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英宗时代
勉为其难的皇位
仁宗之前皇帝交接班都曾横生波折。太祖赵匡胤晚上与兄弟赵光义一起饮酒，宴后不明不白死于榻上，后世怀疑其被赵光义谋杀。太宗赵炅生前虽立赵恒为太子，但宦官王继恩勾结皇后，意欲另立他人，被宰相吕端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赵恒才得以顺利继位。当下仁宗午夜暴崩，只有曹皇后侍奉在身边，当务之急是稳住局势，避免动乱，避免有人觊觎皇位。
曹皇后毕竟是将门之后，临事不乱。有内侍建议马上开宫门召宰辅，曹皇后阻止：“宫门岂可在这个时候打开！密令宰辅黎明前入宫即可。”遂下令把宫禁各门钥匙收起来由自己亲自看管。又诏令御医不得擅离左右，大约是为了避免旁人怀疑自己。
第二天已是夏四月朔日（初一），五更二点打开宫门[19]，宰辅们才得以进入。按照仁宗生前意愿，召赵曙告知他仁宗晏驾的消息，拿出黄袍让他继位。意想不到的是，赵曙像一只被烫着的猫一跳而起，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我不敢当，我不敢当。”国不可一日无君，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赵曙了。宰相韩琦当机立断，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一把将赵曙拦腰抱住。其他辅臣见机一拥而上，有扒他衣服的，有摘他幞头的，有解其头发的，然后强行给他穿上黄袍，戴上冠冕，就这样大宋王朝又一位“黄袍加身”的皇帝诞生了！赵曙庙号英宗，史称宋英宗。
英宗继位的另一种说法是：曹皇后秘不发丧，先召见赵曙进殿，第二天清晨宣宰辅大臣。韩琦等尚不知仁宗驾崩的消息，在福宁殿外行了跪拜大礼后走上台阶，欲掀帘进殿，被内侍拦住：“皇后在此。”韩琦等急忙停住脚步。只听曹皇后在帘内哭泣着说：“天下不幸，夜半官家忽然上仙了。”宰辅们顿时哭成一团。曹皇后着急地问：“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相公们看该怎么办，官家又没有儿子。”韩琦马上反驳：“皇后可不能这样说，皇子在东宫呢，不如现在就请来吧。”曹皇后不无担心地说：“只是立了他，宗室会不会有人争？”韩琦安慰道：“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曹皇后松了一口气：“皇子已经在这里了。”这才命卷起门帘，宰辅见过赵曙，英宗即位。退出的时候，韩琦身上冒出一股冷汗，想起来后怕：“当时假如稍有异议，不知脑袋还在不在肩上。”
这两个版本的最大差异在于，曹皇后先召宰辅还是先召赵曙，关键时刻的举动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立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介绍，《宋仁宗实录》、宋修《国史》、《韩琦家传》、司马光《日记》等均持宰辅先入的说法，英宗先入则见于《宋神宗实录》和南宋蔡惇《夔州直笔》、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按这几本书的分量，无疑更应该相信前者，《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是采纳了宰辅先入的说法。其实《宋神宗实录》[20]经过多次修订，带有很强的党争味道，最后定稿的是保守党即太后党。而蔡惇、邵伯温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三本书在涉及帝后时的可信度应打折扣，曹皇后先召见宰辅后召见储君相对比较有说服力。
皇帝驾崩时究竟该怎样处理，并没有成规。宋太祖崩于深夜，第一个召见的是宗室，李皇后令宦官王继恩去召见赵德芳，结果王继恩擅自做主召见来了赵光义。宋太宗驾崩时王继恩去找的是宰相吕端而不是太子或太宗的其他子弟。所以无论曹皇后先宣哪位，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那么何以会有先召辅臣和先召储君两种说法呢？恐怕正好说明曹皇后和英宗之间关系微妙，曹皇后一直反对立赵曙为嗣，这也是赵曙喊叫“我不敢当”的真正原因。
在宰辅的坚持下，赵曙穿上了龙袍，当上了皇帝。接下来召殿前军将领和主要宗室人员至殿前，宣告仁宗驾崩和英宗即位的消息。皇室宗室中，有一位叫赵允弼的，是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允”字辈老人，其时为节度使，无论辈分还是地位都高高在上。韩琦先把他单独叫到室内告知消息，赵允弼不以为然：“大行皇帝没有儿子。”韩琦：“先帝亲自认养宗实为皇子。”允弼不屑：“小小的团练使怎么能做天子？为什么不立身份尊贵的！”韩琦：“先帝有遗诏。”允弼怒目圆睁：“那要你这宰相还有什么用？”韩琦脸色一变，大声斥责：“大王作为人臣，不得无礼。”外面的兵士听见争执，披甲而入。允弼见宫内肃然，无机可乘，只好低头称贺[21]。
真宗即位时，赏赐侍卫每人一锭金子装在饭盒里。有过去的先例，禁卫纷纷议论想要新君的赏赐，结果打开饭盒却没有金子。殿前都指挥使李璋力压众军：“你们寸功未立，却在这里嚷嚷不停，再有喧哗者斩！”这才镇住骚动不安的士兵[22]。
仁宗虽属意英宗，其实并未立有遗诏，曹皇后和宰辅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传位英宗的诏书。王珪是庆历二年进士第二名，任翰林学士也有经年，却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惶恐不知如何下笔。韩琦在一边提醒：“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王珪这才醒悟，于是挥笔而就。
