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本书将以西方诠释学的演进逻辑为参照，结合诠释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西方诠释学的研究情况展开分析：

第一，分析现代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的诠释学的起点应该始于施莱尔马赫，他的大部分诠释学论著都是在其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弗里德里希·吕克（Friedrich Lücke）在搜集施莱尔马赫生平作品的工作中，将其搜集到的与诠释学相关的手稿当作神学论著统一收录在《施莱尔马赫文集》（Schleiermacher Sämmtliche Werke）第一卷第七章中，最初于1838年在柏林出版。20世纪之后，随着诠释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尔茨·基默尔（Heinz Kimmerle）对于这部论著进行了文献的重新整理工作，增补了吕克版本中遗漏的诠释学手稿和课堂笔记，并根据搜集到的所有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手稿、提纲和学生课堂笔记等内容，重新编排《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新编手稿》（Schleiermacher：Hermeneutik. Nach den Handschriften），并于1959年出版。此后，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对于基默尔版本进行了重新编排，略去了原文中与《圣经·新约》相关的部分段落，凸显出其中诠释学的相关主旨，并于1977年出版《解释学与批评》（Hermeneutik und Kritik）。21世纪以后，由沃尔夫冈·维尔蒙特（Wolfgang Virmond）重新编辑出版的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与批评讲演文集》（Vorlesung zur Hermeneutik und Kritik），收于新版的《施莱尔马赫批评文集》（Kritischen Gesamtausgabe）。同时，根据上述版本编辑翻译而成的多个英文版本的相继出版也促进了施莱尔马赫的相关诠释学思想的传播，其中包括以基默尔版本为基础的英译本《诠释学：施莱尔马赫手稿》（Hermeneutics：The Handwriting Manuscriptsby F.D.E Schleiermacher， 1977），以弗兰克版本为基础的英译本《解释学与批评以及其他文献集》（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 and other writings， 1998），等等。此后，施莱尔马赫思想中的哲学含义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安德里亚斯·安特（Andreas Arndt）的《作为哲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eidrich Schleiermacher als Philosoph）一书，对施莱尔马赫的全部诠释学和哲学思想进行梳理之后，展现了作为哲学家的施莱尔马赫的特殊学术地位。鲍尔（Manuel Bauer）的《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则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施莱尔马赫对于德国早期浪漫派艺术批判和诠释学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思想得以彰显，并被人们逐渐认识，与狄尔泰后期的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密不可分，从而也使狄尔泰的以生命哲学为依托的诠释学得以形成和构建起来。在狄尔泰的学习时期，狄尔泰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思想与此前学者的有关诠释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撰写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贡献》一文，为其后期进行针对施莱尔马赫书信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以及撰写《施莱尔马赫传》完成了前期基础性准备。狄尔泰的后期诠释学理论体系中的关于“理解”“体验”“表达”以及“重新体验”等概念也是在其启发下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在其整个哲学生涯中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其德文版全集第一卷《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第五卷《精神世界：生命哲学引论（第一部分）——面向精神哲学基础的文献》和第七卷《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建构》中，不但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中所包含的与理解相关的各类主张得以提出，同时也将其置于生命哲学对于人的整体“生命显现”（Lebensäußerung）的目标追求之内，将诠释学与建立精神科学的基础性学科的理论指向相结合。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联系，马克尔（Rudolf A.Makkreel）和鲁迪（Frithjof Rodi）编辑汇总的英文版《狄尔泰选集》第四卷就以“诠释学和历史研究”为题，将有关诠释学和历史理解的内容纳入一个理论研究的视域内。

