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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政策
1939—1945年的波兰

这一战术将永远被称为“闪电战”：它对全世界来说是一种新事物；它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具有毁灭性的、先发制人的战役，它仿佛从天而降；一种在任何人意识到它之前、在波兰所谓的盟友行动之前即已结束的进攻；它还是一次完美的军事行动，即用惊人的新技术打击英勇但陈旧的波兰军队。电影片断为我们保留了这些场面：一排排坦克辗过一具具马尸；手持古老来复枪的波兰步兵四下躲避俯冲轰炸机的轰炸；轰隆运转的普鲁士战争机器趾高气扬地向前挺进，重新占领了被可恨的《凡尔赛和约》夺走的那片土地。

这次“闪电战”的策划之精心史无前例。波兰战役的攻击地点和实施其实不该让任何人意外。1926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用了整整一章介绍其“东方政策”，他提倡向1914年的“暂时疆界”以外扩张，“为德意志人取得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应得的土地……说到当今欧洲的土地，我们首先想到的只有俄国及其边境的大批附属国”。他甚至预言“世界的普遍机动化，而在下次大战中这一趋势将突出呈现出来”。1对于这些想法，当时谁也没有认真对待，但到1939年，它们却成了希特勒的坚定政策。

陆军参谋总部制定好入侵波兰的计划已有几个月了，这道名为“白色方案”的著名指令甚至详细到实施日期——1939年4月3日。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向波兰施加无情的经济、外交压力，包括进入但泽的要求、国内连续的宣传攻势、驱逐帝国内的波兰犹太人以及不平等的贸易提案，而且他欣然承认，这一系列措施可以为这场长期谋划的攻击创造“政治宣传上的理由”。2

波兰政府始终抱有幻想，它一直拖到1939年夏季才向人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为战争作准备。6月26日，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披露了最初的预防措施。波兰政府建议西部各省的地主将牲口赶到“内地”，并加速收割谷物。“秘密建议”被送给“所有居住在上述地区而且拥有珍贵艺术品或其他可移动贵重物品者，以将这些东西陆续转移到内地。政府特别强调，以上转移行动尽量不要引起当地群众的注意和恐慌”。对于其他人，政府只通知华沙居民应在8月1日前为每所房子准备好防轰炸、防毒气的掩护措施。3

波兰许多上流人士无奈地叹息一声后，又一次将其藏品向东送到他们希望安全的地方。“由于这些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见证时时面临着瓜分势力（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威胁”，波兰收藏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波动不定的状态。它们不是被瓜分势力劫往柏林或俄国，就是被波兰收藏者抢救到巴黎或瑞士。著名的恰尔托雷斯基藏品被从格卢切伍（波兹南外）和克拉科夫的家族博物馆转移到了谢尼亚瓦的一个乡村房屋的地下室。这批收藏有5,000余件，包括绘画、古物、瓷器和版画，其中就有达·芬奇的《抱白鼬的贵妇》、伦勃朗的《有善良撒马利亚人的风景画》和拉斐尔的《年轻男子肖像》①。其他许多人也都通过亲朋好友在东部乡下寻找房屋，让其藏品避难其中，或者将它们送到华沙的国家博物馆。塔尔诺夫斯基家族为保万无一失，将他们最好的20幅绘画送到了卢博米尔斯基家族在利沃夫的博物馆，那里也存放着卢博米尔斯基家族收集的丢勒绘画。但有些人并不这么费心：德鲁卡—卢卑克亲王把他的银器直接埋在了地下室，而万楚特的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伯爵把最好的东西打包存入寻常的躲避处，其余的就留在了原地。4

对波兰的公立博物馆来说，不得不收起或者转移藏品成了尤其残酷的打击。华沙、克拉科夫和卡托维茨仍忙于布置新博物馆，而这些新馆舍是用来接收重新分配的国家收藏（其中很多藏品是从在20年代初的俄国收缴品中找回）的。华沙城堡（波兰总统的住宅）和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堡在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的资助下已完成修复，被装饰得焕然一新。无奈的是，藏品主管们现在不得不开始制造包装箱了。靠近德国边境的博物馆把藏品转移到了东部，不过，大家觉得华沙本身还是相当安全的，那里的藏品仅仅被放进了存储区。

从藏品主管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最明智的决定了，那是因为他们想到了阿拉斯那136件华丽的壁毯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远游。这批壁毯被称为“雅盖隆壁毯”，其上绘有动物和《圣经》故事，原先挂在克拉科夫的城堡里。它们是西吉斯蒙德·奥古斯都皇帝定制的，1571年被赐给波兰。战争刚一开始，壁毯就被紧急转移了，最后奇迹般地到了加拿大。时任波兰驻伦敦大使的拉祖斯基伯爵叙述了此事的始末：

一天，装在卡车里的雅盖隆壁毯抵达大使馆……共有70件，有的装在马口铁盒里，有的缝在布匹里。壁毯能从波兰和法国两度脱离险境，藏品主管及其助手居功至伟。他们先用驳船将壁毯沿维斯瓦河运离克拉科夫，其间在卢布林附近的卡齐米日遭遇轰炸；然后他们征用了几辆卡车，一路开到罗马尼亚，又从那里取道意大利到达法国。他们试图将这些珍宝委托给教皇，但是梵蒂冈担心惹上政治麻烦，因而拒绝了，他们只好带着东西去了法国。在波兰难民的帮助下，他们经过一番妥协退让，成功将这批东西装上了一艘远程汽船，把它们带到了英国……稍事休息后，这些狂热的守护者又开始了下一段旅程——1940年7月，他们登上了开往加拿大的波兰船只“巴托里”号。5

随着波德关系的日益恶化，波兰各教堂、犹太会堂和修道院开始拆卸祭坛、清理珍宝。波美拉尼亚大主教命令将其教区内最神圣的东西都送到托伦市。该市博物馆堆满了精致的金器、古老的法衣和祭坛装饰品。在克拉科夫的圣母教堂，人们把法伊特·施托斯祭坛（1933年斥巨资修复过）上超过真人大小的多彩人像从高耸的框架上卸了下来，用驳船沿维斯瓦河运到了桑多梅日大教堂，藏在地下室里。而其他较小的祭坛部件则藏于克拉科夫的大学博物馆中。在此过程中，希特勒与斯大林缔结联盟（8月23日）的消息传来了。这下再没有地方可藏了。