一直到下午日落时分，宫中各项事务准备就绪，可以向百官发布仁宗遗诏了，便通知百官上朝。百官不知消息，还穿着朝服。宋代三品以上高官的朝服上系有金质腰带，佩有装饰鱼图案的肩袋，称金鱼袋，朝臣们解下金带和佩鱼，从垂拱殿一路哭着来到福宁殿前，自觉按朝班顺序列队，由韩琦宣布仁宗遗诏。然后请出赵曙，群臣山呼万岁，确立了新君，英宗即位至此圆满。
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晋封百官，优赏诸军，告哀邻国。在万机之中，英宗还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那就是追究当值医官孙兆、单骧的责任，理由是他们没有尽心治好仁宗的病。有人为其周旋：“先帝遭此不幸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左右的。医官开药都经过检验，并无错误。”英宗板着脸：“听说这两名医官是二府[23]推荐的？能够信任吗？反正朕不太了解这两人，宰辅们看着办吧。”话传到宰辅耳中，无不惶恐，最后商议将孙兆、单骧二人外贬了事，受到株连的达十多人众。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英宗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拿医官开刀？仁宗病中刚刚升了孙兆、单骧二人的职，夜半驾崩后医官退出，又被曹皇后召回，也就是说，开宫门前只有曹皇后和医官在仁宗身边。英宗此举，恐怕意在发泄对仁宗和曹皇后的不满，同时说明对医官的不信任。
不管怀着怎样的成见，仁宗已经作古，入殓安葬乃当务之急。司天监选定大殓的日子是四月初八，这一天要将仁宗穿上寿衣，安放入棺。按礼仪孝子和大臣要与仁宗做最后的告别，当然主要任务是哭。不同阶段哭的形式又有区别：处理尸体时孝子要跳脚而哭，叫踊，大约表示想要尽力而不能的意思；等尸体处理停当，孝子抱着尸体哭，显示不舍之情；扣棺钉盖，则号啕大哭，哀痛达到极点。大臣们在殿外拿着哭丧棒陪哭。
这天大殓刚进入第一个环节，孝子踊哭，英宗跳了两脚之后，竟呼号疾走，状若疯狂。殿外宰辅及礼官开始的时候尚且纳闷，以为英宗悲伤过度有些失态，后来感到不对，这绝对超越了常人的反应！还是韩琦机敏，又用了请英宗登基时的老办法，顾不上礼仪，扔了手中的哭丧棒，掀起门帘冲上前去抱住英宗，口中喊道：“谁激恼官家，赶紧拿药来。”这时宫人内侍已经吓得四处逃散，韩琦喝止他们，吩咐“要用心照看好官家”，又告诫殿外的大臣：“今天的事情只有在场的人知道，一概不许外传。”说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按照礼仪哭丧，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就这样英宗在一群人的“拥护”之下，像傀儡一样勉强走完程序，好歹把仁宗尸体装入了棺椁之中[24]。
英宗病了，患的是精神疾病！这是赵氏皇族的遗传性疾病，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因疯癫被废了太子位；仁宗在至和三年（1056）犯心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其实也是精神疾病；仁宗长女福康公主厌恶驸马李玮，不肯回公主府，整日哭喊打闹，寻死觅活，精神早已失常。英宗虽非仁宗亲生，但都是太宗血脉，他视皇位为畏途，骤登大位，终于疯掉了。
精神失常的皇帝当然难以处理政务，但国不可无君，怎么办？宋仁宗年幼时由太后听政，现在循先例即可。韩琦等觐见太后曹氏，下诏皇太后权同处分国事。因为只是暂时，太后不用到前朝听政，在内廷的内华门旁边一间名叫柔仪殿的东阁里垂帘，只接见中书、枢密二府要员，偶尔会召见翰林学士，一般大臣无缘隔帘向太后禀事。
两宫争斗
宋朝有太后听政的传统，自章献明肃刘娥起，两宋先后有九位太后垂帘听政，曹太后是第二位。
史书载曹太后读过很多经史之类的书，能够引经据典处理政务，每天阅读十多份奏章，都能记住要点。遇到疑难不好裁决的问题，交由宰辅充分酝酿讨论然后裁决，并不独断专行。在曹太后听政期间，无论宫内还是前朝都井井有条[25]。
尽管如此，宰辅们并不打算让曹太后长期听政。大宋建国已经一百二十多年，文人政治和儒家复兴让大臣们有了浓厚的忠君意识。五代十国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习气早已涤荡殆尽，刘娥时代还有人首鼠两端、观望风色，到了如今，大臣只认赵家的主子，即便这个主子意识模糊、精神失常。
曹太后听政不足十天，翰林学士王珪就迫不及待上书：“圣上身体已经有所好转，皇太后应该撤帘了。”然而王珪确属操之过急，英宗病情时轻时重，经常连人都认不清楚，更不用说亲理朝政！这奏章只表明一种倾向，提醒太后姓赵的才是真正的国主，实际政务曹氏还需代劳一段了。
精神病表现有许多种，有些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英宗就是这样。犯起病来，身边的内侍宫人就遭了殃，非打即骂。仁宗是个老好人，现在贸然换了个暴虐的君主，内侍宫人颇有怨言，纷纷到曹太后处诉苦。曹太后好心去劝，不料英宗已认不清人，对太后言语顶撞、蛮横无礼。曹太后心中烦闷，更加深了对英宗的不满。