海德格尔的德文版全集除了他生前出版的16 卷以外，后续的出版计划目前已经超过百卷。他的诠释学思想从他学术生涯早期在弗赖堡的系列讲座和研讨班中就已经逐渐形成，并和他关于“此在”的存在论分析相互影响，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对于“此在”的本体论分析，进一步把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揭示出来，从而使诠释学的“理解”之行为转向“理解”的存在方式，将理解的有限性置于人的有限性之根源追溯中，在完成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奠基的同时，也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奠基。这一点在他于1923年出版的关于夏季学期讲座的文献《本体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虽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哲学诠释学理论构建的任务应该属于伽达默尔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但在其《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等作品中，由于诠释学与诠释实践的内在相关性，在他的有关人在世界中定位的进一步反思中，很多主张仍然体现了对于诠释学相关问题的观照。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主张与哲学主张是交融在一起的，即建立哲学诠释学。这一点从伽达默尔将他的德文版全集第一卷《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的二级标题定为“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就可以体现出来。同时，关于真理与方法的讨论也彰显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旨趣的核心内容，即艺术真理的获得如何可能？艺术真理追求过程中的理解何以可能？对于理解对象的把握应该通过何种方法完成？这也构成了他的整部作品隐性的线索之一，伽达默尔曾经将全书的理论宗旨表述为“探寻那些超出（自然）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23]。为了进一步支持和彰显其哲学诠释学观点，在《伽达默尔全集》第二卷中，伽达默尔将其1943—1985年期间的论文进行归纳整理，并按照“导论、准备、补充、发展和附录”的顺序进行编排，从而与第一卷的内容相互参照和补充，使他的诠释学理论能够得到进一步体现。海德格尔的《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可以视为他对于自己诠释学理论的实践运用的展现。书中收录了伽达默尔此前在《诗学》（Poetica）和《诗与谈》（Geschichte und Gespräch）中与文学诠释领域相关的随笔和《短论集》第二卷“诠释”中的部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伽达默尔试图将他的诠释学理论与诗歌和文学艺术的诠释实践相连接，并试图回答一些科学难以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例如“在解读难以理解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必须知道什么？”这也许是对于那些诟病他基于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缺少指导实践的具体方法的回应吧。在《伽达默尔全集》第十卷中收录的《哲学生涯：我的回顾》中，不仅有对自己哲学生涯的回顾，其中还对20多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有所观照，让人们在阅读和反思中，不仅看到了伽达默尔的哲学历程，更感受到了哲学诠释学并不是对一个基于某个突然出现的理论所做出解构的跳跃性感悟和把握，而是根植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土壤之中，从而引导人们在思考“理解”内涵的同时，反思“理解”的历史，从而达到对于“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实在的双重把握”，这样也许能够进一步感受“效果历史意识”在诠释实践中的真正作用。

利科主张建立一种以文本理论为基础的走向“我在”的诠释学。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利科首先将诠释学确定为对于文本的理解，主张理解文本时需要建立一种文本理论，在这种文本理论中，“说明”与“理解”不再像狄尔泰认为的那样，因为分属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体现为一种对立关系；“说明”和“理解”应该被看作诠释发生过程中具有辩证关系的两个要素，即通过“说明”完成对文本“自律性”结构的诠释，通过“理解”连接作者与读者之间意义的间距。因此，自然科学的“说明”与精神科学的“理解”在诠释学的视域内得到了综合，本体论对于认识论视域下主客二元对立的消弭和超越之必要性得到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所是的存在与某种精神科学通过适当的逻辑程序作为客体而建立的存在领域之间”[24]可能本就是同一的。在《解释的冲突》一书中，利科通过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结构性的重构，主张一种“走向 ‘我在’ 的诠释学”，在诠释学的视域下，通过“我说”的引入，为“我思”的纯粹性存在注入了内容，通过“我在”对于“我说”的基础性体现，使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我的存在化”构建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第二，梳理西方诠释学学科建立以前的古典诠释学相关理论的演进逻辑。这种梳理通过两方面的文献搜集得以实现，即诠释学史著作、哲学史和相关哲学家论著。

一方面，诠释学史的相关著作可以提供以现代诠释学为立足点的历时研究的素材，将不同时代的诠释理论展现出来。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包括美国学者费拉瑞斯的《诠释学史》（History of Hermeneutics）、德国学者库尔特的《诠释学：社会科学导论》（Hermeneutik：Ein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Einführung）、美国学者帕尔默的《诠释学》（Hermeneutics）、加拿大学者格朗丹的《哲学解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德国学者瓦赫的《理解：19 世纪诠释学理论基础》（Das Verstehen：Grundzüge einer Geschichte der hermeneutischen Theorien）、德国学者布尔等人的《诠释学》（Hermeneutik），这些论著都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诠释学发展史中各个阶段不同学者的诠释学理论和主张，对于梳理西方诠释学的演进逻辑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西方诠释学是在学者们对于各个时代的历史境遇和思想状况进行反思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诠释模式之间有极大的内在相关性。可以说，诠释学本身就被包含在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诠释中，并在形而上学发展的土壤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构建，从而具有了自身个性化的理论样态，并在不同时期多样化的展现方式中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哲学史和各个时代哲学家们的著作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通过对于相关学者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寻找二者内在逻辑的相关性，从而为西方诠释学研究寻找更多的理论视角。这些文献不仅包括狄尔泰、斯宾诺莎、康德等哲学名家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包括经典的西方哲学史文集和著作，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此外，还包括一些经典哲学词典和百科全书对于诠释学核心词条的解释，如《牛津哲学词典》、德国学者利特和格鲁德尔编辑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尤尔根编辑的《哲学和科学理论百科全书》（Ezyklopädie Philoso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等。

