀着财富的光芒和他们的审美情趣。德川家族征集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伏见城。通过这件事，德川家康向世人夸示了他的财富和文化抱负。当结盟的大名们造访时，德川家康在一间宽敞的、长宽各约30米的接待室里招待他们。在那里商讨时政要务时，他会把客人们惊羡的目光引向雕满了古代圣君的雅致的木横梁，以及装饰着由当时著名艺术家们所创作的吉祥花鸟图案的活动隔门。室外，高级武士们在景致优美的花园里消磨闲暇，甚至在城堡里的舞台上观赏古典能剧。
伏见城展现出的富丽辉煌让人回想起京都昔日的荣光。几个世纪前，一个新千年开端之时，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它追随东亚帝国城市生活的理想，城内街道精确地按照几何形状分布，把整个城市分隔成为棋盘状，其中呈长方形的居民区可容纳十多万人口。一条壮观的大道从主入口即著名的罗生门通向年代久远的皇宫。它贯通城市正中，两旁柳树成荫，南北绵延约5公里。京都的居民偶尔会看见天皇在数百名着装整齐严肃的侍从的护卫下，端坐在华丽的牛车上，从这条大道驶向京城附近宜人的乡间胜地。不过，大多数时候，天皇都待在巨大的宫殿里。那是他举行庄严的仪式来纪念保护日本的神祇，同时确认自己作为道德和政治权威的终极之源的地方。在那个神宫里还有一个回廊庭园，它是天皇的私人寝宫，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简朴的地方。那里未经油漆的木料、凹凸不平的木质地板和优雅的木屋顶，既是日本建筑取向的缩影，也微妙地反映了天皇陛下的喜好。
在11世纪早期京都最繁华时，大约有2000个贵族家庭像项链般拱卫在皇宫的东面和南面。大贵族的庄园占地4000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多，一般包括一个主楼、一个栽满了精挑细选的树木和开花植物的大花园、一个人工湖，还有佣人的住房、众多的储藏室和服务性场所。朝臣们身穿带有精美刺绣的丝绸服饰，欣赏京都工匠作坊里制造的最精美的手工艺品。叙事性的画卷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发现木地板上已经开始铺设榻榻米，以便人们就座。活动隔门上绘有精美的四季风物和反映人类生命历程的图案。在那种优雅的氛围中，京都的贵族创造了超越时空的精深的文化传统。紫式部虚构宫廷恋情和阴谋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就产生于那个时代。那时，傲慢的贵族认为他们才是短歌、宫廷雅乐和其他贵族艺术的唯一合法的资助者和参与者。对他们来说，这些艺术形式代表了日本文化成就的最高水平。
1603年，把将军职衔授予德川家康的天皇特使回到了京都。在京城，天皇和许多沮丧的贵族正生活在贫困之中。几个世纪以来，天皇和朝臣们发现他们的财富日渐损耗。在15世纪70年代的战争中，京城惨遭蹂躏。这场战争又触发了一场漫长的内战，而内战的唯一结果是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幕府将军。16世纪初的一位天皇陷于贫困之中，宫殿也无力修缮，不得不把他的加冕典礼推迟了将近20年。许多曾经十分骄傲的贵族搬到了简陋的后街住房，或者栖身寺庙。京都的商人和工匠们也面临着不稳定的时局；战争毁坏了他们的街区，盗贼在街上横行；而且在1573年，一位大名在京都纵火，再一次破坏了这座城市较好部分的城区。这是个让人悲伤的十年，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会记得那部有名的《战记物语》（又译《军物语》）的卷首语：
祗园精舍之钟声，奏诸行无常之响；
沙罗双树之花色，表盛者必衰之兆。
骄者难久，正如春宵一梦；
猛者遂灭，恰似风前之尘。①
对绝大多数在自给自足的小村落里度过一生的日本人民来说， 16世纪中期的生活也充满了苦难。对那些家庭而言，外面的世界不过是沿乡村小道走下去的几步之遥，无论身在何方，生活的重心都是自给自足。有些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大多数男女却是日复一日长时间地劳作。他们自己耕种，自己做衣服，自己制造和修补生存所必需的工具。他们住着用茅草和泥巴筑成的房子，穿着用麻和其他当地所产纤维制作的粗糙服装。在他们看来，生命短暂，不过勉求生存而已。季节性的节日——春耕时求神保佑和秋收时谢神赐福——打破了岁月的静静流逝。偶尔也会有小贩来到村子，带来关于遥远的京都的神奇故事，同时还提供用于出售或交换的海藻、盐以及其他村民们自己无法种植或生产的贵重商品。
日本著名宫廷小说《源氏物语》绘卷
尽管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绝望，但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欧洲人首次航行到日本列岛时，复兴的胚芽还是极力破土而出。葡萄牙商人若热·阿尔瓦雷斯在1546年访问日本后，发表了欧洲人的第一份亲历报告。报告中称他所发现的日本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国家，树木繁多，有诸如松树、杉树、李子树、樱桃树、月桂树、栗子树、胡桃树、橡树和更古老的树种，还有许多我们国家没有的水果。我们葡萄牙种植的蔬菜，除了莴苣、甘蓝、胡荽和薄荷之外，他们也都会种植。他们也养玫瑰、康乃馨和其他许多芳香的花，还种又酸又甜的橘子、香橼、石榴和梨”①。半个世纪后，佛罗伦萨人弗朗西斯科·卡莱蒂对此表示赞同，说日本“这个国家景色迷人，盛产水稻、玉米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谷物以及蔬菜和水果”。而出生于尼泊尔的耶稣会会士范礼安曾经于1579～1582年和1590～1592年两次造访日本。“他们非常聪明能干，”范礼安写道，“而且，他们很有教养，甚至普通人和农民都很有教养，彬彬有礼，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接受过宫廷训练。在这方面他们不仅超过了其他东方民族，也超过了欧洲人。”
到了德川家康接受委任令时，不仅乡村，京都的商业区也已开始复苏。一幅精心描绘在屏风上的世态画《洛中洛外图卷》（一幅描绘京都及其郊外著名场所的名画，由幕府的御用画师住吉具庆创作。——译注），展现出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种丰裕、活泼的城市风貌。其中一个画面上，男女老少——贵族、武士、僧侣、商人、工匠、乞丐，蜂拥到京都的街道上，观赏呈现日本历史和神话中重大事件的绚丽多彩的花车队伍。花车游行是祗园祭的重头戏。每当这个纪念一位保护京都城免遭瘟疫的神祇的节日来临，花车队伍所到之处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人群。画面上贺茂川的两岸，一些武士、绅士开始用户外午餐；大街上，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母亲、三个步履不稳的小孩和祖父——正从他们位于街边的商店里欣赏花车游行的盛况；稍远处，高雅的贵妇人在她们庄园考究的大门口观望游行队伍。在整个城市的图景中，人们或驻足和朋友、邻居闲聊，或者享受食物，野餐的武士从小贩手中买几个西瓜，仆人跪着把茶和小吃献给寺院僧侣的客人们，只在腰间系块布的男人把肥肥的鳊鱼切成薄片，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京都的复兴让人想起日本过去的坚韧。正如城市从16世纪的战火中幸存下来一样，天皇世系也一直是政权永恒不变的正统。1603年，皇室把恢复国家和平的责任交给了德川家族，也授予他们协同统治国家的特权。不过，虽然历史的影响具有持续性，过去的模式却不只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德川家康及其后任幕府将军统治的是一个时人称为“太平”的和平盛世，它使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成为可能。起初，德川家康只是松散地掌握着权力，但是17世纪期间德川幕府决定加强统治、规范秩序，并且创设了复杂的统治机制，在促使国家繁盛的同时也给予自己难以匹敌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环境，使每个社会阶层的日本人都能为国家前所未有的变化做出贡献。到1868年德川幕府最后一位将军退职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和1603年时截然不同的国家。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农产品产量翻了几番，数百个城市在乡村涌现，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商业兴旺发达，日本人民开始享受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活。与此同时，学者们和教师们制定了成文的社会行为准则，城市中心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推广了新的娱乐活动和艺术形式——歌舞伎、俳句以及木刻浮世绘，它们现在已被誉为日本文化的精髓。
◎日本国家的起源和武士的出现
日本武士阶层的逐渐兴起是7世纪末和8世纪初中央集权形成过程中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在此之前，由许多小村落组成且受氏姓贵族统治的领地遍布本州岛中西部的大多数地方，还延伸到了九州岛和四国。这些氏族领地具有高度独立性，每一个都是自治实体，自行决定行为准则，自行保卫家园以免落入周边贪婪的氏族之手，而且自己生产粮食和手工艺品以便生存繁衍。此外，每个领主还组织祭祀仪式，祭奠传说中本氏族的祖神，由此把宗教和世俗的领导权合而为一。
到5世纪末，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已经在他们位于内陆海东岸的根据地建立了尽管脆弱却被公认的霸权，控制了周围若干领地。这个家族被称为大和系，也因其祖神为天照大帝（太阳女神）而被称为天照系。他们后来采取外交、联姻、赏赐等手段，偶尔也用暴力，来巩固其在日本中部的权势，然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把势力推进到南部和西部的其他氏族。到7世纪初，天照系已经在同辈豪族中占据首位，不很稳固地统治着附属的氏族联盟和周边领地。
雄心勃勃的大和首领不满足于尚不完整的权力，力图寻找新时机以增大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公元645年6月，皇室权力核心最为大胆的人物摆下盛宴招待几个主要对手，然后趁夜深他们喝得醉醺醺之际残杀了他们。据传统史书记载，几个月之后的646年元旦，大和首领宣布推行划时代的“大化改新”。改革受到了日本遣唐使所观察到的中国唐朝精妙治国方法的影响，其措施在以后几十年中逐步实行。改革目标在于消灭残余氏族首领的势力，使天照系成为强有力的君主，拥有对日本列岛人民和资源的无上且直接的控制权。
