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特务机关
在伪政府成立典礼上，南市警备队特务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了各种日本情报机构与其中国合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1]1937年至1941年期间，“上海孤岛”立刻如战时的卡萨布兰卡或里斯本一样，成为间谍、情报人员、奸细的避风港。日本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相当复杂。[2]战争结束前，日本的上海特务机关分成7个课：经济课、政治课、情报课、宣传课、财政课、建设课、总务课。最初，这一特务机关（包括隶属军队的文官）受使馆领导，由设在江湾五角场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管辖。[3]
但是，这仅仅是该市若干日本情报机构中的一个。当代表日本领事馆、“支那新闻社”、日本军方、宪兵队等不同部门的情报机构的首领聚集在文监师路上的日本俱乐部里协调其行动的时候，通常会有20多个首领到场。[4]就高水平的政治情报工作而言，这些秘密机构中最有活力的，乃是著名的梅机关，即华东日军的特务组织。[5]上海最重要的反间谍和秘密活动的实施者，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机关，其总部设在虹口地区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内。[6]由此，它隐蔽地控制着一个范围广泛的网络，包括虹口的黑社会成员，他们“保护”咖啡吧、啤酒馆、饭店和舞厅的花天酒地的生活。[7]
例如，宪兵队的沪西情报课由一个叫丁健坤的声名狼藉的流氓和赌棍控制着，他指挥的私人团伙由20个流氓组成，日本人提供武装。[8]丁健坤的指挥部设在极司菲尔路25—27号，下设两个分部，一在极司菲尔路12号，一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内。[9]然而，每个分部也都在黑社会的控制下行动，他们对平民敲诈勒索，以及依靠日本人提供的枪械进行武装抢劫，这使得丁健坤被迫枪毙了一个分部头目，关闭了分部。[10]最后，丁健坤自己的总部也关闭了，表面上的原因是没有成效，其成员在向日本交还枪支之后被遣散。[11]
宪兵队对丁健坤的利用，是上海日占区的一个特色。美国财政代表尼科尔森（Nicholson）在1938年12月16日向麻醉药品局报告：
毒品销售也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一个特色。[13]
虽然国民政府在1939年向国际联盟报告说，中国任何地方的罂粟种植量都不再增长，但是毒品瘾的程度却厉害异常。[14]在苏州，鸦片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据报有500家烟馆。杭州对鸦片的管束非常松弛。北平则有314家官方认可的公共鸦片馆。汉口有32家鸦片批发铺、340家鸦片馆以及120家经营鸦片的旅馆，每天向55，000个烟民销售4，000盎司的鸦片。而在广东的某些地区，据说米贩子和毒品贩子的人数比例为1∶3或1∶4。[15]
随着日军对这些地区的逐一占领，占领当局在东京的兴亚院的总方向指导下，寻求垄断和扩大毒品的非法交易。[16]于是，南京便成了长江下游的鸦片贸易的中心。至1939年，纯海洛因约卖300元1盎司，整个南京城内的毒品贩子多达2，400人，其中有许多是警察，他们将毒品卖给6万成年人乃至儿童，而这占到南京总人口的1/8！至1941年，伪政权首都的郊外开辟了罂粟种植地，伪内政部部长陈群辖下的禁烟局每月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可征到300万元的税收。[17]占据总税赋1/3的这些税收，显然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每月另有300万元则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和诸特务机关。[18]
上海的逃难人口急剧膨胀，这隐含着更大的潜在利益，日本人手中掌握着大量鸦片，其军队如今控制着经过绥远的土耳其交通道，故能够顺利地与伪满洲国进行鸦片交易。[19]当时，上海的毒品交易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行政或警察的功能，最早掌握在蒋介石的禁烟局手中，它向瘾君子们出卖许可证，一旦他们被发现拥有毒品则可免遭逮捕；另一方面是商业或帮会的功能，由帮会支持的毒品卡特尔维持，帮会负责向零售商和街头小贩供应毒品。在战前的上海，这两种功能都由青帮头目杜月笙一人承担，他同时执掌着颁发许可证的禁烟局以及供应毒品的企业联合组织。当上海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后，杜月笙去了香港，留下几个亲信，试图将青帮聚合起来。[20]