9月1日，德军越过波兰边境才几个小时，观察者就注意到这次战役的极端邪恶性了。正乘车逃离波兰的英国难民委员会代表赫尔曼·菲尔德，亲眼看见了远离前线的小村镇和农场惨遭轰炸的场景：“很明显，每次飞机掠过头顶时，我们都必须停车，而且要远离所有农舍。”6后来，“为免引起注意”而分头前往罗马尼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到了更多类似的场景。代表团的军事专员注意到了滥用燃烧弹的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德国人）想把铁路、高速公路和电话线路的存在作为他们恐怖轰炸平民的理由……这种不准确的借口似乎并无任何根据”。就连正在波兰给希姆莱当情报顾问的瓦尔特·舍伦贝格也为格丁尼亚所遭受的残暴破坏感到震惊：

我被居民区所受的彻底破坏深深震惊到了，我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国防军要把战火引到居民区来。直到那一刻我才看清总体战真正意味着什么。7

正像闪电战酝酿日久一样，给波兰人这种待遇也是希特勒给他的军队领导层长期灌输的政策。8月22日，即刚刚同意与苏联签订条约后，希特勒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发表了一通不同寻常的讲话，他力劝部队“行事残忍……苛刻、冷酷”，鼓励他们在即将“对波兰的进攻和灭绝”中，“毫不同情、毫不怜悯地杀掉有波兰血统或者讲波兰语的所有男人、女人以及小孩”。8

波兰将彻底成为德国的仆从国，因此它的文化和民族也要为希特勒的“新秩序”淘汰和取代。纳粹分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找个地方实践他们的种族理论了，在这个他们理想中的地方，任何反抗都可以用纯粹的暴力加以解决。他们毫无不安地相信，斯拉夫人、基督徒等等都是劣等的，因而不能视为人类。他们以及犹太人都是人类中的“堕落艺术品”。

在9月21日波兰投降前夕，党卫军军官无视正规部队指挥部（他们不喜欢党卫军对自己的权威的挑战）的反对而召开了一次会议，海德里克和艾希曼命令他们的特别行动队“为暂时还不清晰的结局准备一份包括波兰政府领导、贵族、神职人员、专家和各类知识分子在内的名单”。犹太人将被集中到隔离区，“以便更好地控制”。但希特勒没有这么委婉，他在不久后与鲍曼、汉斯·弗朗克的一次餐桌会议上宣称：“波兰人将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9

波兰的古迹和艺术品也和它的人民一样，不得不适应德国的新规划。在狂热的战争中，一定数量的破坏和劫掠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很快发现，此次入侵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特点：一是德军对波兰古迹进行了大规模毁坏，二是德国人对艺术品的藏匿地点了如指掌。

琴斯托霍瓦修道院中收藏着巧夺天工的圣母像，它也是波兰最神圣的圣殿和朝圣之所，德军在没有任何军事必要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了轰炸，但是，希特勒对东方深沉的仇恨，直到军队开抵华沙后才展示出来。华沙的顽强抵抗使此前一路跃进的德军受到阻挠，这些一度由希特勒亲自指挥的德国人愤怒异常，于是他们把燃烧弹和炮弹大量投向该城最古老的区域。华沙王宫是个极好的靶子，它受到严重损毁。供水总管爆裂了，且城中火势无法控制。时为希特勒随从、后来出任纳粹驻法国大使的奥托·阿贝茨回忆说，在围攻华沙时，元首一直在阅读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10

相比之下，德军在波兰其他地方的进展要顺利得多。利斯特将军所率第14集团军在9月8日抵达了桑多梅日。同一周，一小队党卫军打开了当地存放法伊特·施托斯祭坛人像的储藏室，并在10月的第一周将其运回了柏林。运送条件并不理想。负责押运的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保尔森写信告诉他的朋友：

法伊特·施托斯祭坛人像运送起来相当困难。部队行军对这次押运来说是个很大的障碍……桑多梅日大教堂的箱子十分庞大，其中四个箱子的重量都达到了800千克。由于路况不佳，我们只好放弃使用拖车，而且为了安全，我们只能在白天押运。11

谢尼亚瓦那个存放恰尔托雷斯基收藏品且用砖封起来的地下室，很快就被人出卖给了盖世太保，他们掠走了一套著名的12到16世纪的利摩日珐琅器、一批精妙的金工制品、古钱币、无价的波兰古物，以及丢勒、卢卡斯·范莱登等人创作的大批版画。12许多无价的绘画由于实在难以搬动或藏匿，被暂时留在了地下室。

进军路线上各个乡村的大宅子都惨遭洗劫。朱利安·塔尔诺夫斯基伯爵在盖世太保的威逼下不得不交代了他的藏品位置。但也有一些幸运儿。马特戈扎塔·拉济维尔伯爵夫人派她的寡媳雅德维加·波托茨基从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乡下住处赶回华沙，去拿回存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家族珠宝。令波托茨基沮丧的是，该银行已经在德国人手中了。纳粹军官正在有条不紊地检查每个保险箱里的物品。当银行经理将波托茨基家精美的珠宝摆出来时，他笑着说：“真遗憾啊，没一件真货！”德国人似乎也看不出真假，就招手让这个保险箱通过了。经理满心欢喜，自豪地向他的客户耳语道：“我们拯救了伯爵夫人的珠宝！”13

　

在10月5日波军正式投降之前，德、苏对波兰的占领就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了。10月7日，波兰被分割成若干区域。第三帝国吞并了西部地区，苏联占据了最东边的几个省份。而中南部地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及卢布林等大城市）则成为一个被称作“波兰总督辖区”的特殊实体。在这个区域内，人们可以继续保持少量的波兰生活方式。这片包含约1,400万人口、覆盖12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区域被交由希特勒以前的辩护律师汉斯·弗朗克统治。