8世纪时一面装饰着蝴蝶图案和花边的铜镜。它与另两件东西即剑和勾玉一起，构成古代日本皇权与神权的一种象征
大和的首领成为国家的“天王”，预示了即将发生的重大变革。历史学家对这个新创词组的典型翻译是“皇帝”，以此表示天皇意图行使绝对权力的雄心。然而，更字面化的译文“天上的皇帝”却更准确地抓住了大和家族的用意，即宣扬天皇是传说中太阳女神的后裔，他作为王朝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将“万世一系”地永远统治下去。《古事记》即由大化革新派授意编纂，并成书于712年的传奇性的“古代事件记录”。其中的传说把天照描述为一位特别有影响的女神，在含混不清的史前史深处，当她派遣她的孙子琼琼柞尊从高天原下来平定日本列岛时，给了他三件宝物：神镜、八尺勾玉和草雉之剑。据神代史的说法，琼琼柞尊的玄孙神武，这个神人结合所生之子，于公元前660年征服了日本“这个稻田遍布的国家”。神代史把神武假定为日本列岛的第一位统治者。这样，大和统治者们虚构出带有宗教色彩的古老传说，从而借助所谓的神力，来满足他们对于世俗王权新的膨胀的要求。
更具体地说，大化革新派制定了详尽的中央和地方官制，来代表天皇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新管理体系顶端的是太政官。在太政大臣领导下，太政官要监管委派到8个省（中务省、民部省、式部省、治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官内省）的7000多名官吏的活动。为了把新政权的权力扩展到日本各岛，大化革新派进一步把全国划分为66“国”，每一“国”委派一名“国司”及其辅助官员。为了使原豪族反对者归顺，同时也为了能有更多的人充实新的政府组织，大和统治者把原先的氏族变为世袭贵族，选派其中那些社会等级最高的人出任比较重要的政府职位。一系列的法律和行政命令通过强化“权力只能来自天皇”的主张，以及详细规定职官的职责，把新的君主政体固定了下来。这些政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702年的《大宝令》和757年的《养老令》。
大化改新的努力还通过其他一些举措来完成。羽翼未丰的君主政体意识到建立稳固的财政基础的必要性，于是宣布日本的所有农田属于国家，同时详细说明把稻田授予农户的办法，而且下令所有的农户每年向政府纳税。为了给自己及追随左右的贵族们提供一个家园，大和系接连营建了几个都城。710年，朝廷占据平城京（现在的奈良）为都。到了794年，王公贵族永久地迁居新建成的平安京，意为“和平安静的京城”，即现在的京都。
随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天皇渐渐不再参与日常决策，而是忙于举行被认为关系着国家安康的神圣仪式和祭祀活动。每年春天的播种季节之前，天皇都会指示他的祭祀人员把祭品分发给各“国”的下属僧侣，而后者则会主持一场固定的祈祷：“晨光明亮辉煌之际，我们携神圣天皇御赐之祭品，在雄踞高天原的诸祖先巨神前，谦卑地颂扬诸神的伟大。在司农作物的众神前，谦卑地祈求赐予粮食丰收。”①就这样，日本天皇开始逐渐被视为宗教与道德的化身、政权正统的源泉，以及半神半人的统治者，而贵族官僚们则负责以他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
从日本的长远发展来看，大化改新确立了哲学规范、法律准则以及基本的组织机构。所有这些贯穿了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意义深远地构建了统治方式的特征，也展现了一个王室和贵族繁荣发展的稳定时代。贵族们例行日常公务之余，还攫取了许多私有土地或者说“庄园”的产权，这为他们带来了巨额收入。有幸掌握了财富和权势的京都贵族男女们建造华丽的大厦，资助艺术活动，创造了为许多人所赞誉的日本高雅文化的黄金时代。
1．江户2．京都3．大阪4．奈良5．长崎6．萨摩7．大隅
地图1.1日本传统政区
尽管新君主政体有它最有成效的一面，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如设想的那样行之有效。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是原先企图通过征募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军队，结果计划胎死腹中的事件。8世纪初期，新政府宣布有权征召贵族子弟之外的所有男子到各地的军团服役，天皇可以征调他们轮流戍守各“国”都城或京都。但是许多青年男子都不愿离开家乡，妇女们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或丈夫离去也很悲伤，正如日本最古老的诗歌选集《万叶集》中的两首诗抒写的那样：
身为防人，拂晓出家门；
牵手惜别离，
哭泣阿妹心。
夕雾笼苇叶，闻鸭啼；
在此凄寒夜，
思妹难将息。①
由于农民不断弃地逃亡，年轻的政权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征兵制来组建一支可靠的军队，于是开始招募一些当地人，这些人已经把自己训练成战士来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他们集结成团，被称为“武士”或“侍”。起初并不脱离家庭，只是在京都的官员委派他们维持“国”都的和平以及平定乡村贼党时，才拿起剑、弓作战。但是到了11世纪，“武士团”已经演变为大规模长期性的武装组织，分别在源氏和平氏家族的羽翼下结成同盟。这两个家族其实是不同天皇的后裔，但在长子继承制还没有普遍实施的时代，为了减少因继嗣问题而产生争端的可能性，嗣子以外的诸子都被排除在皇室世系之外。为了补偿那些不得不离开京都而迁移他处的皇室旁系，就分给了他们土地，并委以地方官职，这使他们得以继续发展并吸引拥护者聚集到他们的旗帜之下。到了12世纪，源氏（有时也被称为清河源氏）已经在日本东部关东地区建立了根据地，而平氏（或称平家）则沿着京都以西的内陆海扎下了根。
◎德川家康和将军职位
12世纪后半叶，为了皇位的归属问题，长期不和的派系把武士召集到了京都，最终把源氏家族推上了统治国家的精英阶层。12世纪50年代，京城两个对立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深化，其中一方向平氏家族寻求支持，另一方则请求源氏家族率领武士进京。1160年双方经过一场激战之后，平清盛领导的军队占了上风，而源氏则败退回日本东部。取得和平后，朝廷希望平氏返回自己在内陆海的家，但是让贵族们懊恼的是，平氏在京都定居了下来，把自己和许多同族人都任命为高官，且霸占了几百处贵族的庄园，还把自己的女儿嫁进了皇室，在1180年，甚至让他刚出生的外孙即位为天皇。不满的大臣们对平清盛的弄权越来越反感，最后请求恢复了元气的源氏重新介入这场纷争。在1180年至1185年血腥的“源平战争”中，源赖朝及其部将给了他们的老对手狠狠一击，实际上铲除了平氏。
朝廷前所未有地感觉到需要可靠的武力支持，于是在1192年任命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这是一个古老的职位，可以上溯到8世纪后半叶。那时，名为“虾夷”的民族（从字面看意思是“东方的野蛮人”）在北九州岛持续不断地反抗大和强制推行的统治，于是京都政府不得不委任一些贵族为“征夷大将军”，指示他们召集军队去征服这些顽抗的边界居民。尽管9世纪早期京都正式宣布遥远的北方地区已经安全之后，这个头衔已经被废弃；但在源氏取得“源平战争”的胜利之后，朝廷又恢复使用了。不过，天皇不是要求源赖朝去征服“野蛮人”，而是从此把一个“幕府”（幕营政府）交给将军和他的后人去领导。幕府行使军事和警察权力以完善日本各地的行政机构。
除了其他职责，天皇还给予幕府随时动用武力镇压任何威胁君主政体者的权力。此外，因源氏过去常在日本东部的海滨小城镰仓活动而得名的镰仓幕府，还有义务维持武士阶层的纪律，裁决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纠纷，确保公共税收和庄园地租流入国库和京都贵族的金库。为了使幕府将军这个新的政权代理人能圆满地履行职责，朝廷还授意他有权任命他的高级武士为军事守护，和各“国”的传统地方长官一起处理事务，还可以任命家臣为全国各地的地头。
虽然镰仓幕府和京都当地的官僚机构共同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和平；但是后来某些有势力的军事统领在越来越多心怀不满的地头的支持下，开始认为镰仓幕府对他们的效力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可汗先后两次企图入侵日本，后一次他派出了4000多艘战船和近14万大军，要求日本承认他的宗主权。驻扎在九州岛沿岸的武士挡住了进攻，但是幕府的赏赐却很少。这进一步加重了武士们认为待遇不公的感觉。蒙古军在两次进犯中都登上了日本的陆地；但每次登陆的时候，都被一阵被认为是由日本的保护神刮起的“神风”所摧毁，蒙古人被迫退回到他们在本土大陆上的据点。尽管这两次飓风的出现对武士们而言非常幸运，但是修筑防御工事和此后二十年保持警戒的巨大开支，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1333年源氏的一个远房族人，任守护的足利尊氏举起反抗旗帜，消灭了镰仓幕府。
1338年，天皇任命尊氏为将军，足利家族在京都建立了幕府。然而，尽管足利家族出身名门又得到皇室认可，但他们一直未能积聚起足够的财富和声望吸引其他主要的武士家族追随其后。地方守护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所有权，他们自行其是，服从还是不理会京都的指令，全凭自己的兴致。15世纪中期，围绕将军的继嗣问题发生的派系斗争，打破了足利家族和地方守护之间的微妙平衡。那些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们乘机以此为借口，为了争取军事优势而相互混战。在被称作“应仁之乱”的发生在1467年至1477年的毁灭性战争中，几乎所有地方守护都没落了，京都也在战火中慢慢地燃成灰烬。“应仁之乱”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这在日本史上被称为“战国时代”，即日本成为“战争中的国家”的时代。
表1.1 日本的三个幕府
虽然皇室和幕府在“应仁之乱”中幸存下来，但它们只剩下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壳，影响力只能局限于残破的京城及周围地区。在京都之外，地方的守护大名把武士纠集在他们周围，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领地，在那里实行完全独立的统治。大名们先是修建简单的堡垒，然后逐步营造华丽的城堡。他们向在他们地盘里的农民征税，并且在进攻邻近大名企图扩张自己领地的同时，也抵挡别的大名前来劫掠。16世纪中期，成百个大名的领地遍布日本列岛，政治上的混乱达到了顶点。
