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经济社会发展宏观环境背景[1][2]
（一）经济总量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连上台阶，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51.89万亿元，2014年的63.6万亿元，已经达到美国（17.4万亿美元）的60%，并与日本（4.8万亿美元）拉开了一倍以上的差距；2016年11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18.03万亿美元）的61%。从1979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14年上升到13.3%，2016年上升到14.84%。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
（二）经济结构优化
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投资。2011—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8%，高于投资贡献率7.8个百分点；2013—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高于投资贡献率8.5个百分点。二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44.2%上升到48.1%，比2010年提高3.9个百分点；2016年上升到51.6%。第二产业由46.2%下降到42.7%，2016年则为47.3%。三是城镇化率（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49.95%上升到2014年的54.77%，2016年达到57.35%。与此同时，农业实现连续增产增收，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四是中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的增速超过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
（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
高效、便捷的铁路网、公路网、航空运输网、城际铁路网、航道网逐渐形成。2014年末，铁路运营里程、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定期航班航线里程分别达到11.2万公里、446.4万公里、11.2万公里、463.7万公里，分别比2010年末增长22.6%、11.4%、51%、67.7%。特别是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6万公里，居世界首位。2016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2.2万公里。[3]
（四）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科技整体水平加速提升，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潜器、超级计算、北斗导航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高铁、4G、5G移动通信、核电、电动汽车、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等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产生重大效益。
（五）对外开放成绩显著
201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6.4万亿元，居世界第一位，比2010年增长31%。因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变化，201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虽有下降，但也达到24.3万亿元。2011—2014年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49亿美元，其中2014年为1196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2016年，该数据上升为1260亿美元。对外投资增长迅速，2014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072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78.1%，成为主要对外投资大国；2016年，对外投资达到1701亿美元。
（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
2011—201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水耗累计分别下降13.4%和24.3%，资源产出率比2010年提高约9个百分点。能源结构逐步优化，2014年，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6.9%，比2010年提高3.5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底，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0.2%，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1.8%，森林覆盖率达到21.63%。
（七）市场化改革催生经济活力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价格机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持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简政放权释放红利，已取消和下放586项行政审批事项，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了76%；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
（八）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201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7亿人，比2010年末增加1148万人，城乡就业比较充分，就业质量逐步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1987年越过千元大关，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2007年突破2万元，2010年突破3万元大关，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42万元。扣除价格因素，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十二五”前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快于GDP增速，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14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比2010年末增加4561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4965万人，比2010年末增加350万人。2016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4]
（九）新的增长动力加快孕育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信息消费、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蓬勃发展。2014年，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39万亿元，同比增长59.4%；快递业务量达到140亿件，超过美国问鼎世界第一，连续4年保持了超过50%的增长速度。《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6—2017）》显示，2016年，中国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6.1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达51556亿元，同比增长26.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1944亿元，增长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6%，约占全球电子商务零售市场规模的39.2%，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约5.8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2%。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已达3700万。