在并入第三帝国的地区，海德里克的特别行动队在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他于10月9日获得“日耳曼习俗强化专员”的荣誉称号）的亲自监督下，立即展开了“日耳曼化”。所有波兰人、犹太人都要被驱逐和消灭。他们的买卖、房屋、村庄及财物都要交给或卖给种族上的日耳曼人，后者将从帝国本土和各日耳曼人聚居区（如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迁来。对受害人来说，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一个个家庭在半夜被人粗鲁地叫醒，然后用冰冷的牲畜车拉到波兰总督辖区，所有财物被留在了家中，而且一家人往往要离散各处。11月15日以后，党卫军把整个铁路系统都用在重新安置项目上了。纳粹本想在一个月内完成“清除”工作，但实际用了将近六个月。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100多万人逐出家园，这种效率还是极其惊人的。在以后数年占领时间里，更多人被运到德国和波兰各地充当奴隶劳工。

　

在波兰各地，教会几于泯灭。成百上千的牧师被杀害，所有礼拜、忏悔及唱诗活动都遭到禁止。墓碑上的文字被刮掉，改用德文重新题写。除了极少的法衣和珍宝外，教堂里所有东西都被搬走了，而教堂本身则被改成了舞厅、干草棚、车库和仓库。路边的圣坛惨遭亵渎。犹太会堂被直接焚烧或毁坏，里面的圣书及卷轴常葬身火堆之中，犹太墓地的墓碑则用作了铺路石。

“清除贵族”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波兰许多大家族与德国大家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能将其确切地定为“劣等人”。对这些大家族，虽然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频频监视和审讯，对最轻微的抵抗嫌疑以监禁作为惩罚，但在更贵族化的德国国防军中，许多上层人士还是常常无视希特勒的训话。在波兰总督辖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弗朗克成功压制了希姆莱在辖区的势力。和在以往的战争中一样，德国人住进了波兰各城堡中最好的房间，而原来的居住者被赶到较差的房间，或者被直接逐出了城堡。但德国人偶尔也有点帮助，比如，占用罗德卡（即曾从华沙取回家族珠宝的雅德维加·波托茨基的住宅）的军官警告主人苏联军队马上就要来了，催促他们赶快离开。于是波托茨基一家坐着两辆马车逃到了克拉科夫，带着那些珠宝和许多包裹，但他们后来惊恐地发现，包裹里基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原来，当他们命令“打包所有东西”时，仆人以为这回还是平常的短途旅行，就只带了几件小孩的衣服！到克拉科夫后，他们搬进了自家在镇上的一所房子的顶层，而下面几层被征作波兰总督府的办公场所了。托马斯·波托茨基（当时还是个孩子）依然记得自己朝外面的纳粹士兵的头盔上吐口水的场景。在那里，这一家人靠着不时出售一些珠宝勉强度日。

像这样绝望、惊恐的家庭要遭受各种中间商的摆布。有位自称是荷兰外交官的人说服拉济维尔伯爵夫人，由自己带一大批珠宝给她在西部的亲戚。不幸的是，这位“外交官”卖掉了大部分珠宝。但其中几件在战后奇迹般地返还回来了，包括一件用钻石和祖母绿装饰的冠状头饰。1945年跟着瑞士红十字会的卡车逃出克拉科夫的拉济维尔一家能在伦敦买下一处房产，靠的就是这件头饰。

另一位姓波托茨基者——阿尔弗雷德伯爵——的处境相对好多了。他在距离苏德占领区分界线仅数英里的万楚特有一座大型宫殿。和“一战”时一样，这座宫殿频繁被德国将军及其幕僚占用，包括进攻波兰的陆军元帅冯·伦斯德。1935年，这位伯爵（德皇威廉一世的教子、国际咖啡馆社交圈的著名成员）在万楚特款待过冯·里宾特洛甫，还说过冯·里宾特洛甫的高尔夫球打得“缺乏韵律”。总体来说，德国国防军对他很有敬意，但是蠢蠢欲动的盖世太保先后两次带走他，以讯问关于抵抗活动（实际就在该宫殿的各个隐蔽角落里进行着）的事。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检查了伯爵的家族档案，并将城堡里的东西登记造册。后来，22件艺术品被列入一本“受保护”物品的纳粹目录中，包括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位艺术家马卡特的《男子肖像》，然而这些作品从未被拿走。波托茨基认为这要感谢国防军将军冯·梅茨的干预，后者曾经在万楚特驻扎过。

对苏联红军的恐惧与仇恨有时会在德国占领者和波兰人之间创造一种纽带。1941年德军从苏联人手中夺下利沃夫后，纳粹没收组织的负责人亲自找到波托茨基，再三保证他留在那里的藏品完好无损，还用军车将他接到利沃夫检视其房产的破坏情况。这么做并不完全出于利他主义：一份战后的证词表明，希特勒曾亲自下令让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藏品“留在原处”。其原因可能是，波托茨基的母亲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吸引了远处的元首，于是元首要求见见她，这是一个她几乎无法拒绝的请求。14

　

华沙的瓦砾堆还在冒烟，党卫军等纳粹机构和个人就开始狂热地落实希特勒“清除”波兰文化的训诫了。华沙的博物馆、建筑、图书馆和宫殿虽然可以称作“波兰的”，但里面的东西则明显不尽然。既然波兰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国家，那它的所有藏品就可以任意搜刮了。根据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希特勒和戈林都意识到对收缴艺术品的“保护”一定要被严格控制。戈林很快认识到现场必须有自己的人。作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戈林可以征用并利用占领区内所有对提升帝国经济实力有用的可移动资产，于是他任命前奥地利艺术委员考耶坦·米尔曼为占领区艺术品保护专员。

米尔曼很高兴得到这个机会，因为他最近和维也纳区长相处不洽，在1939年6月还被那位绅士罢免了职务，公开冲突一触即发。希特勒听闻这一任命后说道：“米尔曼——你把他派去那里了？我不得不把他踢出维也纳……他不想让人拿走任何东西……注意可别让他把什么东西拿到维也纳去。”15米尔曼现在的工作是，对堆在波兰国家博物馆（华沙）和瓦维尔堡（克拉科夫）仓库中的成千上万件艺术品进行编目，据其品质分类，然后把最好的作品放入安全存储区域，以便希特勒挑选他想要的东西。