不过，虽然“战国时代”的日本四分五裂，极度混乱，但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的理想依然存在。16世纪后半叶，三位有势力的大名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大业。第一位梦想国家重新统一的大名是织田信长，弱小的尾张大名之子。1560年，织田信长在率军打败了相邻的一个力量比他强大得多的大名之后，势力突然崛起。八年后，他率领武士进入京都，立足利义昭为傀儡将军。1573年，平时意志薄弱的足利义昭居然莽撞到想要反对织田信长，于是织田信长一把火烧了京都许多地方，把倒霉的足利义昭逐出京都，由此正式结束了足利幕府的统治。
织田信长像
织田信长是一位机智的战略家和不知疲倦的军人。他不时地让他的军队作战，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势。他也是最早意识到火枪的潜在威力的人之一。火枪是由1543年在九州岛南部种子岛登陆的葡萄牙商人传入的。几年之内日本商人就进口了这种新式武器，工匠们都忙于制造“种子岛的火枪”。1575年初夏，织田信长新组建的3000人的火枪队为他赢得了长筱会战的辉煌胜利，使他进一步控制了京都的南部和北部。截至1582年，织田信长已经占领了日本中部和东部的大约22个“国”，但就在这时，一个叛变的家臣在京都的本能寺伏击了他。受伤的织田信长退守到主神殿里面，当火苗吞噬着整个建筑时，他选择了剖腹自杀而不愿落入别人之手以免没有尊严地死去。
丰臣秀吉像
丰臣秀吉立即为他的主人的死报了仇，然后开始痛击残余大名，直到他们归顺。根据最可靠的记载，丰臣秀吉出身低微，他的父亲曾当过织田氏的足轻（日本古代军队中的低级步兵，平时务农，战时打仗。——译注），他一步步得到提升直到成为织田信长的得力部将之一。当1582年继承织田信长的衣钵时，丰臣秀吉的麾下已经有了25万多名武士、火枪手、枪兵、射手和足轻，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丰臣秀吉果断地率领大军挺进到四国和九州岛，歼灭了一些大名，又通过恫吓和劝说降服了另外一些。1587年，丰臣秀吉确立了在这两地的霸权后，又挥师北上，于1590年秋占领了关东各国，之后不久又接受了本州岛最北部大名的投降。日本的武力统一至此完成了。丰臣秀吉直接控制这些领土，或者交给幸存的大名。后者则向这位日本的新霸主宣誓效忠，作为获得领地授予文书的回报。
1598年，丰臣秀吉的逝世为德川家康打开了机遇之门。德川家康本人也是一个坚毅的军人，出身武士家庭。到了16世纪早期，德川家族已经通过征战控制了日本中部三河的部分地区。德川家康继承了家族的领导权之后，继续和临近的大名作战，有时和织田信长结盟。到1582年底，他已经成为全国十几个最大的大名之一，牢固地掌握着三河及四个邻“国”。从16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结成联盟。1590年，为数大约3万的德川军队进入关东地区。丰臣秀吉对其支持者的赏赐很优厚，把德川家康的财产扩大了不止两倍，富饶的关东平原的大部分都封给了德川家族，那里是日本最大的产粮区和历史上武士阶层的发源地。德川家康很快把他的武士转变为新的领主，到了1590年的夏秋之交，德川家康开始在小村庄江户沿着江户湾上游营建一个新的大型城堡根据地。
德川家康像
1598年，丰臣秀吉临死前，让“五大老”发誓代表丰臣家族处理政务，直到他的小孩，居住在大阪城堡的丰臣秀赖长大成人，德川家康也是“五大老”之一。但是，在雄心壮志的推动和全国霸权的诱惑下，德川家康和其他强大的大名很快陷入纷争，最终由德川家康及其追随者与日本西部的大名联盟竞胜争雄。双方的冲突在1600年9月中旬的关原会战中达到了顶点。德川方面7万人的军队迅速击溃了对手，获胜的当天中午，德川家康头戴一顶特别的参加仪式用的头盔，巡视成千个从阵亡的敌军身上割下来的头颅。接下来的一个月，获胜的德川家康开始接受全国各地大名的宣誓效忠。之后还不到三年，1603年的第二个月，天皇承认了德川家康的功绩，把他擢升为幕府将军。
◎巩固统治
德川家康被委任为将军之后，德川家族建立了一个比以往任何幕府都要有力得多的新政权。和历代将军一样，德川将军也肩负监督武士阶层和维护国内安宁的责任。但是德川家康和紧接着继位的德川秀忠、德川家光，还维护了幕府公布法令、征收税收、裁决争端的无上权力。当17世纪下半叶政权完全建立起来时，德川幕府规定了一整套新职能，使幕府成为国家的统治中心。
德川家族把权力的上层建筑奠定在两个孪生的基础之上：攻不可破的武装力量和毋庸置疑的将军独裁。1605年德川家康正式离职，做出安排让天皇确认他的儿子德川秀忠为新任将军，从而确立了将军的职位要由德川家族世袭的原则。十年后的1614年至1615年，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率领军队，与丰臣秀赖以及近10万名藏在大阪城堡的忠于丰臣氏的人进行了最后一战。历史早就见识了德川军队无坚不摧的一面，在几场比那一时代所常见的毫无节制的暴力还要惨烈和血腥的战役中，德川军队把大阪城和周围的商业区变为废墟，把丰臣氏的守护者赶尽杀绝，最终迫使不幸的丰臣秀赖绝望自杀。第二年，德川家康安详地走进坟墓，心满意足于自己已经为一个长久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所获取的财富也有助于德川氏将军们握紧权力。战场上的胜利使他们得以没收反对者的财产，到第三代将军，即德川家光时期，德川家族已经拥有全日本约四分之一的农田。属于将军的农田里的水稻年产量总计约为6 800 000石（“石”为计量单位，理论上一石未去壳的稻谷足够一个成年男子吃上一年）。幕府依靠根据田地产量征收的税收维持运转，每年发放俸禄给大约22 000名直参，即5000名旗本和17 000多名御家人，他们负责监督成千上万个下级武士。此外，幕府官员还直接管理重要港口和新兴城市，如长崎和大阪，他们也掌管用来为国家铸币的金、银、铜矿。
表1.2 德川氏历代将军
a 安政五年十二月一日被任命为将军（公历1859年1月4日）。
b 庆应二年十二月五日被任命为将军（公历1867年1月10日）；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公历1868年1月3日）退职。
为了确保家族的至高地位，德川氏将军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权威凌驾于其他社会中坚分子——君主、朝臣、佛教僧侣和大名之上，而他们的合作对于新生政权的生存非常关键。虽然京都的崇高地位在漫长的“战国时期”遭受重创，但是半神半人的天皇依然是政权正统的源头。德川氏将军领悟到，他们可以通过让皇室及其贵族的声望重现光彩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川幕府重新修建已被长期忽略的宫室大厦，并且划拨给皇室、朝臣可以维持生计的领地。
虽然德川家康给了他们优厚的待遇，但同时也束缚了他们。1615年7月，就在刚刚攻陷丰臣氏最后的阵地大阪城堡不久，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宣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其中的17项条款表明军事霸主大胆地试图规定、限制天皇和朝臣的行动，并且把他们与其他中坚分子隔绝开来。有几项条款明确教导贵族何谓优雅合宜的礼貌，规定了一种一心讲究仪式的生活方式，使贵族们能像被期望的那样，言谈举止像个威严的传统文化的保管人。法度的第一条甚至教导天皇如何打发时间：“天皇以才艺，特别是学问为第一要事。”①为了避免皇室误以为他们可以不顺从军事霸主，德川将军早就在京都安置了一个军事代表，并派武士驻守城中心新造的规模很大的二条城。
恩威并用也是德川幕府在处理与佛教组织关系上的特征。佛教经亚洲大陆传入中国和朝鲜后，早在6世纪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列岛。7世纪的日本遣唐使可以看到佛教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外在表征：庄严的寺院庙宇遍布各地，一册册的经卷指引着通向救赎的道路，精妙的艺术和肖像画荟萃云集。此外，日本的大化革新派发现，中国的皇帝们利用了佛教僧侣的影响，大肆捐助各个宗派，作为交换，他们让僧人们念诵经文、举行仪式，以宣扬皇帝的正统性和伟大。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当8世纪初日本天皇定都奈良时，也支持几个主要宗派建造寺院，使新都城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佛教中心。
虽然朝廷迁往京都之后，皇室对佛教的捐助有所下降，但9世纪初开创的两个宗派，成了宗教修行和研究的领导中心。其一是天台宗，在京都东北角的比睿山建造了总寺延历寺，另一个则是真言宗，他们的中心寺院坐落在纪伊的高野山。不久，镰仓幕府支持禅宗传入日本。13世纪，一些流行宗派如净土宗、净土真宗的传教僧人离开京都，到日本各地的山村和市集发展新的皈依者。许多武士成为禅宗信徒，普通平民在聆听了简单教义之后也纷纷接受禅宗。
渐渐地某些佛教宗派获取了世俗权力，甚至在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之前，天台宗僧人就已经利用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占有了大量庄园，而且还组织了一支凶暴的僧兵队伍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净土真宗的支派本愿寺派控制了日本海沿岸和日本中部的几个地方。本愿寺派住持坐镇在类似要塞的石山本愿寺里——靠近现在的大阪市中心——在那里统治着一个有钱有势的广泛的宗教联盟。
织田信长把佛教大宗派看成他统一日本的重大障碍。延历寺僧人反对织田信长进驻京都，织田信长遂于1571年发动武士攻打比睿山的天台宗寺院，纵火焚毁了3000多座建筑，屠杀了数千名僧人。随后他又把矛头指向本愿寺，经过将近十年野蛮残忍的战争，夺走了几万条生命之后，织田信长于1580年接受了本愿寺的投降。随着几个主要宗派的世俗权力被剥夺，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迅速巩固了对佛教组织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1610年至1614年，新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指令，确立对主要宗派的管理权，把僧人的活动严格限定在研究宗教学说、维持寺院纪律的范围内，与此同时，也赐予一些大寺院足够的土地，使它们得以继续充当宗教信仰和修习的中心。