太后虽曾是皇帝养母，但如今二人不和已经不是秘密。有人便劝太后趁机废掉英宗，另立新君。这是大事，必须得到宰辅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天，韩琦、欧阳修奏事完毕，曹太后忽然哽咽起来，向辅臣诉说英宗的种种失常表现，把自己的不满和抱怨全部倒了出来。韩琦连忙替皇帝辩解：“这是因为皇上病了，身体痊愈后必然不是这样。儿子病了，做母亲的不能宽容些吗？”见韩琦语气生硬，太后更加生气，欧阳修便稍微缓和些：“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天下都知道您的仁德。过去温成皇后得宠，太后尚能应对自如，现在母子间还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太后叹息一声：“有你们这样的辅臣是国家的大幸。”然后试探道：“仁宗初立皇子时，不仅宫中有人反对，近臣也有上疏持异议者，只不过先帝崩后，这些奏书随之焚烧了。”太后的意思渐已明确，想要更嗣废立，宰辅怎能听不出来？不过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敢贸然表态，都佯装不知，无人接话。曹太后只得继续暗示：“昨天梦见这孩儿回到了旧府邸。”这意思就更明确了，宰辅再也无法躲躲闪闪，欧阳修立刻正色回答：“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人都感念他的盛德，在朝野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晏驾之后，天下秉承遗命，拥立嗣君，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加上臣等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想要另行事端，不符合仁宗遗愿，天下谁肯听从？”这是明确表明态度，拒绝配合曹太后。曹太后在帘后沉默许久，不知该说什么[26]。
曹太后将门之后，曾组织宫中平叛[27]，如今垂帘听政，“宫省肃然”[28]，也算女中豪杰。但与皇帝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即便对手是个小孩儿或者疯子。赵宋培养了一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只忠于皇帝，只忠于赵氏，这正是文人政治和儒学复兴带来的深刻影响。
事情到此本已告一段落，但韩琦多了个心眼，担心曹太后在后宫对英宗不利，遂步步紧逼：“臣等在前朝，看不到宫中发生的事。圣上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太后恐怕也过不安稳！”这话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曹太后虽然不喜欢英宗，但确没有加害之心，更没想到会受到宰辅强烈反制，诧异地说：“相公说的什么话？自己的儿子吾[29]自会用心照料。”韩琦冷冷地回道：“太后只要用心照料，众人便也会用心照料。”其他宰辅听着君臣唇枪舌剑，不由得一身冷汗。退出之后，有人仍心有余悸，埋怨韩琦：“您对太后说的话是不是太过分啦？”韩琦却一副磊落的样子：“不这样不行啊。”
韩琦对曹太后如此刻薄，实在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和司马光等一手促成嗣立英宗，如果再行废立，必然导致混乱，这样的后果谁也承受不起。不过英宗又确实不争气，韩琦便只好在太后和英宗之间尽量调和，让他们不至于水火不容。他去见英宗，英宗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太后不待见朕。”韩琦循循善诱：“自古以来能称为大孝子的，虞舜为第一，为什么呢？父爱子孝不足为奇，而虞舜的父亲待他不好，虞舜却能孝顺父亲，这才是为人所称道的地方。只怕陛下的孝心还没有尽到，哪有父母不待见子女的。”
皇帝与太后不和让宰辅左右为难，谏官也难以泰然自处。知谏院司马光，同知谏院事吕诲纷纷给太后和皇帝上札子进行劝导，道理与韩琦、欧阳修都差不多，无非以古论今，讲母亲包容儿子、儿子孝敬养母的道理。两宫芥蒂虽深，但这么多大臣立场空前一致，太后和英宗只好皆有收敛，表面上关系稍有缓和。
七月之后，英宗病情略有好转。在紫宸殿接受百官朝拜；还接见了辽国祭奠大使；安排了皇子伴读，令王陶为长子赵顼王府翊善，执掌教授之责，令孙思恭为试讲，韩维充记室参军，负责起草文书，相当于秘书之职；十一月亲临集英殿祭奠仁宗神主，虽然一滴眼泪也没有，但毕竟不像大殓时一番胡闹，群臣甚是慰藉，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卒哭”，意思是悲痛得哭不出声；到了十二月，可以正常开经筵了，到延英阁听吕公著讲《论语》，听刘敞读《史记》。
过了年就是治平元年（1064），这是一个大旱之年，英宗居然能够出宫到京城的相国寺、天清寺、醴泉观祈雨。这让朝中大臣欢欣鼓舞，一些人跃跃欲试，想让太后还政于帝。一名侍御史上书太后，直截了当要求：“今主上既然身体痊愈了，还能够车驾出宫，应该下诏停止二府到帘前奏事，这样也算有始有终。”当然，让太后还政，主要还得看宰辅的态度。这一天，韩琦到垂拱殿向英宗禀报了十余件政事，英宗一一批复。然后韩琦来到柔仪殿东阁，把这十余件政事以及英宗的批复转述给曹太后，曹太后均点头首肯，同意了英宗的批复意见。政事报奏完毕，韩琦向太后请求：“臣已担任宰辅多年，本该早日提出辞呈，无奈圣上龙体未安，只好一直拖延着。现在圣上裁决政务熟练公允，臣也就放心了。请求太后允许臣到一州郡，享几年清福。”曹太后没有多想，随口说了句：“相公怎么能轻言求退？老身本该深居后宫，却每天还得在这里处理政务，也是情非得已。等老身退了你再退不迟。”韩琦连忙抢过话来：“听说台谏也有劝太后还政的札子，太后深明大义，臣等甚是欣慰。不知太后哪一天撤帘？”曹太后没有想到韩琦挖了个坑，在这里等着她跳，大为不悦，起身就走。韩琦只当没看到太后生气，大声喊仪鸾司撤帘。等帘子撤了下来，曹太后还没有走远，依稀能透过屏风看见她曳地而去的裙裾。
韩琦逼曹太后撤帘，手段并不光彩，但避免了“一天二日”的皇帝太后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政局稳定。韩琦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朝臣几乎一边倒的是“帝党”，大家都不愿看到帝国再出现一个章献明肃太后刘娥。
五月十三，曹太后正式下诏撤帘，还政于英宗。自上年四月听政，共一年有余。