10月6日，即波兰投降第二天，米尔曼抵达波兰，他发现许多作品已经被人运走了，比如我们说过的法伊特·施托斯祭坛装饰品。更严重的是，几近废墟的华沙王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德国官员的露天市场。总督弗朗克将军带着大批随员第一次参观王宫时就没有做好表率，当时他从一个王座的华盖上扯下几件银鹰饰品，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家具、银餐具等有用物品都作了分类，以便搬入高级官员及其夫人的住处。波兰建筑师及藏品主管们——许多人都是志愿者——紧张忙乱地修补炸弹造成的损伤，并用临时屋顶保护天花板及镶板，但这一工作在10月18日被迫终止了。11月初，工程人员在城堡里四处钻孔，以安放炸药，德国警察驱使犹太劳工拆卸豪华大厅里的装饰品。觐见厅中巴恰雷利制作的彩绘天花板被扔到了院子里。到1月，整个王宫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了。但德国人没有在1940年使用他们的炸药，以后他们会找到更好的用途。

其他收藏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位目击者描绘了纳粹人员清空波兰国家美术馆的场景：

今天我目睹了一个让我悲痛欲绝的场面。路过国家美术馆时……我看到外面停着一长排卡车。工人们正在人行道上搬一些沉重的东西。透过敞开的窗户，我可以看见画框的闪闪金光。我明知道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很愚蠢，却还是那么做了。有东西被从窗户里扔了出来，它们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着彩虹般的光泽。那是各种绘画的残片，我喜爱的《巴巴拉·拉德兹威罗娜之死》正好落在我面前。工人们漠然地抬起这些波兰艺术中的瑰宝，把它们扔入等在一旁的卡车上。不久，这些卡车就开走了，不知去往何处……这感觉简直就像亲眼看着老朋友被谋杀一样。16

要控制所有这些乱象并不容易。弗朗克授予米尔曼办公室深入“保护”总督辖区艺术品的独有权力。米尔曼不久就忙得不可开交了，他只好请其同父异母的兄弟约瑟夫来帮忙。遗憾的是，约瑟夫竟把收缴品私自送给他的情妇，此事败露后他便被解雇了，但此人一度给了米尔曼很大帮助。

10月19日，戈林在柏林设立“中央受托人办公室东方部”，以总领艺术品处置事务。但是，从9月中旬起就一直负责“保护”工作的党卫军特工对该机构的出现心有不满，他们写信向总部强烈抗议，催促总部立即将党卫军感兴趣的作品运到他们在德国的仓库。但是，希姆莱却在11月10日给各办事处发了份长长的备忘录，要求他们同米尔曼合作。党卫军服从了命令，但在余下的占领时期他们一直努力垄断对贵重物品的没收，只是两方面的压力经常会打断他们的努力：一是希姆莱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二是鲁道夫·赫斯和鲍曼等显要严正提醒他们，希特勒和戈林享有对所有受保护物品的专有权。17

　

到1940年冬季，米尔曼在大批杰出德国艺术史家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波兰总督辖区内最重要的艺术品，将其存放在克拉科夫，并出版了一本华美的图录（里面有每件作品的照片和来源）。二等作品只是被存放起来，而三等作品则供弗朗克的室内装潢师和建筑师挑选，用于办公室和住宅的整修。

波兰战役结束后不久，1939年11月末，希特勒的艺术代理波塞来波兰视察。波塞给鲍曼的报告向我们生动描绘了米尔曼的行动，以及他自己对林茨收藏的最高水平的坚守。报告也清楚表明，波塞对波兰收藏品的评价不高，他觉得它们填补不了他理想清单中的多少空白，波塞在该报告中还推测，元首的东方雄心不会止于波兰：

在克拉科夫和华沙，我不仅看了教会珍宝，还参观了公私藏品。这次视察证实了我的推测：除了我们在德国就已经知道的高级别作品（如法伊特·施托斯祭坛、克拉科夫圣母教堂中汉斯·冯·库尔姆巴赫创作的镶板及恰尔托雷斯基藏品中的拉斐尔、达·芬奇和伦勃朗作品）和波兰国家博物馆（华沙）中的几件作品外，能扩大德国的伟大艺术品收藏的东西并不多。不过，波兰应用艺术品的收藏比德国丰富、多样。

我现在建议把恰尔托雷斯基藏品中的三幅画作（现存放于柏林的德皇腓特烈博物馆）为林茨艺术博物馆专存起来……

请允许我进一步指出，除利沃夫博物馆藏品外，丢勒等德国大师的许多精美画作已经落入苏联人之手。过不了多久，我们也许就有希望为德国收回丢勒那27幅作品了。18

上述恰尔托雷斯基的“三大件”确已在柏林了。米尔曼在10月中旬就将它们匆匆运回柏林，并献给了戈林。作为普鲁士首相的戈林则运用职权将其放入了德皇腓特烈博物馆。19总督弗朗克将军对失去“他的”最伟大的杰作感到不满，命令米尔曼把那三幅画拿回来，他要把它们挂在他在瓦维尔堡的富丽堂皇的公寓中，准备一起张挂的还有伦勃朗的《马丁·索尔曼斯肖像》，此画原属拉钦斯基收藏品，是盖世太保送给他的礼物。弗朗克在收藏方面是个新手，他竟把一幅易损的达·芬奇作品挂在暖气片上方，米尔曼为此对他倍加责备。这一损失让戈林怒不可遏；也许是为了安慰他，米尔曼从拉钦斯基收藏品里给他挑了幅不错的华托作品《漂亮的波兰女孩》。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那三幅恰尔托雷斯基藏画被送到了帝国首都。到1942年末，他们又踏上了东去之路，这次是为了躲避盟军对柏林日益猛烈的轰炸。今天人们在运送《吉内佛拉·班其》和《蒙娜丽莎》之类作品时，会用装有空调的车厢和武装押运，想到这些，我们不得不对《抱白鼬的贵妇》的九死一生感到惊讶，但米尔曼后来证实，他总是亲自带着它乘火车往来于柏林和克拉科夫之间。