德川家族也极力把他们的意志凌驾于从重新统一国家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200个左右的大名之上。德川秀忠从丰臣秀吉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1617年他规定任何一位大名都必须宣誓效忠于德川家族，作为回报，德川秀忠发给大名授权文书，规定他们的财产额，授权他们进行统治。由此，以前的“国”在名义上虽然继续存在，地方行政的有效单位却变成了大名的领地（藩）。同时，幕府宣布有权将大名转封他处，有权减少大名的封地，甚至没收惹是生非或无能的大名的领地，对有功劳的部属则奖励新领地或加封。前五代德川将军都气焰逼人，他们以或真或假的过错剥夺了213个大名的全部或部分领地，把172位部属提拔为大名，又把281个大名转封到别的领地。结果在日本近世早期，约有540个武士家族被提升为大名，大名的总数在任何时候都维持在大致250个至280个之间。
幕府根据大名和德川家族关系的亲疏，把大名分成不同类别。最接近德川氏首脑的是23位德川家康的直系或养子的后裔，名为亲藩（兄弟家族）。其中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他们的后人在将军死后没有合适的直系继承人时，可以出任将军。幕府对于他们的绝对忠诚确信无疑，把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赐封给他们。亲藩大名统治着富裕的领地，他们的村庄每年生产总计约5万石的水稻，而御三家掌管着更大的领地，估计年产水稻分别为619 000石（尾张）、555 000石（纪伊）、350 000石（水户）。
地位次于亲藩的是谱代大名，150人左右。他们由德川家族分封，是德川家族的家臣或结盟大名，其中大多数人曾经在关原之战中同德川家康并肩作战。谱代大名的领地年产水稻量大部分介于10 000石和100 000石之间。幕府把值得信赖的结盟大名安置在全国各个重要地方，以消除任何侵害幕府利益的潜在威胁。而一百多个外藩（外面的）大名取得地位有些是靠自己，有些则是因为曾托庇于织田信长或者丰臣秀吉，他们中的大多数直到1600年之后才向德川家族宣誓效忠。德川幕府估计，最好的可能是他们保持中立，最坏的结果是他们对德川的权威怀有敌意，因此一般把他们留置在他们在日本列岛的偏远的老家。
无论大名处于何种地位，他们都必须臣服于幕府的各种权力。幕府不直接向大名征税，但他们可以要求各类大名服军役，而且可以让大名出人力、物力、财力兴修德川氏的城堡，或者从事公共工程的建设，如筑路或修路。除了加于贵族、僧人的那些规定措施之外，1615年幕府还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法律为社会秩序之基础”，大名的婚姻和继承，以及新造或修补城堡都必须经过幕府批准。①其他的法令限定大名只能拥有一座城堡，并详细规定了每位大名属下武士和其他军队的确切数目。
尽管幕府咄咄逼人地逐步确立了对大名的控制权，但是大名在各自的领地内还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管理内部事务的特权。实际上，大多数大名都喜欢把他们的领地想象为自治公国：他们可以傲慢地对忠诚的武士团发号施令，他们守卫各自的边界，监视宗教机构，随心所欲地向农民和商人征税，随时发布自己的法令，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有必要就施行严刑峻法，他们鼓励有益于当地经济的商业企业，为了维护和平可随意干预领地内居民的私人生活。在领地内，每个大名都拥有单方面的权力，可以禁止人们外出旅行、迁离故乡，甚至不准举办他出于任何理由认为无法接受的节日或宗教庆典。
大名是有相当身份的人物，但是正如某位学者指出的，他们的“自由决定权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②通过要求大名宣誓效忠、没收或改封大名领地、颁布法令规范大名行为，以及限制大名军队的规模和使用，前三代德川将军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大名只能在他们的许可之下存在。而且，无论大名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统治自己的领地，德川家族都希望他们的统治方式能和幕府保持一致。1635年修订后的第二个《武家诸法度》要求大名“诸事唯江户法令是从”。结果，虽然大名自治在近世早期依然是政治体制重要的合法组成部分，但是到了17世纪中期，大名“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家的绝对主人”。
1．松前(福山) 2．弘前3．秋田4．盛冈5．仙台6．米泽7．会津8．日光9．水户10．加贺(金沢) 11． 本州12．江户13．越前(福井) 14．甲府15．鸟取16．彦根17．骏府18．尾张(名古屋) 19．京都20．姬路21．大阪22．冈山23．广岛24．纪伊(和歌山) 25．长州(萩) 26．对马(府中) 27．四国28．土佐(高知) 29．肥前(佐贺) 30．长崎31．熊本32．九州33．萨摩(鹿儿岛)
地图1.2 1660年前后的主要大名及城堡
大名们没有理由不明白德川幕府的意思。他们通过效忠和听命于将军，得到了幕府对他们的存在和领地范围的认可，德川家族的统治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经历了几代人的战争之后，大名们无须再害怕邻居的侵略，而且当他们的领地遭受台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袭击时，幕府通常会为他们提供粮食、借贷和其他援助。显而易见，近世早期幕府也得益于这种双重的统治体制。首先，如果没有领地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三土地的大名的合作，江户政权的统治就不可能成功。与此相似，武力支持的保证也使幕府得以维持和平，正如财政上大名的贡物使幕府能够兴修城堡和其他公共工程。最终形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纠结，巩固了纷繁复杂的将军与大名之间的关系。
幕府和朝廷及僧人的互惠互利构成了双方互动的一个方面。任何幕府将军都会因为显而易见的风险，而打消恣意妄为的，甚至是把日本的其他社会中坚分子赶出历史舞台的念头。正如大名们几乎毫无疑问地会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想废除他们这个阶级的企图，如果进一步压制早已拥有数百万来自社会各阶层信徒的佛教宗派，也会引发广泛反对。不过，除了害怕遭到反对之外，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也预见到了选择和其他社会中坚力量和谐共生的益处。毕竟只有天皇才能任命将军，幕府有了将军的全部特权，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合适的诱导，就有望把佛教僧侣引回到为国家及其领导者祈求神灵支持的传统作用上去。
◎权力的纵向延伸
17世纪前数十年期间，将军和大名统治的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变得更为明显了。因为政府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都制定了渗透到社会下层的政策，以便在各自的地盘维护对人民和资源的控制权。大名们主要关注的是形成一种独立的征税方式，使他们拥有水稻年产量的一定份额。结果，幕府和大名仔细地制定出一个旨在把征税额最大化的征税法：由官吏进行人口统计，派员丈量田亩，估算产量，强制推行把收成的三分之一或更多上缴政府的征税制度。
幕府和地方大名还发布了一系列道德训诫、实用建议和法律公告，作为领地内人民日常生活的指导。1649年德川秀忠发布的《庆安告示》就是对这类法令的较为著名的汇编。它专门针对农民，32项条款告诫农民“事事皆须遵守幕府法令”，称赞节俭、自立的美德，倡导农户勤勉劳动，并且明确规定人人都必须及时地全额缴纳年贡。“只要纳税，”《告示》称，“没有人的生活会如农民那般无忧无虑。”①
除了把权威建立在军事力量和法令尊严之上，新政权还设立复杂的官僚机构来维护和平，指导发展农业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以便更为有效地进行统治。在决策过程中，幕府将军向两个主要的顾问部门寻求建议和协助。“老中”最早设立于1623年，由中高级谱代大名担任，任职期间在江户集会议事。作为将军的首要顾问，老中有权参与国家各项事务，包括防御外国袭击、监视京都的朝廷，以及控制将军直辖领地内的人民、土地、村庄和城镇。“若年寄”一职的设立始于1633年，由地位较低的谱代大名担任。他们也驻扎在江户，处理和将军的生活有关的内部事务，同时负责和平时期警卫部门的训练和调派。有关内容参见示意图1.1。
还有其他一些官吏也可以直接向将军汇报。“寺社奉行”从中等结盟大名中选拔，始设于17世纪30年代。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各种宗教组织，维护关东地区以外幕府领地的法律和秩序。1619年首次出现的“大阪城代”也由中等谱代大名充当，尤其是领地在5万石至6万石之间的大名。在任期内，每位大阪城代都居住在德川氏将军于1614年至1615年战胜了丰臣秀赖的军队后重建的大阪城堡内，发挥着将军安排在日本中部的高级武官的作用，防备可能会制造麻烦的大名。与此相比较，“大老”则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职，而且并不常设。
幕府的下属官僚中，不同城市的“町奉行”和“勘定奉行”尤其值得注意。幕府将军通常任命两名谱代大名或有名的旗本（在将军直属的家臣中，俸禄不足一万石，但有参见将军资格者。——译注）为奉行，负责监视幕府直接管辖的几个较大城市中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活动。勘定奉行（和町奉行一样，也向老中汇报）监督赋税的征收，以及将军直辖领地内村庄的民事管理。协助勘定奉行的是几十个从将军的旗本中选派的监督官，他们通常住在江户，定期到他们权限范围内的村庄巡视，确保一切秩序井然。
虽然各地条件不一，地区差异很大，但大名们一般都建立了与幕府机构性质相近的官僚机构，也有可信的高级家臣为他们出谋划策，次一级的则充任负责征税、警卫和日常事务管理的职官。这种新型官僚政治传统的普遍深入具有重大意义。令人惊奇的是，在17世纪的一二代人里，不仅武士们完成了从凶猛的战士向有学问、有能力的民政管理者的转换，而且那些通过暴力和征服攫取权力的将军和大名，也开始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法律、规章、判例、理性，最后甚至是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
示意图1.1德川幕府职官择要
◎权力的正统化