撤了帘，有些大臣意犹未尽，有言官上书，请求太后马上把御玺归还皇上：太后还政后“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欣”。但是下诏二十天了，御玺还没有送到皇上面前，“御玺的重要性，与江山社稷相匹配，久久不还，大家都议论纷纷，臣为太后惋惜呀！”所以提出要求，“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太后迟迟不归还御玺，确实不妥，但这些大臣放肆到根本不把太后放在眼里！
至此，两宫之争，太后完败。接着，英宗马上加封了他亲政的功臣韩琦等人的职级待遇，将亲近太后的内侍都知任守忠贬窜，三司使蔡襄也因被怀疑反对英宗继位而卸任。英宗还把仁宗的女儿赶出宫中，腾出地方让自己的女儿居住。此时仁宗长女因与驸马李玮分居住在宫中，而仁宗最小的三个女儿还都在髫年。
二府龃龉
英宗朝有三位引人注目的老臣：富弼、韩琦、文彦博，他们都做过宰相，其中富弼和韩琦出道更早。
宋夏战争[30]期间，韩琦在西北前线获得政绩，富弼则战斗在对辽的外交战线上，是“重熙增币”[31]的关键人物，二人资历相当。庆历新政中，富弼是主要实施者之一，是仅次于范仲淹的二号人物，而韩琦只能说有辅助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说，富弼的威望还要高于韩琦。事实上，富弼在至和二年即成为宰执，嘉祐三年任首相，这一年韩琦除次相，二人成为搭档，富弼的职位在韩琦之上。嘉祐六年三月，富弼母亲去世，按礼教应丁忧二十七个月，不过宋朝惯例，宰相可以起复原位，素服办公。富弼离京守丧前，问韩琦对夺情起复的看法，韩琦貌似漫不经心地应付一句：“此非朝廷盛典。”这不是值得提倡的事儿！富弼是北宋除范仲淹之外又一位真正的君子，不愿在道德上受人非议，他牢牢记住这一句话，决定循规蹈矩守孝二十七个月。仁宗曾五次下诏令富弼回京复朝，继续当宰相，都被富弼一一拒绝，在辞谢奏章中说出缘由：“臣在中书的时候与韩琦讨论过这件事，必须避免嫌疑。”这话传到韩琦耳中，韩琦不高兴了：“我只是议论朝政，又不是针对他。”不管怎么说，富弼腾出位置让给了韩琦，韩琦成了首相，富弼再回来时只能做枢密使了。
韩琦因为有拥立之功，首相地位更加巩固。此人一向处事果断，骤然逼请太后撤帘，事前没有同任何人进行商量。眼看着韩琦越来越跋扈，一些同僚心中不满。别人资历浅、地位低，尚不敢说三道四，富弼却已无法忍受，逢人便说：“其他事不打招呼也就算了，这样大的事不能事先通一下气吗？”而韩琦根本不愿多做解释，只冷冷撂了一句：“撤帘是太后的意思。”
两个曾经的战友至此心怀芥蒂。宋夏战争期间，为了协调一致，枢密院许多在编人员驻守其他部门临时办公，其中以中书门下省各部门居多。久而久之，这些人员由驻守部门负责，其亡故、退休、刑罚等枢密院竟一无所知。治平元年六月，富弼奏请有关部门将驻守人员情况三日内上报枢密院，并申明这些人员最终管理权归枢密院。富弼意欲借规范管理的名义表明对中书的不满。
富弼温和的不满非但未让韩琦反省，反而变本加厉。恰巧西部边境烽烟又起，他便结结实实地回将了富弼一军。
西夏国主谅祚本来亲宋，随着地位的稳固、实力的增强便有些蠢蠢欲动。仁宗大丧时，谅祚派使者前来致祭，宋朝接待的人态度傲慢，言语轻肆。台谏为此特意上书请求处罚接待的人，以免两国关系恶化，但英宗不以为意，忽略过去了。谅祚找到这个由头，点集兵马，开始在边境寻衅滋事，驱赶宋朝居民，杀掠当地民兵数千人。如何应对宋夏边境危急？韩琦给出的对策是“刺义勇”。宋朝实行募兵制，军队里都是职业军人，一日从军，终身为兵，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不高。“刺义勇”就是在陕西招募民兵，忙时种田，闲时训练，战时打仗。正规军面部刺字，义勇军手背刺字。韩琦这次“刺义勇”范围很大，三丁选一，三个成年男子就要征募一人，新招兵力达十五万之众。
按照分工，战争的事主要由枢密院负责。史书没有记载富弼对“刺义勇”的反应，但治平二年（1065）五月言官吕诲有奏章说“枢密使富弼在告已半年，疾势未得痊复”，可知富弼在治平元年十一月左右以有病为由躲在家里不上班，正是韩琦着手“刺义勇”前后。枢密院副使吴奎也借故请辞，枢密院一时空旷乏人，更遑论与中书抗衡。
韩琦的独断专行引起台谏忧虑。知谏院司马光对“刺义勇”提出异议，他先算财政账：招募义勇，每人一次性家庭补偿二千钱，十五万就是三亿。义勇军训练、防御期间，伙食标准为每天二升米、每月三百钱菜，这对于民众和财政无疑都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司马光奏道：“西部边事又起，陕西苛捐杂税负担很重，比起嘉祐年间，民力减耗三分之二。近年又天灾不断，民间多有怨言，‘刺义勇’实施下去，恐怕会引起社会动荡。”
司马光引用历史之鉴：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正规军不足，当时就按三丁选一的标准招募“乡弓手”，后来这些民兵怎么安置的呢？全部充实到禁军中了。这样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乡村耕种劳力越来越少，至今已经二十年，陕西农业都未能全面恢复。“现在陕西正规军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要实施这样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重蹈覆辙？”
司马光进一步论述“刺义勇”对于边防没有益处：“臣曾提醒陛下留意备边。所谓备边主要是选择优秀的将帅，积极训练提高战斗力，而不是一味地增添军马，储备粮草。现在将帅素质没有改观，军政颓废没有振作，征募的农民生于和平年代，不识金革，对于提升作战能力不会有丝毫作用。”
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指出：“太祖、太宗的时候没有义勇，正规军数量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但取荆湖、平西川、下广南、克江南、并两浙、收河东，一统天下若振槁拾遗。所以民政修治、军令严肃、将帅得人、士卒精练才是决定因素。而康定、庆历宋夏战争又可以看出，义勇无用，国家当引以为戒。”