米尔曼很快就能满足波塞想要得到那27幅丢勒作品的愿望了，而弗朗克和戈林命令他一有机会就把它们弄到手。19世纪初，拿破仑的首席收缴员以极不合法的手段把这27幅画从维也纳的阿贝蒂娜博物馆掳走，并卖给了画商。希特勒认为，这些画无疑是德国遗产的一部分。在德军于1941年6月下旬对苏联发动袭击仅仅六天之后，米尔曼便冒着周边激烈的战火前往利沃夫，把丢勒那些画拿到了克拉科夫。当晩，他又按戈林的特别命令赶到柏林的卡琳宫，把它们交给了帝国元帅。第二天傍晩，这些画就在元首手上了。这些画是少数几件他始终带在身边的艺术品之一。希特勒甚至把它们带到了东方前线的指挥部中。1941年9月，米尔曼在为其他艺术事务造访指挥部时，向希特勒进言说，他很担心这些画的安全，因为原则上讲这是他的责任。希特勒答道：“那我现在就解除你的这项责任。它们在这里……会和在克拉科夫一样安全，关键是，我可以随时欣赏它们。”20

波塞觉得装饰艺术和钱币的藏品主管们能够胜任为林茨挑选艺术品的事务，于是他就没再回波兰。而恰尔托雷斯基“三大件”实际从未编入林茨的藏品目录，但正如米尔曼在纽伦堡作证时所说的，一旦德国赢得战争，它们肯定会去林茨。目前，这三幅画暂时由弗朗克保管。

事后，德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使其在1939年11月没收波兰财产的行为“合法化”，而12月16日的法令更加明目张胆，它授权“为了公众利益……没收一切艺术品”，包括私人和教会的藏品。波兰总督辖区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必须上报藏品，任何隐瞒、销售或转移艺术品的行为都会受到监禁惩处。

　

各种事件刚一平息，急切的德国各博物馆就在其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扑向了波兰收缴品，以填补各自的收藏空白。纽伦堡市市长并不满足于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御宝，他在1940年初又从克拉科夫拿走了法伊特·施托斯祭坛的剩余部分，将其放到了日耳曼博物馆。

法伊特·施托斯则成了“波兰实是日耳曼的”一派的宠儿。他们用高品质照片出版了精美的影集，从各个角度展示施托斯的作品。而一个名为“德意志东方研究所”、致力于实现波兰日耳曼化的纳粹智库，在1942年用米尔曼的机构和弗朗克将军慷慨借出的艺术品，组织了一场大型施托斯作品展。纳粹党认为施托斯的德国出身未受意大利思想的玷污，而他们觉得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丢勒的声誉。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施托斯不仅为克拉科夫的德国人工作过，也给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作过画；第二，在克拉科夫生活了17年的施托斯刚一回到纽伦堡就被判伪造罪，他去世时遭其子嗣遗弃、双目失明、死得很不体面。

纽伦堡市市长让希特勒相信，法伊特·施托斯祭坛的剩余部分若留在原处，必遭波兰破坏分子损毁，应该把它们放入纽伦堡特有的防弹掩体中保护起来。日耳曼博物馆馆长和一名藏品主管被派去取回祭坛的框架。该框架体量庞大，长宽40英尺×34英尺（约12.2米×10.4米），差点儿就被党卫军的工程师锯成了便于运输的小块，幸被日耳曼博物馆的人制止，事后他们为运送打造了特殊的铁路车厢。纽伦堡代表团无疑都是专家：藏品主管埃伯哈德·卢策在1938年曾出版过关于施托斯的专著（现在成了权威作品），他还于1933年在纽伦堡组织过一场大型施托斯作品展。祭坛框架安全抵达后，卢策又奉命前往柏林，取回存放在帝国银行的精美人像。就这样，除哈布斯堡御宝外，纽伦堡现在可以展出又一件被窃取的国宝。有位德国官员告诉弗朗克，被洗劫一空的克拉科夫圣母教堂现在看起来舒服多了，“因为祭坛搬走后腾出了不小的空间”。21

相比之下，布雷斯劳市市长兼该市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巴特尔博士的努力就不那么成功了。巴特尔博士是米尔曼的主要助手之一，是又一个坚定相信波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根源于德国的人。早在1939年12月，他就给米尔曼送去过一份备忘录，里面罗列了他为布雷斯劳拣选的作品。该备忘录的前几行可以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心态：

由于对波兰占领区艺术品的全面保护，我们得以亲见一些被波兰学者错误宣称为波兰艺术家的成就的作品。现在可以确定，这些作品产生的真正背景是在东方的伟大日耳曼文化传统。22

巴特尔继续以这种口吻高谈阔论了一通后，才开始谈到索求艺术品的实际问题。他首先提到“创作于西里西亚”的作品，但是由于这类作品似乎为数不多，他进而索求“在西里西亚风格影响下创作的作品”，实际主要是波兰教堂里的雕像。他也愿意接受家具、织物和金工制品——其中任何一件的民族渊源都不清楚。说到绘画时，他的日耳曼主义就完全让位于贪婪了：如果他得不到像拉钦斯基藏品（主要是荷兰画家的作品）这样的整批收藏，他也将欣然接受一份包括恰尔托雷斯基所藏伦勃朗、原藏华沙的鲁本斯的《基督下十字架》和一幅“与华沙城堡所藏作品级别相当”的卡纳莱托作品在内的清单。另外，清单中应包括表现人种论的书籍和物品，而他会在布雷斯劳从“政治的角度处理”它们。最恶劣的是，巴特尔竟开口索要华沙博物馆藏书室的所有图书（约11,000卷）和前克拉科夫艺术研究所的全部藏品。

两年间，涌入柏林的希特勒办公室、抬头印着醒目“卐”字符的信件有厚厚一摞，都是为布雷斯劳索求收缴艺术品一事说项的。它们具有重要游说活动的所有特征：以华丽辞藻对现有收藏进行的长篇分析、建设一座新博物馆的计划、省区高官及艺术史家从旁附会的说辞，想得到的物品的更多清单。1942年初，帝国总理府官员拉默斯在多次回绝之后气愤地写道，考虑到希特勒已然宣布布雷斯劳的要求“完全是不可能的，而且指出元首已决定将这些收缴品交给考内格斯堡”，似乎没必要再将此事呈交元首处理了。但布雷斯劳集团毫不气馁，又请求拨给他们部分新近没收的荷兰犹太人的藏品。他们再次被粗暴拒绝了；波塞亲自写信说这些藏品（我们之后还会多次听到）将用于“扩充林茨的收藏”。23

　

