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人性谛视

——读长篇小说《金屋》

这是一幢楼屋，一幢金碧辉煌的楼屋。它不仅以造型奇特、用工考究博得人们的称赞，而且它的神秘、变幻无穷，诱惑你而又排斥你令你不得不为之驻足。这幢既具体而又抽象的“金屋”的主人，便是以《红蚂蚱　绿蚂蚱》、《李氏家族的七十五代玄孙》而引起文坛关注的河南青年作家李佩甫为我们所“构筑”的[1]。

如果说，李佩甫过去的作品是以社会问题为媒介，以人物为中心，以婉曲清丽的语言和脉络清晰的情节为经纬编织自己的审美理想的话，那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却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平衡。此屋非彼屋。这是一幢熔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写实和象征、隐喻、荒诞于一炉的风格奇特的“建筑”。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作家打破了自己惯常用“善”的眼光看待生活，揭示矛盾的定势，而是在历史进程中谛视人性蜕变的价值功能和人性建构的形态，把切近具体的当代生活描写和幽远深邃的历史思考交织在一起的。

一

这是一个并不太复杂的故事：中原某地一个叫扁担杨的村子里，一个在外边办厂发财的青年农民回村盖下了一座楼房。于是，围绕着这座楼房，悲剧和喜剧相继上演，理性和非理性激烈冲突，生生死死，爱爱憎憎，整个村子从此无法安宁。人的一切表层和深潜的、现实和历史的，甚至血缘之河中的都在这儿沸腾和驰骋。由此可见，倘若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什么“文眼”的话，那就是“金屋”这个具象。它像一架机器的轴心，像一支乐曲的主旋律，扁担杨人的困惑和挣扎，迷惘和追求，堕落和升华，无不像一轮轮怪圈在它的周围旋转、迷漫。它又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精灵，诱惑着扁担杨人且又超然冷静地注视着这群芸芸众生。我们只有抓住这个具象，才能找到理解这部作品的切口。而寻找这个切口，还必须从金屋的主人身上谈起。

杨如意，这个因为父死母嫁作为“附件”流落到扁担杨村的“带肚儿”，这个凭改革之机而成为拥有几十万产值的涂料厂厂长的农民的儿子，如果按照时下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界定人物身份的标准，杨如意可以称得上是“改革先锋”、“农民企业家”。但是，他却不是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也不是李延国笔下的胶东农民，这是一个从古老的土地上走过来的因现实的重压而心灵畸型的农民的儿子，是在轰轰烈烈的繁荣景象掩盖下的一颗孤独的灵魂。

首先，他创家立业的道路不是那种众所周知的公式：政策英明——思想解放——生产力大发展。他是在艰难的谋生途程中经受商品经济洗礼的。他是利用我们政策的夹缝，社会制度下健全的空白地带获取生存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所以，作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他如何运用通过贿赂，自下而上，一步步征服从仓库主任到北京××部上司的“创业史”。他没有地位，没有背景，没有政策允许的贷款、原料、场地，他有的是农民式的狡黠和心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金钱垫高了他的位子，他终于可以和书记县长平起平坐。金钱润滑了人际关系，他可以在工商局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甚至报社头头的家中自由出入，握手寒暄。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有晴有阴的国度里，要想干点什么必须有把大红伞撑着才不至于挨淋。”