司马光的奏议可谓一针见血，指陈要害，他先后上了六道札子，并以离职表示自己进谏的决心，但英宗信任韩琦，根本不予置之。执着的司马光跑到政事堂[32]当面质问韩琦，韩琦狡辩：“作战贵在先立声势，现今谅祚桀骜不恭，他如果听到陕西骤然增加二十万兵力，一定会被震慑。”司马光反驳：“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西夏若得知真相，还会害怕吗？”韩琦辩不过司马光，便从司马光奏章中挑“毛病”：“你担心义勇会像庆历年间一样最后变成正规军，这次已经发布敕告，永不充军戍边。”司马光穷追猛打：“即使这一点我也怀疑做不到。”韩琦拍着胸膛打包票：“我在中书任上，先生不用担心出尔反尔。”司马光冷笑：“不光我不相信，怕宰相也不自信吧。”韩琦像受了侮辱似的跳了起来：“你这是什么话？看不起我吗？”司马光对韩琦的气急败坏视而不见，环顾一遍政事堂，指着宰相座位说：“你坐在这个位子时可能不会变，但你能做一辈子宰相吗？换个人坐在这里，改变一项制度易如反掌。”韩琦无以应对，只能喃喃自语：“反正已经实施了。”
十年之后，果如司马光所料，这批义勇成为战场上的常规编制。事实证明，“刺义勇”是韩琦宰相任上一大弊政，究其根源，是英宗放任韩琦，相权失去制衡造成的后果。
这次进谏刺义勇的失败，让司马光意识到，仁宗时代一去不复返，英宗只是把谏官当作摆设罢了，于是连上五道奏章请求降黜，英宗认为他在闹情绪、发牢骚，没有批准。
宋英宗把朝政多委托于宰辅，任用奖惩又极其随意。这一天他召翰林学士王畴草拟诏书，随口谈论一些政事，觉得王畴很有见识，打算提拔他。英宗征求宰辅意见，欧阳修顺从皇帝说：“王畴是个正直耿介的人，只是名气不大罢了。”英宗便任命王畴为枢密副使。客观评价，王畴算是有学识、敢谏言之臣，但大多在馆阁任职，缺乏基层和实际工作经验，所以知制诰钱公辅拒绝拟写任命诏书：“王畴资质浅、威望低、没有政绩，怎么能大用？”宋代知制诰有拒绝拟诏的权力，称“封还词头”。钱公辅封还词头，拒不拟诏，英宗大为不满，一怒之下贬钱公辅为滁州团练副使。言官们认为处罚失当，纷纷进谏，英宗概不理睬。当然，贬谪文书依然要经知制诰草拟，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毅然再次封还词头，英宗怒不可遏，要一并处罚祖无择。宰相见事情僵持太过难堪，出面打圆场。英宗此时唯宰辅是听，最后对祖无择进行罚薪，勉强收场。
数月之后，英宗又任命另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陈升之为枢密副使，照例又受到言官谏阻。
陈升之不是第一次担任枢密副使了，嘉祐六年他就在枢密副使任上。有传言陈升之私下与宦官勾结，当时的知谏院唐介、右司谏赵抃及御史台官员吕诲、范师道等轮番上书弹劾，并再三抗谏，最后两败俱伤，陈升之和唐介、吕诲等全部外放。如今英宗重新任命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而吕诲也回到言官的职位上，听到消息，连夜上奏，回顾嘉祐六年的抗谏：“当时宰相富弼迟疑不决，韩琦极力为陈升之辩白，前后争论了半年才见分晓，陈升之与臣等均贬官外放。这是先帝的一次失策，臣为此非常痛惜。”然后吕诲旧事重提，历数陈升之奸邪，依附宰臣、阿谀贵妃、交通内臣、勾结朋党，因此坚决反对陈升之进入二府。不过照例反对无效，陈升之于治平二年五月走马上任。
这一月，又任命宰相韩琦、曾公亮暂时兼任枢密院公事，至此韩琦大权在握，成为英宗朝最受器重的大臣。
礼法之辩
英宗的亲生父亲赵允让封濮王，谥号安懿，薨于嘉祐四年。人已成过往，世上的荣辱纷争应该与他不再纠缠。但儿子成了皇帝，父以子贵，王爵封号似乎不再能显示尊崇。譬如历代开国皇帝都要追封地位卑微的祖上，赵匡胤的上三代不过是县令、刺史一类小官，他登基后将高祖加庙号僖祖，曾祖加庙号顺祖，祖父加庙号翼祖，父亲加庙号宣祖，一家几代都变成了皇帝。按这个道理推论，濮王赵允让应该也有皇帝的追封，甚至入太庙接受祭祀。
且慢，英宗的父亲到底是谁？赵允让生了他养了他，是他的父亲无疑，但嘉祐七年他已被明文过继给了仁宗，仁宗才应该是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现在的名义父亲是仁宗，心里认同的却是濮王。所以英宗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活中的父亲，一个是宗庙里的父亲；一个是情感上的父亲，一个是理论上的父亲。那么在英宗心里，也时时存在着纠结与挣扎，这也是他有悖伦常行为的一个起因吧。
睿智的司马光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刚登基，龙椅未暖，司马光就上书“打预防针”：“汉宣帝是废太子刘据的孙子，继承了汉昭帝的皇位，他始终不敢为祖父刘据、父亲刘进加尊号。汉光武帝本是一介平民，一刀一矢打下天下，他也不敢为祖父、父亲加尊号，而是序在汉元帝之后[33]。这都是遵循大义、分辨公正的行为，被当时称赞，为后世颂扬。倒是那些衰世昏君如汉哀帝、汉安帝、汉桓帝、汉灵帝，虽自旁亲入继大统，但都追封其祖父、父亲，这实在不能称为孝啊！他们背弃礼仪，违反道义，被当时讥讽，为后世非议。臣希望陛下引以为戒，杜绝类似的提议，更不要听信他们。”
能洞悉英宗心性的还有宰相韩琦，不过韩琦选择了主动迎合。治平元年五月，曹太后刚刚撤帘十多天，韩琦就上书奏请有司商议濮安懿王及王妃应该享受什么样的礼仪。韩琦的理由是“出于天性之谓亲，缘于人情之谓礼”，换句话说，皇帝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得到宰相支持，英宗蠢蠢欲动。不过当时还在仁宗的服丧期间，讨论这事确实不合时宜，于是诏令大祥后商议。