考耶坦·米尔曼在波兰总督辖区内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不过“被吞并的”省区以及——在入侵苏联后——东部某些区域仍是党卫军的地盘。党卫军的考古部门遗产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正在世界范围内资助各种怪异的项目，比如南美印第安医药学研究、对死亡营的人头骨进行的可怕分析等等。截至30年代末期，遗产研究所实际上控制了德国的所有考古学研究，其研究专著能够在著名出版社出版，并不受质疑地入藏各大图书馆。遗产研究所的目标是证明被占领区的日耳曼特性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史前时期，他们对此极有决心，以至于希特勒都对此感到难堪：

为什么我们要让全世界都来注意我们没有历史这一点？当罗马人在建造宏伟建筑时，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泥糊的棚子里，这还不够吗！希姆莱现在又去挖开这些全是泥棚子的村庄，对他找到的每一块陶片和每一个石斧津津乐道。这一切所能证明的只会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进入文化的最高阶段时，我们还在抡石斧或蜷缩在露天篝火旁。我们真该尽全力对这种历史保持沉默。……现代的罗马人一定正对着这些研究结果哈哈大笑呢。24

在这一庄严组织的支持下，党卫军“逐村庄、逐城堡、逐庄园”地搜查被吞并地区，以搜寻每一件能够没收的东西。一名叫“克劳特”②（名字很贴切！）的党卫军二级突击中队长从柏林的办公室密集发出指令，要求追踪一切关于艺术品的情报，即使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25这次行动对贵族也毫不宽容。入侵初期的第一拨扫荡中未从私人住宅里掳走的东西现在被拿走了。党卫军拿着详细清单搜索各类珍宝，比如埃尔纳·拉济维尔公主写给德皇威廉一世的情书。但泽的帝国档案馆提供了一份很有用的私人图书馆名录，这些藏书被党卫军押走并堆在波兹南的一座教堂里，截至1941年2月其数量已达230万卷。

这种彻底搜刮的对象不仅包括“可接受的”艺术品。被称作“庸俗文化”的犹太、波兰艺术品也在搜集、封存之列。1941年2月23日，四处行动的突击队员接到命令，“也要重视并搜集这类东西，以使它们能被单独储存”。党卫军计划参照国内的“堕落艺术”展，在柏林展出这种“庸俗文化”中最恶劣的典型。诸如波兰骑兵屠杀尚未出战壕的德国士兵（“波兰艺术沙文主义一个尤其可恶的例子”）之类主题的绘画，将进一步向德国公众证明攻占波兰的合理性。我们不知道此类展览是否真正落实了，不过1942年2月的一份《柏林早报》曾刊文对一场占领区照片展大加赞赏：

柏林美术馆大幅照片展。到过东方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在由于波兰人管理不善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缺乏文化而致荒芜的土地上，忽然看到德国巴洛克教堂光彩照人的洁白正立面的震惊之感……在德国文化渗入的土地上，外国影响随后出现了。现在，被压制的因素又觉醒了。26

占领区的官员们有更紧迫的任务要处理，他们无法像党卫军总部那样始终满怀热情地进行艺术品“调查”。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的几周里，克劳特的手下能得到的车辆和汽油越来越少，他不得不向希姆莱本人抱怨。尽管克劳特已经给地方官员提供了物品清单，并要求他们把上面所列的物品集中存储在当地博物馆中，“以免这些适合博物馆的物品被人倒卖”，但到1941年12月，他们都没有照做，这让克劳特忧心不已。切哈努夫地区的长官毫无说服力地解释道，这些东西太珍贵了，“不能匆忙转运”，还推脱说在人手短缺和燃料配给不足的情况下，不可能从太偏远的地区取回所列艺术品。最后，克劳特的这一任务花了六个多月才完成。不过，此时这些被隔离的波兰作品也有了同伴，因为盟军对柏林轰炸变得日益猛烈，党卫军柏林仓库中的艺术品正被转移到东方。尽管官员中饱私囊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被收集来的大部分物品直至战争结束都几乎无人照看地留在库房中，它们徒劳地等着德国的最终胜利以及希特勒前来拣选的时刻。这些艺术品中除少数顶级作品外，只有贵金属和珠宝被即刻送回德国，德国人挑出达到博物馆收藏级别的物品后，把其余的重新熔铸，以充实帝国国库。

　

即使最杰出的德国学者也不禁从这场公然剥削的文化大潮中分了一杯羹。“二战”后，波兰人控诉这些有学问的绅士事先就作好掠夺波兰珍宝的准备了；毫无疑问的是，波兰刚一战败，德国学者中的许多人便毫不迟疑地把波兰的收藏、图书甚至他们老同事的研究笔记搬走了。周围没有人会让他们感到愧疚。波兰所有大学、研究所和学院都被关闭了，其教职员工遭到遣散。德国人召集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全体教员开会，声称要让他们听一个题为“德国政府对科学和教育的态度”的报告，但他们刚一到场就遭到逮捕，并被送到许多野蛮的拘留营中，其后又被监禁在布雷斯劳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他们在其他机构的同行也受到了类似的对待。

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包括著名的米开朗琪罗专家达戈贝特·弗赖，他是布雷斯劳大学的教授，曾就其故乡奥地利和德国东部的古迹写过一系列论著。1934年和1938年，弗赖和几位同事两次前往波兰，考察西方对当地古迹的影响。他们的考察范围超过3,500英里（约5,633千米），在当地博物馆主管的热情帮助下，他们参观了无数遗址和藏品。弗赖拍了许多质量极差的照片，这些连同他的笔记都被送到了布雷斯劳大学。30年代末，弗赖在该大学成立了“东欧研究所”，专门进行关于西里西亚和波兰的研究。

“二战”爆发后，弗赖志愿到文化部服务，他力劝该部设立一个与陆军共事的艺术保护小组，就像“一战”中保罗·克莱门教授所做的那样。克莱门后来编纂了几部令人印象深刻、反响很好的书，其中包括针对受战火波及的古迹的学术研究、照片和有关战争负面影响的论文。文化部赞成弗赖的计划，于是他去了华沙。他早年的研究为现在的工作作了准备，但是他游说国防军给他一个职位的努力没有成功，主要因为老派的国防军司令部斗不过米尔曼、巴特尔、弗朗克等名副其实的纳粹特务。