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胜利者。但他的内心深处，农民的自卑感，奋斗中的孤独，无时不在袭扰着他。他心里很“空”。处世的险恶使他怀疑一切，甚至怀疑真心爱着他的惠惠。他想为村人办点好事，但没人领他的“情”。他像那条孤独的狼狗，悲壮地迎战众敌。虽然工厂办得很红火，但他时时刻刻希望回扁担杨“盘个窝”。他像他父辈，眷恋着土地，希望能得到扁担杨人的承认。但养父死后，瘸爷明确告诉他，他再也不是“本姓本族”的人了。他很悲哀。这种农民的悲哀，正是他成为新人，求得人格完善的一种精神羁绊。所以，他在打败城里人之后，便迫不急待地回村盖下这么一座并不需要的楼房，在村人面前，他让惠惠每次都打扮得像换了另一个人。所以，杨如意不是过去“改革文学”中所塑造的那种理想化的人物。他是“这一个”！是一个理智与盲目，渺小和伟大，纵欲和养性，庸俗和高尚的多元组合的立体性格。在他的身上，既萌发着新型农民的先进性，又明显暴露着落后文化心理打下的烙印。所以，我们不妨说，作家赋予“金屋”繁复多变，既对立又统一的象征意象，便是狗儿性格的一种写照。那幢在古老贫穷的土地上矗立起的现代化洋楼，那种精神贫乏和物质的繁荣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便是狗儿性格的物化。不过，我们不能抱怨作家对这位“企业家”、“改革英雄”的苛刻和责难，也不能一味谴责狗儿的农民意识和品质的蜕变。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冷静而又客观地在暗示我们，其实，是这片广袤的土地，是我们悠久的历史，是严酷的生活启发、诱导、驱使杨如意心理倾斜的。这个自小沦落他乡的稚弱的孩子，在那个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扁担杨村里，他的人生启蒙课便是拳头、唾沫，是岐视、屈辱。所以，“恶的锻造”在他少年时期幼小的心灵中便一次性完成了。当他跌跌爬爬走进城市后，面临的又是低人一等的境遇。连3岁小孩都可以指挥这个来自乡下的小工。正如作品所写：“岁月磨出了这样一个人，必然教会他如何生存！”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跻身于特权阶层，为什么不惜巨资盖下一座并不需要的现代化洋楼。和当年法国的于连·索黑尔征服市长夫人一样，他是要报复，要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当他征服了城里人，获得了荣誉、地位、女人之后，他马上想到扁担杨那些歧视过他、压迫过他的杨姓家族的人们。他相信，他的报复是有威慑力的。果然，他的“金屋”落成之后，便“一下子摄去了所有人的魂魄，整个村子都失去了笑声。人们默默地走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吃饭。似乎人人从这楼房上看到了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心里闷。它像怪物一样竖在人们眼前，躲是躲不过的……”所以，便有了小说开篇主人公登临金屋楼顶今非昔比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有了他冲着扁担杨大驾“操你妈”的宣泄欲。

也许有人会问，作家塑造这样一个形像，难道仅仅是为了展示一个心灵畸形的中国式于连的形像，是为了谴责这造成人的心灵畸形的社会原因？我认为，不仅仅在此。只有把“金屋”放在历史与未来的坐标系上，把杨如意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才可以理解作家的匠心所在。当然，这一切我们从扁担杨人对“金屋”的不同反响中便可略知一二。

二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是儒家文化浸润日久的领地。我们曾经有过那样悠长的安贫乐道的岁月。因为封闭、保守，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因为贫困、落后，他们变得踟蹰不前。但是，当西风东渐，国门大开，当商品经济这个最活跃的元素以几何级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时，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如许应当享受的生活，如许应当把握的人生。于是，他们焦急，他们不安。但是，对于扁担杨村的芸芸众生而言，杨如意的“金屋”便是最具体最切实的存在。他们惶惑不安，他们向往钦慕，他们嫉妒和仇视。于是，悲剧和喜剧，正剧和闹剧便在“金屋”的观照下无声无息或是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扁担杨村那种周而复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被彻底打乱了。