德川将军们不遗余力地塑造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以确认他们新的统治方式。据记录前十代将军辉煌成就的汇编《德川实纪》记载，“家康马背上得国，以其开化睿智，已察不可马背上治国。必先求知，方能治国，遵循正道”。①德川家康及其后任远不止走学究式的道路，他们追求社会地位，利用宗教形象，甚至借助一套外来的伦理和哲学学说，来劝说大名、武士和普通人民毫无疑问或者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强加给国家的控制机制和管理手段。
德川家族开始通过不断加强和天皇的密切关系，来编织一张正统性的网络。前三代将军都亲自前往伏见城堡受封为“征夷大将军”。此外，1617年德川秀忠在无数大名的陪同下造访京都；1619年秋又朝觐当朝天皇后水尾。之后不到一年，德川秀忠把女儿和子嫁给了后水尾；1629年后水尾天皇退位时，朝廷和幕府结合而生的后人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明正天皇，8世纪以来的首位女皇。
1634年6月，德川家光率领一支将近4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入京都。许多大名都带着各自人数众多的家属和武士家臣随行，涌向京都观看的人数超过了30万。队伍壮观隆重，将军醉心于明正天皇登基所形成的正统形象中，他夸耀着自己的财富，还抓住每个机会提醒朝廷和汇集的大名，国家的命运和德川家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德川家光的难忘之旅是将军亲自造访京都惯例的最后一次，但每个未来的将军都通过和皇室及高级贵族通婚，来保证德川家族的贵族血统。
然而，和帝系的接近并不意味着牢不可破地保证了德川世系可以永远占据幕府将军的职位。源氏和足利氏在丧失了军事统治权之后就衰落了，如果德川氏的根基有几分不稳，帝王也有可能垂青其他能够提供稳定统治的武士家族。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性，于是以宗教作为一种掩饰。据前将军的精神指导者，一位天台宗僧人天海的说法，1607年德川家康引退，居住在三浦（如今的静冈）的城堡之后，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某天中午，德川家康在附近山区散步时和随从走失了，夜幕降临时，无意中听到一位隐士低语：“今日已逝，吾生又短。我辈如浅水之鱼，何乐之有？”①德川家康顿悟生命之虚无。天海的记载里说，1614年，他指导德川家康皈依了天台宗。
这幅青色屏风上描绘了和子嫁给后水尾的情景
德川家康死于1616年4月。死前不久，他托付自己的僧人良友道：“吾死后先归葬三浦山中，一年期满，移葬日光。吾之灵魂将常驻，永远庇佑国家及子孙。”②日光坐落在德川幕府的江户根据地以北大约120公里的山中。因相传居住着一些慈善的神祇而闻名，此前天台宗曾经在那里建造过一座小寺庙。1617年春，遵从德川家康的遗愿，把他的遗体从原来的墓中移出，在精心组织的队列护送下穿过关东各地，运送到事先准备好的位于日光的陵墓中。德川家康死后一周年，天海主持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京都的天皇宣布将德川家康供奉为神，赐他谥号为“东照大权现”（东方的照明者，威严的佛的化身）。
日本的佛教宗派声称佛表现为不同形态：历史上著名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大概生活在公元前563年至公元前483年，他在他的祖国印度创立了佛教；日语里的“神”就是宇宙中永恒的无所不包的佛；还有“如来”，他们是超然的佛，例如阿弥陀即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药师如来即治疗之佛。等级仅次于佛的是菩萨，他们具有高尚的美德和无涯的悲悯之心，他们已经得道，但是为了超度他人而放弃升入天堂。作为“东照大权现”，死后被尊崇为神的德川家康，成了药师佛的化身，为日本列岛的人民照亮得道之路。
德川家康转化为“东照大权现”，也使他被奉为神灵，得以位列于本土的神道教众神之中。神道教常被称为日本的本土宗教，公元6至7世纪正当佛教输入日本时，神道教各种信仰开始围绕一整套有组织的活动融和起来。不过，构成“神的道路”的核心价值要古老得多，它以对“神明”的深切尊崇为中心，所谓“神明”，即一切居住在自然界中的“精灵”或“神”。8世纪时的一位著名学者在他的书里对“神明”作了以下的注释：“从古代典籍（如《古事记》）中所见的诸神开始，不仅人类，鸟兽、草木、山海等等，凡不平凡者均称为迦微（日本人称一切神明为迦微。——译注）。不仅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①
神在日本列岛无所不在，而且拥有干预物质世界诸事的能力，不过干预的范围和神力则有很大差异。像天照大神那样的大女神，拥有播及全国的神力，能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而在当地神社供奉的小神，只能在一个村庄或城市街区“显灵”。而且，由于每位神祇除了祥和助人的一面，还有潜在的邪恶一面，人们不得不设计出引导他们用神力造福人类社会的仪式典礼。因此，天皇把日常政务管理交给了别人，以便集中精力举行祭祀天照大神和其他重要神祇的隆重仪式。与此相似，农民在村庄神社定期庆祝节日，他们献上特殊的食物，摆出一桶桶清酒，并安排歌舞表演，祈求当地神祇赐予他们一个好收成，为他们祛病消灾，或者帮助他们减轻日常生活的辛劳。
如果说，神道教的教义建立在只要人们正确地尊崇神，今生就会幸福甚至成功的假定基础之上，那么，佛教教义则认为世界充满了不可避免的悲伤和深重的痛苦。所有佛教宗派的学说都毫不动摇地认为，人类存在的痛苦和困惑来自对他人和物质财产的占有欲。但是万事万物，包括情感、物质世界，甚至存在本身都是无常、短暂、流动不息的。人所想望的非常难以获取，而且人所想要拥有的实际上也不可能拥有：美丽会凋零，财富会消散，死亡在等待。此外，因果说（因缘与结果）指出，前世的行为把人紧紧束缚在欲望和苦恼的网中，使人遭受重生和痛苦不断轮回的折磨。为了破解这个让人悲哀的谕示，佛教提出最后的希望：通过压制欲望和个人意识，接受事物的短暂性，承认宇宙才是终极的唯一，人就有可能从欲望和苦恼的羁绊以及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享受涅槃的永恒至福。天台宗信徒认为，通过研习据称为乔达摩最后一次宣讲的《妙法莲华经》，就可以悟道；而禅宗则强调通过坐禅抑制自我，克服贪念；一些流行的信条还劝告信徒依靠阿弥陀佛的慈悲获得救赎。
无论二者在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上有何区别，在日本近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神道教和佛教一直和平共处。原因之一或许是和两种宗教体系的互补性有关。神道教的仪式大体上强调直接向神祈求现世的帮助，而佛教则关心人死之后灵魂的命运。一个人可以同时接受两种信仰，而且，正如协调“神”、“佛”两种不同宗教传统的企图所揭示的那样，大多数日本人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选择似乎抱有不受约束的宽容态度。佛教传入日本后的几个世纪里，宗教权威和信徒都把日本的神看作特定的佛和菩萨的化身。在这样的观念中，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和神道教众神的中心人物，就成了宇宙中的佛、神，梵文名为“摩诃毗卢遮那”，即“大日”如来的化身。早在德川时期，许多主要的宗教机构就已经同时包含了佛教的寺院和神道教的神社。
德川家康在日光接受供奉，他从世俗的军阀转化为一个有力量的神灵，他的光芒从东面照射过来，洒遍并保护着日本列岛。作为药师如来的化身，他是一个要为超度日本同胞而尽力的首要的神。他最后的栖息地让人想起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因为日光是一个经常出现在药师如来身旁的重要菩萨的名字。说到神道教信仰，德川家康也被尊为“神君”。这个词由表意的“神”和“主人”或“君主”两部分构成，意味着日本的神赐予了德川家族现世的权力，德川家康的神道教灵魂将会保佑他的后人、天皇、朝廷、武士阶层以及整个国家。在一种认为名字的含义非常重要的文化中，“东照大权现”的封号把难得的多面联系糅合在了一起：德川家康既是“神君”，又是佛的化身、东方的照明者。这个头衔额外包含了一个“照”字，这个字也出现在“天照”这个词里。
德川氏的政治精英也借助儒学来进一步使自己对权力的要求合法化。孔子是和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同时代的中国人。他创立了一套伦理体系，在他看来，它会使人们在世上过着稳定的井井有条的怡然生活。后世对儒学本来的构想所作的重新解释和修正，产生出两种基本主张，后来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
第一种主张是：社会分为统治者、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不同等级，每个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处在基本的“五伦”——君臣、夫妻、父子、长幼、朋友中的一种或更多种的伦理关系中，而且只有每个人都完成既定的社会职责（君主治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货物，商人把商品带往市场）和忠实履行伦理关系中所固有的义务（臣子服从君主，妻子尊敬丈夫，儿子孝顺父亲等等），社会才能普遍和谐。因此，每个个体都有责任通过学习礼仪、诗歌、音乐，以培养道德意识，发展智力，从而成为通过认识并履行自己的责任来造福社会全体的“有道德的人”。
第二种主张是：宋朝时期，中国的哲学家开始强调某些对儒学传统的实用道德规范进行详细阐述的形而上学概念。新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特别强调理、气二元论。“气”是“以太”或物质力量，是一种可以自我转变为五种元素（木、火、土、金、水）的气体。而且，“气”可以和“理”相结合，一旦结合，“气”会变得稠密，产生出生命和物体；而“气”和“理”一旦分开，万物就会停止存在。“气”是产生生命的力量，“理”是永恒的原则，一个难懂的包含着自然法则和社会规范的抽象概念。“理”赋予人本性，决定事物的属性，控制世事的发展方向。
近世早期，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密切关注新儒学。新政权的建立和太平之世的开始，加深了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最合适的关系等问题的兴趣，如藤原惺窝，一位京都僧人和有修养的隐士，通常被誉为第一位把儒学作为独立的哲学公开讲授的日本人，还有他的学生林罗山，为德川家康解释了儒学学说。