毫无疑问，弗赖反对破坏波兰的古迹，他甚至在1939年和1940年成功劝阻对华沙城堡的爆破。27但是他从未质疑过德国势力侵入波兰的合理性，也从未质疑过他的同胞在推动日耳曼化的过程中剥削波兰遗产的正当性。弗赖未能在艺术品“保护”机构谋得要职，但他仍在这一领域频繁活动了一段时间，他在党卫军遗产研究所充当顾问并试图推动对教堂、宫殿及其中物品的合理处置（不过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米尔曼等纳粹领导直接无视他的存在，弗赖最终放弃了努力。

不过，他继续留在波兰从事学术研究，因为我们接着发现他在德意志东方研究所（克拉科夫）的盛大开幕典礼上发表过讲话。此后，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该所的刊物上。波兰总督辖区1943年的“贝德克尔”上有他的一篇讨论该地区艺术史的文章，他在文中将克拉科夫称为“纽伦堡艺术的一个东方哨所”。被米尔曼收集在一起的“受保护”艺术品的图录——里面还不知羞耻地列出了每件作品的来源——将弗赖列在顾问之中。1941年他出版了《波兰的德式建筑》一书（“贝德克尔”将其列为推荐书目）。在弗赖的一本遗著（他的论文集，1976年出版）中，一位同事贴切地谈到了他的“学术活跃性和他迅速而识时务地使自己适应新观念和新形势的能力”。28

　

考耶坦·米尔曼则不会把自己局限在这种学术虚荣中。一俟他取得波兰收缴品并完成编目工作，其他领域便开始向他招手了。1940年，米尔曼的奥地利同行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不再担任弗朗克博士的副手，转去领导德国对荷兰的占领工作，他邀请米尔曼到荷兰帮忙处理艺术领域的事务。米尔曼欣然接受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他与波兰的联系——实际恰恰相反。波兰的新统治阶层在这个被征服的地域里生活得怡然自得。装饰得体的啤酒馆和餐馆开进了原属波兰人的城堡和住宅中。华沙的哥白尼雕像被重新标为“伟大的德国人”，而波兰总督辖区新出版的“贝德克尔”——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其内容都是新的——称该地区既是从俄国返回之人“到家的强烈信号”，又是东去之人得自“东方的第一声问候”，这有些自相矛盾。

波兰的占领者一方面使民众处于一种持续恐慌、文化匮乏和几近饿死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滋生出对奢侈生活的无餍欲望。弗朗克穷奢极欲的生活被党卫军和国防军的内政官员视为丑闻：他不仅占用了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堡，还把波兰最伟大的英雄毕苏斯基的故居和纪念馆贝维德雷宫重建和修饰为自己的住处，而且为了乡村周末，他翻修了位于克拉科夫城外克赛索维斯的波托茨基别墅，并将其改名为“克雷森道夫”。弗朗克夫人及其朋友则频繁光顾犹太区的繁荣黑市，低价购买工艺品和皮草。这处黑市是幸存犹太人的重要生命线，这里的众多古董店堆满了劫余物品和各家典当的珍宝，来这里购物的人很多。

米尔曼很快就开发了一项不错的买卖，即向德国或波兰客户供应从西方购买的或没收的艺术品。弗朗克定期把波兰占领资金汇给在荷兰的赛斯—英夸特，让他存入一个由米尔曼支配的账户。这笔钱大部分花在稍次一些的绘画和装饰艺术品上了，这些东西会通过铁路运到克拉科夫。（火车途经奥斯维辛，纳粹“贝德克尔”将其称为“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业小镇”。）米尔曼在欧洲各地采买，且出手阔气。仅巴黎皇家大道的詹森公司1941年开出的一张发货单上，就罗列了价值56万法郎的毯子、水晶灯和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时代的古董家具。米尔曼以这种方式从弗朗克博士的账户中花掉了更多的钱，在米尔曼的帮助下，弗朗克给他的情妇在慕尼黑装修了一座小巧的“备用公寓”。除了弗朗克，米尔曼还有很多炙手可热的客户，包括希特勒和戈林。日耳曼博物馆的卢策博士、巴特尔博士、戈林夫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及其他成百上千人也都从他手里买过一两幅画。战后，人们据米尔曼的档案编过一份已知的交易清单，这份用标准法律文件纸、以单倍行距打印的清单，竟然有七十余页。29

　

1943年，威廉·恩斯特·德帕勒齐厄博士接替了米尔曼。这名博士是一位建筑师，对商业活动不太感兴趣，他曾给弗朗克做过一段时间幕僚。米尔曼忙着照看戈林的利益和他自己在西方的买卖，没办法花太多时间维护波兰的库房，致其混乱不堪，这让弗朗克气愤不已。米尔曼没做太多抵抗就退出了，因为波兰的未来此时已经十分明朗了。他在波兰的最后一个行动是把放在华沙的剩余艺术品转移到克拉科夫。据他后来的证词，波兰抵抗分子中的线人警告他，首都“将有暴乱”，而他也对那年夏季党卫军在粉碎华沙犹太人区的抵抗时采取的极端破坏和屠杀行为心知肚明。此后将近一年，暴动都没有发生，当它在1944年8月终于到来时，镇压工作再次落在了党卫军头上，因为国防军正忙于其他事务。在两个月的激战中，苏军在近旁冷眼旁观，而德国人几乎不停歇地用飞机和重炮轰炸残存的城市。整片整片的区域被系统地点燃。一车一车尚未编目的各类掠夺品被运到波兹南，或者被实际上失控的士兵盗窃，直到秩序得以恢复而且工程人员终于能用上1939年在华沙城堡根基上钻的爆破孔。

1944年夏末，东部帝国负责收藏品的人明白，现在是时候把他们想抢救的东西尽量向西部转移了。事实上，有几批收藏已经动身了。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伯爵相信，他的领地将不可避免地处于战斗的中心区，于是他从1944年3月就开始打包万楚特的珍宝了。起初他计划把藏品送到克拉科夫，但随着苏军的持续西进，他只好改变计划，准备向维也纳转移。总督弗朗克将军批准了这一转移计划，并且肯定在超载的火车上帮波托茨基谋得了空间。这些火车在帝国境内来回穿梭，把食物、弹药、伤员和大批可怜的百姓运向其终局。1944年5月至7月底，伯爵将装了大约11车皮的600多只箱子运到了维也纳，后来又转到列支敦士登。他的行动绝对不算早，因为苏联人在7月26日抵达了万楚特。30