二 国内研究综述

西方诠释学于20世纪70 年代传入我国，80 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5]在研究的过程中，诠释学曾被译成释义学、解释学、阐释学等，目前，在哲学领域大多译为诠释学或解释学，而在文学领域大多被译为阐释学，但与我们文中所使用的“诠释学”具有同指性。回顾我国学者对于西方诠释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西方诠释学理论及专题人物的介绍与评述；（2）对诠释学原典的翻译与引进；（3）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研究寻找诠释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第一，西方诠释学理论及专题人物的介绍与评述。诠释学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经过20世纪的快速发展时期，到21 世纪以后逐渐趋于稳定和呈现多元化态势。

我国学者对于西方诠释学的了解是从20 世纪80 年代介绍与评述西方诠释学专题人物及相关理论开始的。通过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去世，国内发表的评述性和研究型的诠释学论文和专著接近300篇（部）。

在对诠释学理论的介绍与评述方面，学者姚介厚的《解释学评述》是国内较早的介绍诠释学家和相关理论的评述性文章，从而使国内学者们有机会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诠释学家的相关理论有一个概述性的了解。学者张汝伦的《意义的研究》和殷鼎的《理解的命运》在系统性地介绍了伽达默尔等诠释学家的代表性理论的同时，也对西方诠释学的相关理论观点进行了整体性评述，是我国早期对有关西方诠释学进行系统性评论的著作。同时，随着研究的展开，学者们开始关注伽达默尔中后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开始注意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诠释学对于实践哲学的回归问题。学者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陈雷的《从哲学解释到实践哲学》、何卫平的《解释学与伦理学》等都不同程度对该领域有所涉猎。与此同时，诠释学的跨学科属性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施燕飞的《科学的解释》以20 世纪80 年代欧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交流互动为背景，认为诠释学可能实现这种连接和互动。《哲学译丛》也就这一问题分别在1984年、1987年和1998年三次纳入了解释学的系列译文。

在诠释学领域学者的专题性研究方面，学者李幼蒸的《汉斯·乔治·达默尔》和《保罗·利科》是国内较早发表的有关诠释学领域专题人物的评述性文章。之后，伽达默尔作为当代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学者张志扬的《评伽达默尔的萨尔茨堡的演讲》、延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评述》作为国内早期系统介绍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的研究文献，围绕真理问题展开论述，详细分析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体系中真理问题与意义、语言和方法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学者对于诠释学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对两位德国当代诠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开始向更多的研究领域延伸。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开始走进人们的研究视野，学者邓庆安的《施莱尔马赫》、江怡的《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及其浪漫精神》、李超杰的《理解生命——狄尔泰哲学引论》、潘德荣的《诠释哲学：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谢地坤的《狄尔泰到胡塞尔》等都为20世纪中国诠释学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视角。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学者对于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诠释学的研究趋于稳定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呈现稳定的提升态势，对于德国诠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等人的整体哲学诠释学思想的关注不断加深，同时在关注的广度上也有所扩展。研究广度的扩展首先体现在对于德国以外的欧洲诠释学家的相关理论的研究。何卫平的《信心解释学与怀疑解释学——从保罗·利科谈起》、陈志丹的《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等文章，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于利科基于文本行动的诠释学进行了再次挖掘，指出了利科的反思哲学中所包含的多样化内涵要素。彭启福的《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不但对诠释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解构，并试图挖掘文本解读过程的各种要素。学者洪汉鼎的《何为现象学的事情本身——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理解之差异》、傅永军的《批判的社会意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证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李金辉的《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挖掘诠释学实践领域的社会批判功能和与现象学相关的理解之内涵，寻找诠释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动力。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逐渐以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成果方式展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针对诠释学核心理论的系统化反思成果和诠释学史学研究论著。洪汉鼎先生的《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是国内第一部诠释学文选，其中收录了10位西方学者的诠释学论文，很多文献都是首次与国内诠释学研究者们见面，使中国的研究者有了近距离了解哲学家诠释之思的机会。同一时期出版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及当代的发展》是国内第一部诠释学史方面的著作；《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对于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内容和理论脉络进行了解读，对于国内学者研究伽达默尔这部诠释学代表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代哲学两大思潮》一书中，更是把哲学诠释学和分析哲学的出现视为当代哲学发展中两次具有转向意义的活动。同时，洪汉鼎和傅永军主编的《中国诠释学》已经出版多辑，使国内诠释学研究者们有了一个学科性的交流平台，从而为诠释学学科合力的凝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潘德荣的《西方诠释学史》《诠释学导论》两部作品既有导论性专著的易读性，又具备史学研究的全面和深刻性，从诠释学理论历史发展的角度，细致阐述了各个时代学者们的诠释学理论，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何卫平的《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研究》《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对伽达默尔诠释学内涵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诠释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进行了深入挖掘，为诠释学的跨学科问题意识的提炼开阔了理论视野。彭启福的《理解之思——诠释学出论》基于对西方诠释学理论发展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其重心的转移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并进行未来发展的学理展望。他最新的著作《理解、解释与文化》将诠释学方法论和中国诠释实践结合，对于诠释学方法论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高宣扬立足于自己在欧洲多年的哲学研究经验，出版了《诠释学简史》《利科的反思诠释学》等著作，基于多年的研究实践以及与法国学者利科的学术交往活动，对利科的诠释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阐述。