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新儒学的思想赢得了日本政治精英的大力推崇。1605年林罗山首次为德川家康侍讲，两年后他成为幕府的长期顾问。随着林罗山逐渐接近政务的核心，他开始起草官方文件，和将军一起商讨礼节，参与编史，1635年还修订了《武家诸法度》。作为酬谢，德川家光帮他在江户建立了一所研究新儒学的学校。1797年，学校重新组织，从此成为吸收将军的直参即旗本和御家人子弟的官学。同时，多数大名也设立了藩学，为他们的武士提供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到19世纪，全国已有200多个这样的机构，几乎所有武士的儿子都要花几年时间学习儒学的基础知识，以及骑、射等军事技巧。
新儒学对日本幕府将军和大名的吸引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争和纷乱，儒家学说对于秩序、服从、责任和为家庭、社会、国家效力的强调，还有要树立普遍的道德秩序及所有臣民必须忠于他们的统治者的主张，作为受欢迎的观念输入到日本。而且，在中国，受过儒家经典熏陶的学者都在政府为官，属于统治者，社会阶层的最高级。武士转化为贵族之后，得以使自己等同于中国为国家效命的儒官。他们享有阶级特权，有资格顺应万物天性，实行简单统治。
然而，新儒学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使良好的统治成为一种期盼。如果臣民必须恭顺，他们也就有权要求官员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正如孔子本人曾经宣布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应的，将军和大名也有责任成为代表国民行使各种权力的公正、有德、仁爱的统治者。任何行为通不过道德测试的大名，其领地都有可能被减少甚或没收。延伸开来，将军的统治如果不能增进人民的福利，他就有被免职的风险。这样一轮论证的必然结论是：堪为楷模的统治者才值得人们始终不渝地效忠。通过这样的阐述，新儒学为德川政权的正统性增添了另一个支柱。它与作为天皇代表的道德上的权威，以及宗教上已获得认可的德川家康的神化结合在一起，共同缔造了让人无话可说的意识形态结构，否则就只能依靠站不住脚的说法了。
◎权力的象征及其实质
德川氏将军利用实在的可见物，来作为其政权正统性的象征。经过深思熟虑后，新政权发明了纪念其创始人以及增强京都和江户之间联系的各种仪式、典礼，开展让朝廷和大名都明白德川家族显赫地位的活动。权力的标记使他们对权力的要求物化和具体化了，否则就依然是抽象和理论上的。他们还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幕府将军统治的永恒性。在那种情况下，正统性的新象征不再仅仅是一种装饰或者点缀，相反，仪式、典礼成了统治本身一个不可或缺的实践部分。
1634年到1636年之间，德川家光重修并扩建了其祖父在日光的陵墓。为德川家康20周年祭而兴建的土木工程，成为近世早期耗费最多的建筑工程之一，消耗了国家金、银矿大约四年的产量。只有那些受德川家族邀请的人才能参观日光。他们要先穿过神道教中的“门”，然后沿着小径漫步而上，观赏神厩舍和三间收藏了神社最珍贵宝物的陈列室。欣赏完这些之后，客人们接着穿过第二道门，在药师堂即供奉德川家康在佛界的化身药师如来的拜殿内，停步祭拜。
前方若隐若现的就是庞大的装饰奢华的阳明门，是去日光参拜的必到之处。那里刻满了吉祥的花鸟、威严的神龙和起保护作用的滴水嘴，而且都饰以金叶和亮闪闪的金属制品。阳明门使日本有了一句著名的谚语：“不见到日光，不知啥是好。”游客们把目光转向阳明门主门的门楣时，映入眼帘的是22个在赞赏儒家士绅的绘画、书法、音乐和其他成就的人物，还有30幅中国儿童在玩耍的且带有道德教化寓意的图景。任何客人，无论其等级和声望多高，都必须在阳明门前止步。只有陵墓的僧人和德川家族成员享有入内的特权，不过他们可以看一眼内门。那里被孔子誉为德治典范的周公的雕塑很有特色。内门外就是供奉德川家康神灵的神殿，右边的小径则通向山上他的坟墓。
德川家光在日光耗费巨资，众所周知是出于对他祖父的孝敬，但这种孝敬也有利于他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从1636年的祭祀典礼开始，幕府定期要求大名加入前往日光的庞大队伍，还要在阳明门前恭恭敬敬地鞠躬。此外，1645年，京都朝廷承认日光享有和伊势神宫同等的地位。日光位于江户以北，伊势神宫位于京都东南。伊势是天照大神的居住地，派往京都的幕府特使每年都会在伊势停留，拜祭太阳女神。作为酬答，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天皇也派遣使者到江户和日光。每年当天皇的代表团聚集在阳明门前的石阶上时，僧人们就会在庄严的进一步神化德川家康和重申德川幕府统治神圣性的仪式中诵经、焚香、祈祷。
仪式化的活动，比如在对日光的朝拜中所看到的，在日本近世前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德川家光制定“交替侍从”的参觐交代制度时，这种活动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从德川幕府的早期开始，就有些大名不时到江户向德川家族致意，到17世纪的前十年为止，其中一些甚至已经在江户城堡附近营造了自己的住处，在那儿寄居。不过，1635年修订的《武家诸法度》要求，外样大名（关原会战前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战时曾经忠于丰臣氏而战后归降的大名。——译注）每隔一年来江户居住。1642年幕府又把要求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大名。后来，幕府把大名分为不同的组别，这样任何一年都有大约一半的外样大名和差不多比例的谱代大名居住在江户。
地方藩主带着大队人马来回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他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夸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曾经有个大名带了1000个武士和仆人随行。典型的情况是旗手和枪兵举着饰有奇异动物毛皮的长戟走在队伍前列，后面跟随着骑马的武士和手捧镶嵌着大名纹章的漂亮漆盒的杂役，以及领地的高级官员，大名则坐在自己的肩舆里，由贴身男仆和其他私人随从伺候，殿后的是护卫及仆人。由于每年4月有外样大名进出江户，2月和8月有不同组别的结盟大名络绎于途，普通日本人民得以饱览曾有旁观者描述的大名队伍的“盛大和辉煌”。①
无论大名多么自我满足于壮观的穿越日本之旅，他们规律性的往返穿梭最终肯定的是江户的政治中心地位，因为人人皆知是幕府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而且，幕府还要求大名在江户期间，包括对江户城堡或城南不远处的德川秀忠陵墓进行周期性拜访时，必须听从幕府差遣来完成各种仪式化的活动。大名还必须进献礼物。一到江户，他们就要为获得领地和享有太平之世的好处，而向将军送上良种马匹、稀有宝剑、制作精良的成套盔甲，以及其他谢仪。最后，作为参觐交代制的一部分，每个地方藩主都不得不在江户修造一座豪华的府第，安排一些人员长期留守，并把原配夫人和一些儿女留在那里作为人质。
◎日本和世界
德川氏将军把持了决定日本对外关系的特权，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又把这种特权的象征性和进一步增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做法掺杂在了一起。日本最源远流长的对外联系，是其与大陆邻邦中国及朝鲜的关系。大化改新时期，日本人就从中国学到了治国的主要原则，后来几代京都贵族对于中国艺术和诗歌都非常喜爱。日本文化从朝鲜也受惠很大，甚至在645年的大化政变之前，朝鲜人就帮助把佛教传入日本。5至6世纪时，许多书吏、陶工、织工和金属制造工从朝鲜半岛迁居到日本。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新的文化知识，而且在大和系确立对其他氏族的霸权时，其中一些人成为支持大和系的豪族的头领。事实上，这些移民对于大和政权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或许三分之一居住在奈良和京都的新兴贵族家庭，其根源都可以回溯到朝鲜半岛。
日本和它最近的邻居和平共处了一千年，直到丰臣秀吉决心将其权力扩张到日本的疆域之外。至今没有人了解丰臣秀吉扩张的动机，或许是想攫取额外的土地分封给效忠于他的大名，或许只是贪得无厌的权力欲和自大症发作了。总之，在一封致朝鲜国王的信中，丰臣秀吉说他自己于投胎之时，慈母曾梦日入怀。这个异象清楚表明丰臣秀吉名字的荣耀将照亮四海，正如日光照彻寰宇。他已经平定日本，证明了自己的无敌。最后丰臣秀吉写道，现在他将侵入朝鲜、中国，甚至印度，把日本的风俗和价值观念传播到那些国家。
1592年4月12日，丰臣秀吉近16万人的远征军在朝鲜南部的釜山登陆，当天就占领了釜山。日军迅速席卷朝鲜半岛，三周内即兵临汉城（今首尔）城下，夏末又进抵图们江。但是侵略军越深入北部，发现困难也越多。朝鲜舰队在黄海切断了日军的补给船只，迫使丰臣秀吉的军需部队不得不由人和马背负着武器、粮食，沿着危机四伏的道路，由南向北穿越半岛境内一个又一个充满了敌意的村庄。朝鲜义军使得日军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他们破坏了日军恢复补给线的努力，迫使日军退回到设兵防守的城镇。到了年底，丰臣秀吉的军队陷入困境，300个人结队才敢冒险外出；据说在汉城北部，为了安全，必须500人结成一队。1593年1月，入朝干预的中国大军击溃日本军队，迫使日军退守釜山周围的据点。1597年7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战争，新远征军一直打到距离汉城不到72公里的地方。但是，在陆战中遭受惨重损失且海战中也士气受挫之后，日本军队再次退回到釜山的堡垒中。1598年8月丰臣秀吉死后，日军撤回日本。
战争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劫掠来的书籍流落日本，刺激了日本人对新儒学的兴趣。被俘虏的朝鲜手工业者在日本定居下来，开始制造至今依然著名的伊万里陶瓷器皿。但是，更主要的是，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持久的痛苦。日本近16万人的大军有将近三分之一死于1592年至1593年的严冬，其他有的死于义军之手，有的死于劳累、饥饿和疾病。朝鲜人的损失更是难以想象。1593年日军把汉城付之一炬；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入侵时，命令士兵杀死任何反抗者，无论战士还是平民，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并且把他们的鼻子割下来腌制后用船运回日本。在京都，丰臣秀吉把好几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堆积在他的陵庙建筑旁，成为一座面积可观的小山。这个被叫作“耳朵山”的地方栽种着樱花树，现在仍然是春季野餐和赏花的好去处。