与此同时，帝国西部的当政者也决定将艺术品尽可能向东转移，这让西里西亚和图林根州的储存空间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一地区存储空间的安排工作早已就绪。早在1942年，下西里西亚省的省级藏品主管京特·格伦德曼博士就为这一目的，在城堡、修道院、教区办公建筑和货栈中征集了近80处仓库。1943年和1944年，来自德国北部和中部的艺术品稳定流入这些避难所，并被格伦德曼分配到各处。1944年末，他提议把其中许多艺术品运回德国中部。这一建议被纳粹领导层视为“失败主义”，他们因而安排格伦德曼去边境堡垒做体力活。他的上级进行了干预，但是在他能处理这些物品的重新安置之前，来自华沙的一位官员来到当地，要求为波兰总督辖区的艺术品寻找储存场所。格伦德曼分给它们布雷斯劳以西的四座城堡：穆赫劳、克瑙、瓦尔姆布伦恩和康雷德斯瓦尔道。另一座是冯·里希特霍芬伯爵的谢豪城堡，它已经被总督弗朗克将军占用了。1944年11月，波兰总督辖区的货物陆续抵达。而被吞并区的艺术品则涌入了图林根州的存储点。3112月，随着苏联红军接近克拉科夫，就连纳粹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将最重要的作品转移到德国中部并不完全是失败主义。

向西转移的东西并非只有艺术品。尽管弗朗克坚持到了最后一刻——12月17日，他还向一个妇女群体发表了一篇长篇爱国演讲，称赞帝国的丰功伟绩，鼓励她们不要失去勇气，但他的夫人、行政官员和成车的档案、财物迅速离开了这座城市。德意志东方研究所也带着它的藏书，悄悄搬到了巴伐利亚州考茨丁附近的两座城堡里。

1月16日，仍在克拉科夫的弗朗克接到消息，苏军已到琴斯托霍瓦，距克拉科夫仅60英里（约97千米）。他就要失去自己的小王国了，但他并不打算空手离开。当晩，他打电话给克雷森道夫的一个助手说，鉴于“车上物品的重要性”，让他“把这辆卡车开到谢豪去”。《抱白鼬的贵妇》又踏上了跋涉之途。第二天，他把城堡的钥匙交给卫戍队长，“在最美的冬日天气和明亮阳光中”乘车离开克拉科夫。他的收藏主管帕勒齐厄也一同乘车离开。18日晩，他们抵达冯·里希特霍芬城堡。第二天，苏军到了克雷斯劳北边的奥得河，离他们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弗朗克命令所有能走的人立即离开谢豪。21日（星期天）的上午在焚烧文件中度过；午餐时分，冯·里希特霍芬一家平静地款待了弗朗克和帕勒齐厄。23日，星期二，帕勒齐厄和一位陪同人员乘坐满载艺术品的卡车，朝弗朗克在诺伊豪斯（位于慕尼黑以南不远处）的别墅出发了。两天后，这位总督将军也动身了。波兰总督辖区在施利尔湖边的一座小旅馆重新设起了办公处，这里的环境相当局促。32

　

与此同时，不幸的格伦德曼博士忙着检查尽可能多的仓库，并指挥所有空汽车向西开去。1月26日，格伦德曼被授予了某种命令和极大的责任——一种在帝国瓦解时任何收藏主管都可能接到的大同小异的命令。他后来的证词中的一段摘要可以说明一切：

1月26日格伦德曼收到如下电报：柏林南，1945年1月25日17：30发出，“急令你在国防军协助下，将最重要的可移动艺术品与最古老的档案材料运至德国中部。发自帝国教育部部长希克。”于是，格伦德曼开始一次次紧急前往位于交战区的仓库——只要能抵达的，他都去了……在瓦尔姆布伦恩，他第一次得知波兰艺术珍宝储存在穆赫劳。当时，国务秘书包勃尔命令格伦德曼去穆赫劳取回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伦勃朗和达·芬奇作品。（他未提及拉斐尔的作品。）1月底，格伦德曼前往他的办公文件疏散处梅特卡伍。由于轮胎故障，车无法开到梅特卡伍，但是考虑到穆赫劳只有20千米远，而且夜幕正在降临，他便徒步前往穆赫劳。他刚一到穆赫劳就发现……该建筑已被坦克部队占领。指挥官富克斯上校立即告知格伦德曼，波兰最宝贵的艺术品就在城堡里，而苏联人最晚两三天就到，他还说他们将誓死保卫城堡。（富克斯）派给格伦德曼两辆卡车，以便把艺术品运到约50千米以西的瓦尔姆布伦恩。格伦德曼不顾疲劳，即刻着手打包最重要的艺术品，比如汉斯·冯·库尔姆巴赫祭坛、克拉纳赫的作品、荷兰绘画及原藏华沙城堡的卡纳莱托作品，他整晚都没有停歇。为保护这些画，他把它们裹在毯子和三张戈布兰壁毯里。由于卡车空间有限，有一半艺术品都不得不放弃。他也没有时间列出被拿走的或留下的艺术品的清单，因为隆隆的枪声已然在耳了。到第二天中午打包工作才结束，下午五点钟卡车朝瓦尔姆布伦恩进发了。33

到瓦尔姆布伦恩后，这些作品还要在类似的紧迫条件下再转移两次，最后将进入科堡附近卡伦堡的大车库。

3月17日，随着美军进入科布伦茨，波兰总督辖区的新办公室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巴伐利亚州立博物馆总馆长布希纳教授。此前，元首告诉他，藏于这一“临时地点”的许多珍贵波兰艺术品应当同林茨收集品一起储存到一个偏远的隐秘之处。布希纳说他会进行必要安排。他与弗朗克夫人用过茶后，就返回慕尼黑了。34但是，元首掌控全局的日子结束了，没有人再来这里。弗朗克设法将《抱白鼬的贵妇》保留到了最后一刻。当美国人逮捕他时，该画与其他八幅画就在他身边，但其中没有那幅拉斐尔的作品，这幅画始终杳无音讯。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