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话王国潼：不能迷失二胡艺术的发展方向（2018年）

王莎撰文、整理

记者：您2004年从香港演艺学院退休以后，持续投入二胡艺术的推广工作中，近几年您侧重关注二胡艺术的哪些方面，请谈谈您的考虑。

王国潼：刘天华先生当年“改进国乐”“要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文化理念，是在军阀混战、“崇洋复古”思想盛行的复杂时局下提出的。为此他付出超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创作了不朽的二胡十大名曲、三首琵琶曲，还有合奏曲，组织国乐改进社、办音乐杂志……从事大量音乐活动。我在附中跟随陈振铎先生学琴时期，受刘天华精神的强烈影响，树立了发展二胡艺术的强烈事业心。这几十年来我主要围绕二胡艺术的“传承与传播”两方面开展工作。

在受了百年殖民统治的香港，人们潜移默化地认为西乐高于民乐一等。在这种环境下，我首先希望能做到让香港人建立国乐与西乐平起平坐、“并驾齐驱”的观念。我2004年从香港演艺学院退休以后，一直还在学院兼课讲授“教学法”课程，并在香港二胡艺术中心从事推广普及工作，其中二胡大师班已经连续举办五年，每年固定六场。2008年起在全国各地演出、演讲，2015年与浙江音乐学院签订了三年特聘教授的合同。这几年香港、杭州两地往返十分繁忙，今后有机会，我想多做一些讲座、大师班和音乐会，未来十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些传承和传播二胡艺术的工作。

记者：2010年，在您从艺六十周年、从教五十周年之时，您对自己创作、改编的作品做过一次统计，当时数据是一百九十二首，这几年您陆续又创作了《天问》《观音颂》《岁月回响主题曲》等一批作品，加起来有二百余首了。您的创作把握哪些原则？选择“改编”作品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当代民乐创作该往何处去？

王国潼：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教学所改编，作为教材出版。从舞台演出的角度来看，篇幅、感染力、表现力方面还有所欠缺。我为什么改编呢？我选择的都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作品。比如我到香港工作以后，改编了大量怀旧金曲。此前，我很少关注流行音乐，在香港接触多了感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音乐旋律非常动人，例如《花非花》《踏雪寻梅》《何日君再来》《教我如何不想她》《情人的眼泪》等，这些作品都深入人心。我不仅下功夫改编，改编之后还在音乐会演出，用于教学，灌录唱片。广东民间传统音乐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我也进行了大量改编。比如广受欢迎的粤剧《帝女花》，其主题曲《妆台秋思》出自琵琶《塞上曲》的一个小段。我将它改编成一首十分钟的二胡曲《妆台秋思随想》之后，又和作曲家周成龙合作，扩写成大型二胡协奏曲《帝女花幻想曲》，并在今年1月6日“岁月回响”音乐会上演出，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几十年来我的创作理念始终坚持“旋律性、可听性、风格性”。旋律是作品生命的核心。中国人喜欢旋律性强的音乐，离开旋律追求技巧、音响等其他色彩，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坚持旋律性第一，有了旋律性才有可听性。另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艺术作品要体现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风格。

其实我们创作、改编音乐就像厨子做饭，客人喜欢广东菜就做广东菜，喜欢四川菜就做四川菜，要根据听众的口味来做音乐。音乐最终要服务于人民，这是我几十年来始终坚定的理念。艺术创作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要支持年轻人创新，对于不同的创作理念怀着包容的态度，尊重艺术创作自然发展的规律。

记者：您对当代二胡艺术教育有哪些思考？

王国潼：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研究与学习的能力。我主张培养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学生。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我们的年轻人要有自信，除了精通演奏之外，同样可以掌握作曲、理论研究、乐器改革等多方面的能力，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特别是演奏专业学生要有意识培养自己的创作能力，西方的帕格尼尼、李斯特等既是杰出演奏家又是优秀作曲家，刘天华先生也是如此。

很多人若在某个领域没有专门进行过研修，就容易妄自菲薄。古希腊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够了解自己，没有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力。我的创作是从编写教材开始的，在和作曲家合作过程中慢慢也摸索出一些门道，动手写练习曲锻炼作曲能力，到1960年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到作曲系旁听，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年我也想去学指挥，时间实在不够，所以到现在还没学会。

二胡艺术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合格的和优秀的教师。我在香港演艺学院开设的“教学法”课程，主要讲述教师需要建立的知识结构和具备的各种能力，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的基本知识，懂得教学工作的规律和从教应当遵循的各项原则。我也希望通过这门课程，把自己数十年从教的经验传授给更多人。

记者：您始终致力于刘天华、华彦钧等先辈的艺术研究、推广，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胡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您有哪些思考？

王国潼：传统是二胡艺术的根基。认真研究和学习刘天华、阿炳（即华彦钧）、孙文明、蒋风之等前辈的二胡艺术，以及民间传统经典乐曲，对于每一位二胡学生来说都极为必要。拿我自己来说，我一度专门学习广东音乐。1961年夏，中央音乐学院安排我们年轻教师一同到广州跟随刘天一、朱海二位先生学习广东音乐。1962年我开始负责招生工作，一路南下，每年最后到了广州，招生工作结束，我就留下学习一段时间广东音乐后再返回北京，连续五年都是如此。后来到了香港，也将当年学到的《双声恨》《昭君怨》《春到田间》《鱼游春水》《鸟投林》等乐曲重新整理出版，分享给更多人，为广东音乐的传承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二胡艺术的发展才能稳固。

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要始终牢牢把握住刘天华“改进国乐”“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文化思想。我认为这个文化思想的核心是“顾及一般民众”，刘天华是在“顾及一般民众”基础上实践他的理想，并不是主观臆想去做这件事。今天二胡艺术的发展同样要充分考虑满足广大民众的审美需要，提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二胡学习者中，专业人士只占极少数，明确了为广大爱好二胡艺术的听众服务的大方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才不会迷失。我的创作始终追求“旋律性、可听性、风格性”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二胡艺术要多元化发展。二胡艺术园地百花齐放，满足不同层面听众的需求，二胡艺术才能繁荣发展。对待二胡艺术创作采取包容态度，同时要强调“顾及一般民众”的核心意义；在二胡演奏艺术方面，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快速技巧，在这方面我也是走过弯路的，所以回过头来劝诫年轻人不要片面追求快速技巧，还应该重视大量慢速技巧和风格性技巧，全面掌握二胡艺术技巧。技巧终究是要为音乐服务的，切不可脱离音乐表现去追求技巧。

记者：您有两句格言，“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其实应该说这两句格言是您人生的注脚。

王国潼：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要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必须尽量抓紧时间，“只争朝夕”，当时我请刘炳森（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为我写了“只争朝夕”四个大字，挂在家里鞭策自己。后来当了老师，感觉比做学生更难，更要努力，除了只争朝夕，还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请前辈蓝玉崧先生为我题了“自强不息”四个字。“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几年我更加珍惜这八字格言对自己的激励。

我现在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传承与传播”二胡艺术上，“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也可以说是我现在的人生格言（笑）。我说“活到老，学到老”，不是客气话、空话。音乐如同海洋一般深不可测，从工作、书本中以及从同行、朋友和学生身上我们都能学到新东西。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慢慢会退化，怎样突破生理限制，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坚持练琴和锻炼身体是最基本的两个方面，需要做多方面努力。但我有信心，未来十年我还可以为二胡艺术事业多做一些事情。

原载于《中国民乐》2018年4月
王莎：《中国民乐》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