一位曾陪伴其大名主人前往朝鲜的佛教僧人和医生景年，在他的日记里证实了16世纪90年代这场战争的恐怖。景年在他的《朝鲜日志》里描写了许多被他所称的“三毒”，即贪婪、愤怒、不明是非，影响而神志错乱的士兵。某日他写道，“田地被焚，遑论塞防。人或为剑胁迫，或被缚以链条、竹管，足以扼其颈项。父母儿女，泣而相寻——其状之惨，闻所未闻。”在这段见闻之后，他还附了一首诗：
山野火燎，
士兵狂叫，
纵火取乐——
战场成魔域。
几天后，景年又看到另一场惨景：人贩子把五六万名被强行掳往日本的朝鲜人中的部分“男女老幼”带上来，他们“以绳系其颈，互为连结，驱其前；不能行者，以棒戳击，令其奔跑”。此后不久，僧人又目睹了对南原的残酷进攻，悲伤地记录下：“城中人皆被戮，男女无一幸免。无一人被俘。”类似情景烙刻在景年的记忆中，最后，他断言道：“此处即地狱。”①
16世纪后半叶，大批西方人趁着欧洲海上大探险的最后一波浪潮，开始来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踏上种子岛6年之后，耶稣会传教士法朗士·方济格首先来到日本传播基督教。到德川家康成为幕府将军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以及英国的商人和冒险家，在日本中部和西部的一些港口城镇已经较为常见，许多日本人对他们的体貌差异印象深刻，往往把其中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叫作“红毛”。因为伊比利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从南方，特别是从日本南面的澳门、菲律宾来到日本，日本人就把他们混在一起称作“南蛮”。这个词有时也用来指称所有欧洲人及其风俗和产品。
起初，大多数日本人对欧洲人热情招待。当然，有些人只是因为对遥远的不同文明的外在方面，例如对西方人异国情调的服饰和奇怪而有趣的食物感到好奇。实际上，这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食用陌生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甘薯，据说还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了做面包和天妇罗。西方人掌握的有关地理、绘图、造船、航海的新知识吸引了其他一些人。因为大名们正在相互交战，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政治秩序中争得一席之地，获取枪支和军事技术就成为他们热情欢迎欧洲军火商的理由。最后，一些大胆的日本商人自己走出国门去闯荡，在远离家乡的菲律宾、柬埔寨、暹罗建立了贸易前哨和小型的“日本城”。他们也很乐意为了获利而与欧洲同行开展相互贸易。
日本人也专心聆听法朗士·方济格和其他基督教传教士让他们改宗的劝导。截至1600年，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声称他们已经让30万日本人改变了信仰。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真诚地相信基督的训示，但是信仰和贸易也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些葡萄牙海船只在当地大名欢迎基督教的港口停泊，这种做法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因此有几个大名为了招徕葡萄牙船只，就让他们领地内的每个人都信奉基督教。也许最突出的基督教大名是大村纯忠。1563年，大村纯忠接受了洗礼，取教名为多·巴尔托洛梅乌，1571年他把长崎作为贸易港口向葡萄牙人开放。
然而不久以后，日本的统治者就开始对外国宗教抱怀疑态度，因为它的第一戒条就要求只能忠于上帝。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曾下令所有耶稣会传教士须于“20日之内”离开。虽然他并没有立即执行命令，但十年之后，他控告6名方济各会修道士，3名耶稣会士和17名皈依者企图进行颠覆活动，并把他们绑在长崎的十字架上公开处死。关于他的反基督徒态度，丰臣秀吉在写给菲律宾总督的信中这样解释：他不能允许传教士在他的国度内传播外国的信条，正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也不会容忍神道教或佛教僧人在他们国家四处传教一样。
虽然对26位殉道者的遭遇记忆犹新，罗马天主教徒还是继续传播信仰，直到德川氏将军加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1614年，德川家康再次命令所有传教士离开日本。法令宣称，基督教的“有害教条”只是教唆人民“反忤政令，嫌疑神道，诽谤正法，残义损善”。①许多外国传教士置将军的震怒于不顾，继续隐蔽地劝导人们改宗。于是幕府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迫害，1622年在长崎处死了55名基督徒，在全国各地对天主教士及其信徒穷追不舍。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结束对“危险的天主教”的进攻时，已有多达4000名信徒因此而死，基督教只能在九州岛一些与世隔绝的远离幕府官吏虎视眈眈视线的小村庄里幸存下来。
德川家光把对基督教的迫害，作为在日本全面禁绝欧洲人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位幕府第三代将军的头脑中，西方等于基督教，异国信仰的传播不仅对德川氏在神、佛二教信条中树立其正统地位的企图构成了威胁，而且正如其祖父的禁令中所指出的，也是对本国传统的侮辱。此外，关于贸易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幕府的谋士们都还记得，过去日本西南的大名曾经把对外贸易作为培植自己势力的一个手段，他们把幕府对贸易问题的失察视为可乘之机。另外，毫无限制的对外贸易，也会耗竭国家宝贵的金银矿产资源。17世纪初，日本的银产量相当可观，约为世界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不过与此同时，来到日本的葡萄牙商人每年也把多达20吨的白银装在大帆船上，运回其在澳门的据点。“如果葡萄牙人再享有20年的对日贸易，”后来一位外国观察者写道，“金银就会从 ‘俄斐’（《圣经·列王记》中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地方——译注）运送到澳门，这个小镇将会有丰富的金银流量，并成为一份神圣的文书中提到的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②
结果，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先后颁布了五个所谓的“锁国令”，完全取缔了基督教，不准日本人出国，禁止葡萄牙船只来航，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葡萄牙人从澳门遣使企图恢复贸易特权时，幕府将军下令说：“应烧毁船只，处死主要使节及其随从，让这个邪恶的先遣队荡然无存。”③1641年颁布的第六个条令把荷兰人限制在长崎港中部的人造岛屿——出岛，并且只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来日本经商。
除了中国人和荷兰人之外，德川时期获准来日本的外国人里还有朝鲜国王以及统治着琉球群岛的半独立的琉球国定期派遣的外交使节。1607年，德川家康赞成恢复和朝鲜的正常关系，朝鲜国王也签约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派遣使团造访江户。此外，在近世前期，琉球群岛成为一个“藩属国”。14世纪以来，琉球一直处于尚氏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1609年萨摩藩的大名率领1500名武士攻占并肆意蹂躏琉球，1611年签订的条约，名义上保留了王国的自治权，但实际上把琉球变成了萨摩藩大名岛津家族的属地。从1634年到1806年，尚氏国王共遣使15次赴江户，以确认岛津大名和德川幕府的宗主权。
锁国令的颁布以及和朝鲜、琉球群岛缔结的条约，扩大了幕府权力的武库。源氏和足利将军已被指定为国家的保护者，而德川统治者更进一步，他们索取了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权力。幕府采用象征性的活动和仪式，来体现他们已经登上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巅峰。意味深长的是，外国使节的扈从人员大多不在京都停留去谒见天皇，而是急忙赶往江户。这些人员抵达江户是件大事，幕府待以盛大的仪式，演奏古典管弦乐，表演马上射箭和其他军事技能；他们也向幕府赠送数量可观的具有象征性的礼物。从朝鲜使节那里，将军可以收到大量丝绸、人参、精制蜂蜜，还有从朝鲜崎岖不平的山区猎获的虎皮。
而且，从1636年到1655年，朝鲜和琉球的使团屡次到日光拜谒，意味着德川家康的权威已经越出日本海岸，成为宇宙之神。1643年，朝鲜国王把一个大铜钟用船运送到日光，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观念。铜钟上的铭文歌颂了德川家康的伟大：“日光东照宫为东照大权现、佛陀化身而建。德行无边，众生感念。后嗣神祇承继伟业，且弘扬光大。吾王闻之，喜甚悦甚，敕造是钟。”①幕府官员在阳明门右侧造了一座钟楼，每位前来日光朝拜的大名和皇室特使都能看到这段称道德川幕府不可一世的威严的颂词。
从1633年开始，长崎荷兰商馆的代表也开始每年造访江户。然而，有时幕府对那些商人很倨傲，喜欢用露骨的粗鲁来显示幕府的显赫。1691年荷兰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回忆，“等了接近一个小时，而将军就坐在接见厅里”。①最后，一个管家引导客人来到将军跟前。在那儿，据其中一人说，“为了表示谦恭，我们都不得不用日本人的方式，头着地爬向”最高统治者。确立好等级次序后，“一场闹剧上演了”，将军先是提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然后让客人“脱掉外套或礼服，笔挺地坐着以便他审视我们；一会儿让我们站起来走动，互相致意，一会儿又让我们跳舞、跳跃、扮酒鬼、说日语和荷兰语、画画、唱歌，让我们穿上外套，然后又让我们脱掉”。最后，一位年轻人愤慨地说，“我在一首用高地德语演唱的情歌声中跳了一支舞”。