首先，是高考落榜的春堂子服毒自杀了。春堂子曾经渴望依靠读书但终于没能摆脱自己依然修地球的命运。他羞于却又无可奈何地依靠家里那头配种的公猪白花花的精液为他换取媳妇结婚的日子已经定下了，他却服毒自杀了。接着，是年轻的姑娘麦玲子失踪了。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麦玲子，她闻见全村人包括自己身上都有一股洗不掉的臭味。她渴望着有一个男人哪怕是自己最嫉恨的杨如意能占有她。她点燃了自家的草垛并终于引起了全村的连锁反应。她忍受不了扁担杨村这令人窒息的死水一般的日子，终于勇敢地出走了。随之，是林娃河娃两兄弟的铤而走险。为了办工厂他们变卖了自家的所有财产包括年近古稀的老娘的棺木，为了凑够一个整数混迹于赌场，为了弥补受骗的损失贸然向杨如意“下帖”而致锒铛入狱。还有懦弱的缺少阳刚之气的来来的性变态……这一切，都因为“金屋”的存在，都因这他们抗拒不了诱惑曾走进了这幢神秘的楼屋。

这是天方夜谭，还是神话新编？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如果不是凭空臆测或强加于作者和读者的话，我们可以说，“金屋”是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一个缩影，它指向人的自由、舒展、幸福和未来。它不仅体现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还充分表现着获得自由的人们高扬的主体性。所以，无论是春堂子、麦玲子、林娃河娃还是来来，在金屋的观照下，都充分认识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才真正明白了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获取的一切。也许，他们过于急躁，过于轻浮，他们心理加速度地迅速倾斜以至完全失去平衡。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历史蜕变期中理性的困惑而带来的生命躁动，这种因为人的欲望的释放、价值观念的变革而带来的社会震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觉醒，是对旧的秩序的破坏，对新的生活的召唤。历史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恐怕他们还要在封闭保守的愚昧状态下“穷过渡”。所以，我们不能一味谴责历史对道德的遗忘和践踏，这或许是作家的初衷。

这是另一种参照系。

他们曾是这块土地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精神和肉体上，曾一度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但是，“金屋”使他们惶恐、不安，他们为行将失去的拼命阻挡和反抗，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为我们评判金屋和它的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

杨书印，这个利用我们不健全的政治制度统治了扁担杨村三十八年的村长，尽管他粗识文墨，却谙熟如何运用心机和智慧，去紧紧地执掌权力和驾驭人才。金屋的出现，凭着本能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对他的权力将是致命的威胁。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座楼房的事！他企图用“村政规划”等一系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段扒掉“金屋”，制服这个桀骜不驯的“带肚儿”，但是，历史的大潮不可逆转，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他那封建家长式的统治的巨手再也遮不住扁担杨的天空了。他终于被杨如意打败了！他没有逃脱历任支书一样的命运，以当众撒尿而告统治的结束。

与杨书印相反，族长瘸爷却是一个让人婉惜的角色。而对金屋的出现，扁担杨人价值观念的迅速变革，他慨叹古风不存，“仁义”殆尽。他以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剧角色，企图阻挡现代文明对封建伦理的冲击。但是，瘸爷请来的小阴阳先生的三道神符却没有镇住“金屋”对人的盅惑，他绞尽脑汁依然没有参透搅得全村人不得安宁的符号“⊙”，最后，只好以死相搏，为“仁义”之不存殉身。

村长和族长悲剧性的命运安排，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了金屋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可以说，对于腐朽和落后的封建残余而言，金屋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它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三

扁担杨人如此躁动不安如此人仰马翻的原因何在呢？从表面上看，是“金屋”在诱惑着他们召引着他们；究其实，他们的灵魂深处又是什么在驱使在作祟呢？如果读者细心的话，我们便不难看出，是作品中多次写到的那种“绿色的火苗”，它燃烧在扁担杨人的心底又映现在他们的眼睛里。

还是先看看狗儿杨如意吧！当他登上“金屋”俯视扁担杨的黄土地，回顾二十余年痛苦的岁月时，“高度兴奋使他的眼睛里燃烧着绿色的火苗”，当他企图占有县卫校学生惠惠时，眼睛里“莹莹地闪着绿火一般的亮光”，当他打算收拾林娃河娃两兄弟时，当他面对仓库主任、村长杨书印时，心底里都流露出这种“绿光”。当然，还有扁担杨的芸芸众生：如偷窥麦玲子洗澡时的来来，有周旋在赌场时的林娃河娃，有注视着“金屋”时的春堂子……，总之，是狗儿杨如意点燃了扁担杨的“遍地绿火”。他们才向往金钱向往财富向往女人，向往一切应当属于人的那份自由。他们才觉得活得窝囊活得可怜，他们才打女人发无名火，才觉得日子没法过了。