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要的发展机遇，推动着职业教育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一些不确定因素还可能带来新的冲击。世界经济形势充满变数，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通道，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各国都须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只是一个经济总量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我国经济发展中各种结构性矛盾渐进累积，内需外需不协调，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然较大。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和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传统的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逐步消退，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内外部经济下行压力的叠加使得牺牲一定速度来实现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模式变得困难，资本市场的结构性问题遭遇了实体经济的罕见悲观预期，消费和内需短期内无法产生更多边际收益导致稳定出口仍然居于重要位置。增长的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增长的动力机制逐渐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配置的机制着力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在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化危为机和危中寻机，走出新的发展道路，催生出新兴产业新型企业和创新产品，这些都迫切需要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职业教育问题驱动背景
（一）职业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既给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也给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特别是中高职教育衔接带来一系列挑战。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职业教育占整个教育的比重将达到50%，但目前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仍存在不合拍、不同步的发展轨迹。从发展规模和数量看，高职教育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速度先快后慢；而中等职业教育受高校大扩招的影响先跌后升，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发展呈现为异步发展，反映出中高职规模和数量之间的错位。从生源结构看，高职教育扩招的生源主要来自普通高中而非中职学校，中职生源对口升上高职层次的通道基本被截断，以致中职教育几乎成为终结性的“断头”教育，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成为中职和高职两头膨胀发展、中间衔接通道窄小的“哑铃型”结构。从中高职教育专业的衔接来看，专业设置出现趋同和扎堆现象，忽视市场导向和专业特点导致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衔接错位。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业目录对中职与高职相同或相似专业的设置口径宽窄不一，容易导致中高职在专业衔接的接口上产生脱节。从中高职教育课程的衔接看，存在课程设置、内容安排和教材选用上的重复、重叠、疏离、脱节甚至倒挂现象，重复率达到45%—55%，甚至于最多达70%，中高职之间没有建立起同质课程的统一标准，因此课程衔接的脱节和错位现象十分突出。从教育质量水平看，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要求，3A阶段的学生应经过4B阶段的补充教育才适合接受5B高职阶段的教育，而中职与高职阶段缺乏整体性的专业与课程教学方案，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不统一，生源素质“先天不足”加上相当多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短、底子薄、经验不足，仍然走在本科压缩型的专科教育老路上，偏重“知识本位”“升学本位”而忽略“能力本位”和“素质本位”[5]，偏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工学结合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因此，一段时间以来，高职教育质量总体水平不够理想。
（二）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探索不足
在研究层面上，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和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的理论缺乏系统研究与实践。对于职业教育中高职衔接的理念、制度、模式、人才培养、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等缺乏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年一贯制”“3+证书”升学制的中职教育与专科教育对接模式的实践探索。201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数为659.05万人，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的学生数为47.77万人，仅占毕业生数的7.25%，其中大部分是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显然对中职毕业生直接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研究及政策制定不够，影响中职毕业生的终生学习和国家高技能人才的系统培养。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绝不是二者之间的简单相加。它不仅是形式上的承接，更重要的是内涵上的实质结合。其目的是优化中职与高职各自的教育资源配置并加以充分运用，发挥其办学优势，为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和终身教育体系提供路径和搭建平台。
2.政策措施薄弱
招生考试是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主要措施。虽然政策上允许中职学生在专业对口范围内通过高考进入高职院校，但这本身就有身份限制色彩，致使大多数中职毕业生失去了继续深造和提高的机会。而主要采用的“3+X”高职招生考试形式，又明显缺乏“职业性”特征，存在着考试科目与中职学校开设课程脱节、过分偏重文化课考核等问题，既影响高职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又严重影响中职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办学目标发生偏离，走上“应试教育”的老路。招生政策的不足和缺陷，现实中的招考不利，是影响中高职有效衔接的主要症结之一。
3.思想观念滞后
对职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缺乏真正了解和清楚认识以及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情有独钟，致使不认同甚至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至今尚未根除，有利于职业教育的社会氛围尚未真正形成，造成了对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和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冲击。社会大众认为高职教育不入流成为普遍现象，很多家长不希望、不愿意子女报考高职院校；而中职教育是终结性教育的观念遗留，也使得中职学生对继续学习和终身教育的认识发生断裂，缺乏继续深造和提高的内在动力。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促生的“普高热”，导致中职生源数量和质量下滑，连带影响高职的发展。尽管就业市场十分需要不同类型、层次和规格的职业技术人才，但现实状况却是，许多用人单位在用人规格和条件要求上一味追求本科或其以上的高学历。许多中高职生被排斥在“高门槛”之外，地位尴尬，就业困难。这种情况大大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严重影响了中高职业教育的衔接和健康发展。
4.管理体制不顺