对外交政策的控制使德川幕府不断增长的统治特权又多了一项。17世纪上半叶，江户的新政权使天皇及其朝臣只能仰其鼻息，使佛教组织只能屈从于世俗的政律，而且还驯服了大名。当德川幕府强迫地方大名执行参觐交代制，以及要求代表日本人民处理对外事务时，它已跃升为日本中央统治的焦点，而且，它左右其他社会中坚和制定影响整个国家的政策的才干，令从前京都的天皇和太政官，以及早期的镰仓和足利幕府都黯然失色。
起初，德川家族依靠暴力、武装力量及物质财富的高压，来推进对国家统治权的诉求。但是到了德川家光去世的1651年，马背统治者的形象已经让位于一个崭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形象，它从佛教和神道教获得了道德权威，另外又从新儒学中汲取了哲学支持。与此同时，新的权力结构和统治权术涌现出来。到17世纪中期，不是德川将军个人，而是训练有素的官员组织——幕府，依据法令、官僚体制和有据可查的先例管理着各种事务。
17世纪上半叶，地方大名也设法握紧自己领地内的大权。大名没有像德川家康似的被神化，但他们也通过捐助地方宗教机构和宣传新儒学的学校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且，因为亲历了德川幕府统治的仪式，如轮流居住在江户和领地以及作为获得授权文书的交换向幕府宣誓效忠，大名宣布他们也处于一个正统性最终来源于天皇的全国范围的体系之内。当大名转变为强大的地方长官时，他们开始更为明显地侵入藩内居民的生活。正如幕府将军在其直辖领地的做法那样，大名也在他们领属的藩内颁布法令，征收赋税，制定使他们的权威流布每村每户的管理体系。就这方面而言，17世纪早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家的控制——无论是政治中心江户控制其他社会中坚的能力，还是将军、大名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臣民的能力，都比日本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明显、更深入。
然而，不管德川将军和地方大名的势力多么强大，他们都不是独裁者。就他们对权力的要求来说，他们并没有无限的对策，有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有所不能。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平时武士贵族对于独立掌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兴趣。表面上看起来这就是个武士的时代，但是在很多重要方面，近世早期最后也变成了普通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的普通男女——农民、商人，还有手工业者，塑造了日本商业、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特征。
① Helen Craig McCullough, tr., Genji and Heike: Selections from The Tale of Genji and The Tale of the Heik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94）, p.265，和A.L.Sadler, tr., The Ten Foot Square Hut and Tales of the Heike（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1 972）, p.22.
①Michael Cooper, S.J., ed., They Came to Japan: 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Reports on Japan, 1 543 -1 6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 965）, pp.4 -7 （modified）
① Joan R.Piggott, The Emergence of Japanese Kingship（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97）, p.21 0（modified）.
①The Man' yōshū: The Nippon Gakujutsu Shinkōkai Translation of One Thousand Poem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 969）, pp.282 -83.
①Lee A.Butler, “Court and Bakufu in Early 1 7th Century Japan”（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1）, pp.1 13-14.
①“Laws of Military Households（Buke Shohatto）, 161 5, ”in David J.Lu, ed., Japan: A Documentary History（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p.206 -8 （modified）.
② Harold Bolitho, “The Han, ”in John W.Hall et al., gen.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 Hall, ed.,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p.200.
①Herman Ooms, Tokugawa Village Practice: Class, Status, Power, and La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363 -73, and Maruyama Masao,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 tr.Mikiso Han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27.
①Herman Ooms,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Tokugawa Ideology: Contours of a Problem, ”in Pether Nosco, ed., Confucianism and Tokugawa Cul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8-29（modified）.
①W.J.Boot,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Deification of Tokugawa Ieyasu, ”in Andriana Boscaro, Franco Gatti, and Massimo Raveri, eds., Rethinking Japan, vol.2:Social Sciences, Ideology and Thought（Sandgate, Folkestone, Kent: Japan Library, 1 990）, p.335.
②Naomi Okawa, Edo Architecture: Katsura and Nikko, tr.Alan Woodhull and Akito Miyamoto （New York: Weatherhill/Heibonsha, 1 975）, p.1 6 （modified）.
① Shigeru Matsumoto, Motoori Norinaga, 1 730 -180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84（modified）.
① Engelbert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 1690-1692, tr.J.G.Scheuchzer, F.R.S., vol.2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6）, p.331.
①Jurgis Elisonas, “The Regime of the Unifiers, ”in Wm.Theo-dore de Bary et al.comp.,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vol.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 60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2nd ed.）, pp.468-69 and 471, and“The Inseparable Trinity: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Kore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 p.293.
①Jurgis Elisonas, “Christianity and the Daimyo,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 p.367.
② Charles MacFarlane, Japan: An Account,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New York: George P. Putnam, 1 852）, p.1 8 （modified）.
③Cooper, ed., They Came to Japan, p.401.
①Ronald P.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 984）, p.1 01.
① 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ed., tr., and annot.by Beatrice M.Bodart-Bai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 999）, pp.360 -68, and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pp.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