也许，这种“绿火”不难理解，它便是人们多年来不愿谈及但生理学心理学皆证明存在的人的情欲。这种代表着情欲的绿火是扁担杨人躁动不安的精神内核，渴求变革的原始动力。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李佩甫以一种敏锐的历史感悟力，肯定了这种情欲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相信，没有狗儿的报复欲占有欲，便没有扁担杨芸芸众生的觉醒。尽管这种一旦觉醒的情欲泛滥开来如脱缰的野马，但这是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写道的：“卑劣的情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活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诚然，情欲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动力，它本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但是，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的，他还是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人不可能不受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的制约和影响。情欲因此便有双重的潜在的可能性。它可能导向恶，也可能导向善。因此，李佩甫对扁担杨人因为观念的裂变而带来的理性困惑，对他们因为现实的急邃变化而带来的心理倾斜，也给予了善意的批评。因为这群农民的儿子毕竟和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传统文化的因袭，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决定了他们如果要想成为真正健全的人还要经历“千百年血与火的冶炼熬煎”。所以，他们便不无惋惜地看到狗儿用金钱如何腐蚀他人也腐蚀自己，如何依赖金钱去俘虏年幼无知的惠惠，看到他眼睛里流泄出兽性的绿光，这兽性的绿光驱使着他以恶报恶，冒险竞争。同时，他们还看到来来的性变态，麦玲子的纵火，林娃河娃的“下帖”。这种种描写皆寄寓了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意向。尽管如此，作家站在一种历史的高度，最终肯定了情欲，情欲中“恶”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杠杆”作用。结尾时他写道：狗儿虽然被来自前后左右的势力挤垮了、失踪了，但他盖下的“金屋”已“高高矗立在扁担杨的土地上”。“它已扎在扁担杨人的眼睛里、心窝里”。他相信：“总还会有人们进去的，它太引人了。”果然，那个被束缚了一百天的独根终于走进了楼屋。十年了，杨如意又回来了，他“张狂着要盖一所更大更高级的房子”。

四

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李佩甫是一位不断“改变自己，拓展自己”的锐意内蕴的歌手。《金屋》和他以往的作品比较，除了保持他对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的现实主义特色外，还多了几分现代主义的色彩。如“金屋”这个具像，在这部不到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四十余次。金屋的神秘莫测变幻多端，它所具有的多重象征意味，使金屋超越了具像产生了丰富的审美内涵。同时，作品中对村人恐惧金屋的心态展示，小独根梦中的呓语，族长瘸爷至死解不开的符号“⊙”，都写得扑朔迷离令人费解。无疑，这种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种以现实为依托来张扬艺术追求的探索，拓展了作品的内蕴，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超越现实的阅读感受。但是，我们又感到，以金屋为视角观照时代民众躁动不安的灵魂，并以此为核心来组织人际关系冲突、时空推移转换，固然有结构紧凑、叙事集中的优势，但不免使人感到视野过于狭窄，似乎作家因此遮蔽了艺术想象的天空。和作家另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七十五代玄孙》比较，便缺少了那种历史与现实大跨度组合的广阔风貌。作为长篇小说这种体裁，以一个具像为轴心为视角来组织、透视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变迁、观念演绎、人际冲突，似乎让人有捉襟见肘之感。作家完全可以不必拘泥于“金屋”这个具像，而应将笔墨伸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当然，这些都是白璧微瑕，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对于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而言，《金屋》无疑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1992年5月

【注释】

[1]见《当代作家》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