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机制原是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机制是从属于制度的，它通过制度系统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机制运行规则都是人为设定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在管理体制上，较长时间里，高等职业教育由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归口管理，中等职业教育由教育部职教司归口管理；在地方，中等职业教育实行由教育行政部门、劳动部门或行业管理的体制，而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对高职教育在经费投入等方面一直非常有限。如此，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缺乏协调，各自为政就不可避免，进而出现“教”“考”差距过大、培养目标不一致等脱节现象。因此，管理体制不够顺畅甚至相互脱节，也是造成中高等职业教育直接衔接不利的重要原因。
5.培养目标不明
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对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要求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基础与提升的关系，“高职教育应在保持与中职教育连续性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职业性和高层次性”。因此，高职学生应当比中职生具有更宽的知识面、更强的理论素养和更熟练的专业技能。但事实上，一方面，高职教育存在着职业性不明显的弊端，对职业能力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不如中职教育，对中职教育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中职教育存在的“三轻三重”（即“轻基础、重专业；轻理论、重实践；轻理解、重操作”）的现象，导致中职学生知识面窄，理论基础薄弱，升学后也很难适应高职本身应有的更高层次技术传授的基本要求。培养目标衔接不明晰甚至出现错位，严重影响着二者在许多方面的有效对接，成为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诟病。
6.专业设置对应度低
专业衔接应当是中高等职业教育实现有机衔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中职学校开设专业种类繁多，而高职院校开设专业相对较少，二者之间口径宽窄不一，且实际上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也较少考虑中职学生向上延伸和学历提升的需求，没有从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的角度并按照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需求去考虑专业设置特别是与中职教育在专业上的衔接。这使得专业对口招生政策的落实大打折扣，中职学校许多专业的学生很难找到对应或相近专业的高职院校继续学习，渴望进入高职深造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需要被虚化。
7.课程衔接不畅
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核心是课程的衔接。课程衔接要求在课程设置上进行合理分工、科学整合并相互承接，避免重复浪费。但我国的职业教育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学科中心型模式的影响和专科课程是本科课程“压缩型”的束缚，中职课程开发明显滞后于专业建设，而高职课程又没有兼顾各类生源的素质差异，科学性和衔接性较差。因此，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雷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重复、教材同质化现象严重、技能实训课倒挂、职业资格证书与课程对应关系不紧密等影响中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的现象必然大量发生。
8.学制衔接不连贯
学制衔接是一种形式衔接、外延衔接，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学制主要有以“五年一贯制”为代表的一贯制衔接模式和包括以浙江的“3+2”、上海的“3+3”、四川的“4+2”等模式为代表的分段式衔接模式。这些模式还没有实质性地解决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继续学习的统一学制问题，即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不能有效衔接。在宏观上，没有建立完整、科学、系统的职业教育体系；在中观上，缺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清晰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微观上，没有建立起行业职业岗位能力（技能）的递进层阶标准，缺乏中高职教育贯通的相应教材特别是专业课程的教材。
9.衔接实践缺乏有效性
现有的衔接模式存在重外延轻内涵的倾向性。在实践中主要采用分段式衔接模式，较为注重的是形式上、外延上的承接和转换，而对培养目标衔接、专业定位衔接、人才培养方案衔接、课程衔接等重视不够，忽视了衔接的内涵要求，且存在学制不统一、不同类型的中职生获得同一学历所需要的时间存在差异等问题，以及高职院校的教学难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实际需求，降低了教学效能。
中职教育自身存在衔接障碍。“中高职衔接是学习规律的要求，是求得职业内涵和层次提升的必然”，但是，中职教育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成为制约衔接的障碍因素。例如，对高职认识不足，部分中职学生还有“上高职不如早就业、早上岗、早挣钱”的思想；中职学校内部教学管理松散，教学质量不高，中职学校学生文化基础较差，知识掌握不牢固，无力应考，即使升入高职院校也不适应高职教学要求，缺少进一步深造的基础和能力；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选用等方面与高职不相适应或冲突、重复，不利衔接。
高职竞争力不强。我国许多高职院校是因应“三改一补”政策所建，故而某些不足从它们成立时起就相伴相生：在相当时间内，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并未因变成高职而及时转变，“改革”、“改制”、“改组”过程中职教特色不突出，成人高校、干部学院等没有脱离原有的办学模式，部分重点中专升格为高职院校后还停留在中专的办学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上；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实训教学严重受限；实训教师缺少，“双师型”教师缺乏；等等。自身发展的不足，使得一些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和办学目标不明确，缺少特色专业、品牌专业。相比于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既无明显的技术技能优势，也无高实力的理论水平，适应性和竞争力不强。
中高职院校之间缺少实质性的专业建设与合作机制。对同一专业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一，容易产生专业衔接错位。如中职模具专业就是培养数控铣床操作工或安装钳工，仅以模具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或工艺就认定了一个专业，这与专业的完整性相距太远。
尚没有建立行业职业岗位能力（技能）的递进层阶标准。没有具体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缺乏中高职贯通的相应教材特别是专业课程教材，造成中高职阶段一些专业课程内容重复及脱节。在实习训练与专业技能培养方面，高职与中职没有体现出层次内涵上的差异。没有专门构建和设置针对中职生源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在中高职衔接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技能断档或重复等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中职与高职教育在层次、生源、专业、课程和职业能力的衔接以及质量上所存在的问题，需要结合实际研究大众化背景下中职与高职在层次、生源、专业、课程的衔接，特别要加强中高职教育职业能力培养的衔接研究。
三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社会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发展政策与措施，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效。当然，因为深受“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影响，表现为学校隶属关系复杂（有市属、省属、部委属，而部委属院校又分别属于教育行政部门、各专业部委、劳动人事部门等不同部门管理），多头领导、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政策、规定不一，职业教育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与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职业教育层次较低，专业面较窄，各层次之间相互隔离，缺乏有机联系，较长时期内都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夹缝之中。