第二，诠释学原典的翻译与引进。从诠释学传入我国以来，学者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诠释学原著的译介工作，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哲学论丛》于1986年年初专门推出了《解释学专辑》，涵盖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诠释学家的经典论文，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问答的逻辑》《效果历史的原则》《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时间距离的解释学意蕴》《胡塞尔和约尔克学说中的解释概念》《论科学中的哲学要素和科学性》《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海德格尔的《在此——作为领会》《领会与解释》，利科尔的《解释学的任务》等。同时，伽达默尔晚期的两部著作《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和《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也得以翻译出版。此后，越来越多的诠释学经典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使国内的学者有机会对于诠释学的相关学者和相关主张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和研究。目前，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狄尔泰、利科和施莱尔马赫等学者的很多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同时，因为海德格尔和狄尔泰在哲学领域的研究传统和受关注程度，很多作品都有多个译本，更加丰富了读者的视野。

现有的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译著包括《真理与方法》（上下卷）、《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修订版、《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赞美理论》《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集》等，此外还包括《伽达默尔传》《最伟大的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多本伽达默尔传记译著。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相关译著包括《海德格尔选集》《存在与时间》《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时间概念简史》《路标》《通向语言的途中》《什么叫思想》《林中路》等，其中多部作品存在多个译本。同时，还有多部西方海德格尔的研究著作被译为中文，如芭芭拉·波尔特的《海德格尔眼中的艺术》、彼得·特拉夫尼的《海德格尔导论》、斯托克的《海德格尔与布落赫曼通信集》等。狄尔泰的译著包括《精神科学导论》《历史中的意义》等。施莱尔马赫的《1819年解释学纲要》不但收于洪汉鼎的《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何卫平和张云涛还分别在《云南大学学报》和《德国哲学》发表过两个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利科的译著包括《从文本到行动》《解释的冲突》《历史与真理》《活的隐喻》等。除了上述关注欧洲诠释学主要理论家著作的译著外，人文科学各领域在哲学诠释学相关理论影响下提出的多样化诠释学主张也受到国内人文科学各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学者洪汉鼎主编的《解释学译丛》和杨慧林主编的《诠释学与人文社会书系》收录了欧美有代表性的诠释学论著，前者涵盖了与诠释学普遍性、真理性、现代性以及斯宾诺莎研究等相关的领域，后者注重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演变和发展现状的展现，其中不但包括文学、艺术等传统学科，还包括后现代和激进诠释学等新型理论样态。

第三，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研究寻找诠释学和中国化的可能性。随着诠释学研究在中国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从对西方诠释学的译介工作转向对中国社会文化实践诠释的理论构建方向，其中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理论进路，即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和构建中国诠释学。

关于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思考的理论来源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学者们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在社会批判领域的现当代运用；西方马克思理论对于诠释学的关注[26]；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自发性反思。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其中包括俞吾金的《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初探》，潘德荣的《现代诠释学及其重建之我见》，皮家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之维》等。

建构中国诠释学的设想的目的是希望基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实践，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所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特色和诠释学思想的优秀理论成果，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有力要素，从而形成一套可以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中国诠释学理论。虽然学界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中国诠释学”的问题尚无统一意见，但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的诠释实践中，关于诠释方法的理论性思考早已存在，有待我们根据时代的需求完成相应的理论构建。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设想，成中英主张利用《周易》所提出的诠释之思，通过对于中国哲学本体论和西方诠释学方法论合理化理论要素融合的方式构建一种中国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认为中国传统中将儒释道传统协调统一的思想史就是一部“创造诠释学”的思想史，所以主张构建中国的《创造诠释学》。黄俊杰主张的“儒学诠释学”、潘德荣主张的“经典诠释学”、李幼蒸主张的“仁学诠释学”都是学者们对于中国诠释学理论构建的设想。那么，西方的诠释学理论应该提供哪些启示，我们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诠释之思的挖掘和利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限度，都是本书希望通过研究获得启示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