父母丧事两年谓之“大祥”。到治平二年（1065）夏四月，仁宗崩逝恰好两年，英宗迫不及待下诏，令礼官和待制以上的官员商议崇奉濮安懿王以及濮王三位王妃谯国夫人、襄国夫人、仙游县君的礼仪，其中仙游县君是英宗的生母。这个事件在朝中形成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议，因事关濮安懿王，史称“濮议”。濮议是宋英宗在任四年做的最主要也几乎是唯一的大事。
皇帝提及尊崇的话题，意欲大臣们心领神会。不过，儒家礼教告诉臣子们，凡事当依规矩而行，即使贵为帝王。在商讨、争论两个月后，翰林学士王珪仍不敢落笔形成报告，他心里清楚，这样的报告呈送上去不仅难以过关，说不定还会被这个率性而为的皇帝记恨报复，就像对待钱公辅一样。报告不能不写，又不能违心而写，两难之际，司马光走过来拍拍王珪的肩膀：“我来吧。”司马光奋笔疾书，写下礼官和待制们的共识：建议将濮王尊封为大国国王，将三位夫人也改封为大国夫人。司马光阐述的理由很简单：既然陛下过继给仁宗为后，为人后就应履行做儿子的义务，不能再想着亲生父母，这是圣人的礼制。您之所以能够登临皇位，富有四海，子孙相承，都是先帝的恩赐，不是亲生父母给予的。
司马光执笔，挂王珪之名的这篇报告还没有送达皇帝，就让中书给否定了：“报告没有写明应给濮王加何种称谓，文不对题。”王珪反驳：“濮王是仁宗的皇兄，当然称皇伯了。”中书不屑：如果照旧称皇伯还需要你们讨论吗？于是奏请英宗下诏更多官员参与“濮议”。
“濮议”搅动了本来还算平静的朝堂，朝堂马上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韩琦、欧阳修为骨干的宰辅，一派是以司马光、吕诲为主力的台谏、礼官，双方引经据典，你来我往展开激烈的辩论。朝中大臣自觉站队，十有八九站在了台谏这边。
宰辅的观点是英宗应当视濮王为父亲。主辩手欧阳修引用《仪礼·丧服》，其中有一句话：“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这里“后”指过继给别人传宗接代，即嗣子；父母指亲生父母。古代服丧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服丧期限和丧服穿着均有差异，分为五种，叫“五服”，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其中斩衰丧服最重，齐衰次之，《仪礼》中这一句的“报”指的是第二种齐衰。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过继给别人为后，亲生父母亡故时降一格次服齐衰丧。欧阳修从这句话中得出结论：过继出去的人，丧服可以降格，但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因此皇帝应该称呼濮王为父。
欧阳修进一步指出称濮王为“皇伯”的谬误：如果这样成立，那么皇帝为濮王服丧只能按堂叔伯之礼，服“小功”，这太滑稽了，这不是人伦错乱嘛！
台谏、礼官是反方，他们的观点是英宗不能把濮王当父亲对待。有意思的是，反方的论据也出自《仪礼》。宋朝儒家治国，礼制是最高指导思想。《仪礼·丧服》叙述：“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嗣子为什么要服最长期限的三年丧？因为接受遗产多、责任重大所以要用最高规格为其服丧。用这句话去衡量英宗，那么英宗是仁宗的“受重者”，只能对仁宗施以最高礼仪。《仪礼·丧服》又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二斩也。”斩就是丧服的最高规格斩衰。这句话的意思是，过继出去的儿子不能为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服两次斩衰，也就是说对亲生父母不再以父母之礼对待。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既被正方引用，又被反方引用，正方强调的是“父母”二字，反方强调的是接下来的“不二斩也”。这是双方引经据典的理论战，谁说得有道理？从这句可以看出，正方在断章取义！其实《仪礼·丧服》中称父母是为了叙述方便，不至于文章产生歧义，并没有明确指出仍称呼亲生父母为“父母”。而“不二斩也”，则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养父母才是礼仪上的唯一父母。
《仪礼》是儒家经典，并且成书甚早，不晚于春秋，具有权威性。根据《仪礼》进行辩论，无疑台谏、礼官所持的反方占据了上风。
在我们今天看来，不管称呼濮王父亲也好，皇考也好，皇伯也好，都改变不了英宗为濮王所生，皇位为仁宗所传的事实，濮王无论怎样追封，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帝。但礼法是儒家社会的根本大法，违反礼制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违反宪法，不能不慎重，不能不严肃。濮议之辩，是礼制之辩，是法律之辩，是政治之辩，虽然无聊，但对于皇权社会的统治秩序来讲是有意义的。
引经据典宰辅立不住脚，他们便引述历史。《汉书·武五子传》：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34]可见汉宣帝为父亲上有尊号。汉光武帝也是。判太常寺范镇代表礼官反驳：“汉宣帝是汉昭帝的孙子，称父亲为皇考与汉宣帝这个祖父不冲突；光武帝掌天下时，西汉排到了汉平帝，光武帝是他的祖父辈，怎样称呼自己的父亲都可以。陛下过继到了仁宗名下，不能与汉平帝、光武帝相提并论。”
至此，宰辅这一正方在辩论中完败。其实从现实角度考量，如果英宗仍称濮王为父亲并且得到追封，那意味着他有两个父亲，以后在朝堂上称“先帝”指的是哪位？既然濮王被追封为皇帝，进不进太庙？享受不享受祭祀？怎样排序？宋朝到底算是有几位皇帝？这些都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国之大者，唯戎与祀”，祭祀上的每一点改变都影响深远，所以追封濮王实在没有必要。