随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企业迫切需要有一技之长的各类劳动者和建设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常规化的格局。学生不必只走高考一座独木桥，他们具备多层次受教育的选择权，可以自主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国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相继出台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大大推动与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二十世纪80、90年代职业教育政策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中高职衔接、普职沟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立交桥”构造。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1999年1月，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
（二）二十一世纪职业教育新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连续出台系列文件，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0年3月，教育部颁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
2002年6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4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
2005年11月，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构建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现代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次将“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写进了这一重要文件之中，提出“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
2011年8月，国家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再一次为我国职业教育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实施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系统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加强政策保障，创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政策环境。
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要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建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系统构建从中职、专科、应用型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
2015年6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提出完善集团化办学的实现形式，提升职教集团综合服务能力，强化集团化办学的保障机制。《意见》对集团化办学的参与主体、组织形式、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提出要求，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成300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骨干职教集团，建设一批央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的职教集团，基本形成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局面。
2015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发展观，以创新性思维系统地设计教学改革的新举措。教育部办公厅还印发《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对职业院校内部教学质量建设提出指导意见。
2015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行业试点牵头单位，其中包括17个试点地区、8家试点企业、100所试点高职院校、27所试点中职学校和13家行业试点牵头单位。与此同时，人社部和财政部共同发出《关于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市等12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每个省市选择3—5家具备相应条件的大中型企业作为试点单位，每家企业选拔100人左右参加学徒制培训。
2015年8月，教育部印发文件要求，自2015年秋季学期起，倡导践行“改变从今天开始”，实施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计划经过3年努力，职业院校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更加巩固，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完善，办学行为更加规范，办学活力显著增强，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依法治校、自主办学、民主管理的运行机制基本建立，多元参与的职业院校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职业院校自身吸引力、核心竞争力和社会美誉度明显提高。
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从明确类型定位和转型路径、推动结构性改革、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推动试点高校全面融入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等提出了转型发展改革的14项主要任务。
2015年10月，教育部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院校办学活力、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完善质量保障机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等五大行动，强化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开启了我国高职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新时代。行动计划提出了65个工作任务和22个建设项目，为推动高职教育“十三五”期间的改革发展和提升整体质量明确了工作重点、责任单位和时间节点。
2016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中国保监会五部门研究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意在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规范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2016年7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建立健全社区教育制度为着力点，统筹发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科学文明生活消费方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2019年，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我国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保障，也为中高职教育衔接提供重要支撑。为此，要加快中高职教育衔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尤其要关注专业设置、目标定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技术技能的衔接以及职业精神的培养和体制机制的改革。要特别深化中高职教育课程标准的衔接，确保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要逐步建立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的保障体系，实现中高职教育的有效衔接，核心就是要实现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