如果是仁宗皇帝，在礼法与己欲之间会选择克制自己，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也。但英宗是个任性的皇帝，从任用官员如王畴、陈升之就可以看出。所以，尽管理论上不支持，现实中没必要，但对仁宗的排斥，加上最高权力的无所制衡，都决定他要在任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值得玩味的是，此时的宰相是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是欧阳修、赵槩，参与濮议最积极的是韩琦和欧阳修，韩琦主导，欧阳修主笔。这二人历史上名声不坏，为何在濮议一事上“助纣为虐”？欧阳修是肆意率性的文人，虽然自诩为道德高标的君子，实际上不喜为礼法所拘囿。而韩琦，则当怀疑他的动机。韩琦是个向前看的人，总是选择“对”的人，与权势为伍，在英宗与曹太后的争斗中他的立场态度和行事风格已经表露无遗。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琦就是又一个吕夷简。
势不两立
宰辅和台谏吵得难解难分，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当事人，那就是曹太后。
英宗要认亲生父母，无形中降低了养父养母的地位，这养母就是曹太后！英宗的亲生父母都已亡故，可这位养母还健在呢！消息传到曹太后耳中，曹太后坐不住了，出手书责备韩琦不该开启“濮议”，挑起事端。韩琦百般解释，讲了许多道理，但太后终究意难平。英宗见阻力太大，与宰辅商议，下诏暂缓论辩实行，先息事宁人，再等待时机。从四月到六月持续两个半月的“濮议”就此告一段落，以宰辅、台谏、礼院为主的朝廷大臣大多卷入其中。
平静的日子像流水一样不留痕迹，除了进行一些人事变动，同意富弼辞去枢密使，由老臣文彦博接任，韩绛任三司使，其他都不值一提。
“濮议”的又一个高潮八月就拉开了序幕，起因却是一场洪水。八月初三，京城突降暴雨，百年罕见。到第二天，地面积水未及时排泄，平民家土坯草房开始坍塌损毁，大量人员死亡，牲畜、家具被洪水冲走。雨太大，英宗不愿到前朝，就在内廷的崇政殿办公，而大臣们准时到达的也不过数十人而已。面对肆虐的洪水，宰辅们一筹莫展，只能等雨停再想办法赈灾济民。正相对无言，忽内侍来报，皇宫里也排水不畅，西墙内侧水已齐膝。虽然城墙厚实坚固，但侍从往来、物品运送均受到影响。英宗想也未想，脱口诏令：“赶快打开西华门让水流出去！”数十名宰辅大臣竟无一人提出异议。宋朝的中书、门下、枢密院都在皇宫内办公，想来这些人根本没有走出皇宫，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多么严重！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类似于“何不食肉糜”[35]的笑话，西华门一开，外面洪水澎湃而入，奔流激荡，顷刻间由西而东，地势稍低的东殿周围已经浊浪滔滔。这里正是臣下和侍卫在宫中值班的地方，房倒屋塌，一千六百多人因此丧命。
中原地区，大雨多在大暑处暑之间，而治平二年的大雨发生在白露时节，属于天灾。由于处分不当，又酿人祸。皇权无上，除非天谴。英宗照例要下诏罪己，反思自己道德和执政缺失，并鼓励中外臣僚上书言事，指陈时政弊端。
皇帝罪己，是大臣说真话、进谏言的最佳时机，因为慑于天威，皇帝多不敢贸然加罪。司马光再次显示卫道士本色，率先“冲锋陷阵”，上疏：“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老弱流离，捐瘠道路，妻儿之价，贱于犬豕；许颍之间，亲戚相食，积尸成丘。……耄耋之人，皆言耳目所纪，未尝睹闻。此乃旷古之极异，非常之大灾，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36]司马光把英宗的统治描写成了人间地狱，要求皇帝反思。然后又帮助英宗检讨：您即位一年多一点，“颂者益寡，谤者益多。”臣因此痛心疾首，废寝忘食替您思考原因，终于想到了三点：一是对太后不孝。二是朝政处置失当，“大臣专权，甚于先朝；率意差除，无所顾忌。”[37]把权力都赋予了宰辅，自己不愿做事情；任免官员随心所欲，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三是拒绝纳谏。
宋朝言官上疏大多危言耸听，司马光指陈时弊，都能切中英宗朝的要害，对问题的概括非常到位，甚是犀利。
司马光的奏疏偏重宏观，而吕诲则直言不讳，把矛头指向“濮议”，指出濮议还没有结果，皇帝中途叫停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水居北方，神道居阴，大水发作，应在祭祀。濮王应当加封大国之王而没有加封，所以才有洪水之祸。同知谏院蔡抗、同知谏院傅尧俞、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等纷纷上书，指责“濮议”是皇帝和宰辅邪议干正。
滔滔洪水固然可怕，汹汹人言也可畏惧，而英宗和宰辅又不愿真心搁置“濮议”，于是采取措施“暗度陈仓”，对御史台和谏院进行分化削弱。台谏中威望高、口碑好的如司马光，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使他离开谏院做皇帝身边的参谋，其实是个闲散的岗位。次年四月又诏令司马光编纂历代史书。英宗本意大约是给司马光找点事干，让他闭上始终闲不住的嘴巴，不想因此成就司马光一生伟业，也给后人留下皇皇巨著，那就是史学经典《资治通鉴》。对于敢于直言又有些资历的台谏，或平调或外放，如蔡抗改知制诰兼判国子监，权监察御史贾黯数次到中书与宰辅争执，这次除知陈州，不久病死。对于影响不太大的台谏，临时打发外出，比如安排傅尧俞和御史台三人出使契丹。这样一来，台谏空无一人，御史台只剩下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三人。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与吕大防同岁生，又是同年进士，这一年都是39岁。二人由于资历尚浅，被宰辅忽视，跟着吕诲组成了御史“三人帮”，用吕诲的话说就是：“诤臣仅同废置，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窃为圣朝羞之。”
台谏越来越势单力薄，吕诲急了，提高了辩论格次，把就事论事的争议上升到人品道德的高度。他联合御史台其他两人范纯仁、吕大防上书攻击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攻击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诖误上听。”攻击曾公亮和赵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形容整个宰辅：“豺狼当道，奸邪在朝。”欧阳修以歪理邪说误导皇帝，韩琦帮欧阳修掩饰，曾公亮、赵槩不能主持正义，都是奸邪之辈，要求将他们治罪，以谢中外。
台谏咄咄逼人，留给皇帝和宰辅的时间不多了。要想让“濮议”取得突破性进展，看来需要借助一个人的力量，那就是曹太后。
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一，有传言曹太后同意濮王称皇了。这天宰辅们在中书省无所事事地等候着，仿佛未卜先知曹太后会有懿旨传出。果然，日晷近午，有中使送来密封的文书，宰辅们相视诡异一笑，知道大事已成。大家迫不及待地围在一起拆封阅读，上面太后手书：“吾听说群臣议请皇帝封濮安懿王，到现在还没有施行。吾多次翻阅前朝史书，知道这样做是有依据的。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太后懿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英宗对濮王称亲其实就是父亲，二是尊奉濮王为皇帝。
半年前曹太后强烈反对，现在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里面定有蹊跷。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一致认为韩琦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骗取了曹太后懿旨。但无论如何，手书上有太后签章，懿旨千真万确，不是假冒。
曹太后的手书让台谏们一下子被动起来，但他们依然不愿放弃。吕诲重点揭露宰辅的险恶用心：“宰辅们首倡邪议，妄想让天下人对人主产生怨愤。奸谋没有得逞，又来贻害母后，这叫忠诚吗？”范纯仁质疑太后懿旨的合法性：“除了君主幼小需要辅政，三代以下没有母后诏令干预政事的先例。只有权臣想做不轨之事才会假借太后名义肆意妄为，往往采取胁迫的手段，而外臣难以得知内情。陛下是成年人，登基也已经有四年了，政务当然要自己决断，怎么能任凭宫闱之命搅扰国家大事？”他们强烈要求追究首议之责，惩治宰辅之罪。韩琦听到消息，摇头叹息：“我跟希文（范仲淹字）亲如兄弟，一向把纯仁视作子侄，他怎么忍心这样攻击我。”
台谏毫不妥协的态度改变不了“濮议”的结果，英宗假意谦让一番，拒绝了太后追封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的提议，下诏对赵允让称亲，并营建陵园，创立庙宇。同时宣布“濮议”到此为止，大臣不允许再就此事发表意见，不允许再进行辩论。客观地讲，英宗这样做很理智，不追封皇帝只称呼父母既照顾了人伦又不至于扰乱皇家传承系统，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然而台谏言而无功，又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便采取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杜门谢罪。既然皇帝认为台谏错了，我们退回任职纶诰，在家等候，请求治罪，其实就是以辞职相要挟，表示抗争到底的决心。英宗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便不愿再把事情闹大，多次要求他们回衙上班。吕诲等连上九道奏章，“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要求皇帝在宰辅和台谏之间二选一。
看到韩琦送过来的九道奏章，英宗摊摊手：“这怎么办？”韩琦拱手而拜：“臣等是忠是奸，陛下最清楚。”韩琦言简意赅，言外之意却很丰富，我们虽然对不起仁宗皇帝，可维护的是陛下您的利益呀。欧阳修一贯滔滔不绝，态度明确：“陛下如果认为臣等错了，就留下御史，把我们罢黜；如果认为臣等无罪，请现在就下旨处理御史吧。”这态度跟台谏倒挺一致：二选一，势不两立。既然到了这种程度，也只好去彼留此了，英宗便吩咐宰辅履行程序，最后还不忘叮嘱一句：“不要处理得太重。”
正月二十七，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全部落职外放。按一般程序，外放文告应由当值知制诰书写，当时知制诰是韩维，支持台谏观点。韩琦担心被韩维封还词头，自己动手亲自书写了诰词。两个月后，出使契丹的傅尧俞和三名御史回朝，听说了事情原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吕诲等人同进共退，集体请罪回家待命，最后遭遇与吕诲同样的命运。
“濮议”历时八个月，以皇帝和宰辅胜利而尘埃落定。
在宋朝的制度背景下，台谏集体受到处罚是件大事，一般标志着朝廷会有新的气象。明道二年，台谏不满仁宗废后，集体请对，导致孔道辅、范仲淹被贬，台谏十多人罚薪。那次事件成了“君子党”崛起的预演，此后宋朝进入士风激进的时代。
多年之后，回顾“濮议”谏官御史集体被贬事件，事实上是君权至上、文臣决裂的预演，此后宋朝逐渐进入皇权专制和文人党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