日本人一夺得对上海华人的治理权，一个名叫顾家斋（Gu Jiazhai或Ku Chia-chai）的前青帮成员便与土肥原司令的一名台湾籍特工接触，他正在筹建一个新的毒品生产联合组织，希望向日本特务机关申请鸦片经营的垄断许可，其交换条件是，先付现金100万元，此后再每月支付20万。但是，日本人并不信任顾家斋，遂转而支持杜月笙：假若他能回到上海，为了日本人而动用青帮，则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杜月笙含糊地推辞了，他更愿意自己走私云南、贵州鸦片，经香港而进入日占区。[21]
在这些谈判缓慢进行的同时，上海伪政府开始颁发经营麻醉品的许可证。[22]日本军方也在与地方毒品贩子谈妥金融支持的条件——通过日本银行给予预付款——之后，从大连向上海运入鸦片。[23]当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提议后，特务机关便将供应毒品和批准经营许可证两个职能分开了。
一方面，在陈群部长的支持下，特务部组织了一个上海鸦片商的新联合体，由苏民银行董事长盛幼盦出任首领，此人并不依附于杜月笙。[24]另一方面，1938年12月，日本军事当局与伪南京维新政府的官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在百老汇大厦5楼开设苏浙皖禁烟局。新局长余均青有特务机关的三个代表作为“顾问”：田中、里见、夫滨。他们被授权控制鸦片的进口和分配，强制执行对鸦片行和烟民的许可条件，以及征收鸦片交易的税金。他们也将鸦片的供应和许可证颁发职能重新纳入了同一个机构。上海与歹土的58个鸦片行，不得不向百老汇5楼的禁烟局申请鸦片销售许可，歹土地区的极司菲尔路94号设立了一个禁烟分局，由北冈上尉担任首领。[25]
禁烟局表面上是中国伪维新政府的一个机构，但是背后则隐藏着日军特务部的势力，这便很快引发了有关管辖权的争论，并于1939年6月达到顶点：伪政府将许可证颁发权收归自己所有，组成了“上海地方禁烟局”，向本市鸦片行征收印花税——每销出12盎司鸦片，就交纳1.80元。[26]同时，东京的兴亚院则命令特务机关将三省禁烟局合并成由田中和里见领导的一个独立机构。这个新的鸦片专利官署离开了百老汇大厦，设在北四川路912号，称作华中宏济善堂。其主要任务乃是分发三井公司根据需求而运来的伊朗鸦片（“红鸦片”）箱。按照公共租界警方之说，这一组织的优点在于“它不必再购买以及积压大宗鸦片”，这就使得工部局警务处更加难以捕捉他们。他们的事业是如此地成功，以至1941年6月2日宏济善堂在丽都舞厅举办两周年庆祝舞会时，有1，000多宾客出席，整个活动由设在公共租界内的工部局警务处的巡捕和探员进行安全保卫。[27]
注释
[1]日文资料有时候有“特务部”与“特务机关”的区别，见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85。“特务机关”是向东京的皇军参谋本部负责的，“宪兵”则向当地的警备司令部负责。见Stephan,The Russian Fascists，64。一个被俘的日本密码员（原属日本领事馆）在1945年接受缅甸战略工作部审讯时称，原田大佐在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间，任上海特务机关长。见“POW Interrogation on Japanese Activities in Shanghai”，OSS,XL11759，25/6/45，第1—2页。
[2]关于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及其中国、蒙古、朝鲜、白俄合作者等的耸人听闻的描述，见钟鹤鸣《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
[3]OSS,XL11759，25/6/45，3.
[4]SMP,D-8597，12/7/38。亦见OSS,XL11759，25/6/45，第1—2页。
[5]国际间谍处的处长乃是陈恭澍，前军统特工，受戴笠领导。陈氏在为日本效力期间，撰写了《蓝衣社内幕》“一书，对日本人理解中国特务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6页。
[6]CWR，1939年1月14日，第213页。
[7]CC，1936年2月20日，第177页。特工机关获得的收益往往返回到东京，而宪兵的收益则流入了日本军方的私人腰包。见Stephan,The Russian Fascists，第65页。
[8]该处原来是在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扶植下组织起来的，后来则置于极司菲尔路94号的宪兵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之下。见SMP,D-8373/12，18/11/40。特工总部的另一支队伍由王子英指挥，也置于宪兵的直接控制下，可能曾奉命暗杀当地支持中国抗日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见Political Terrorism Unabated Here，92。
[9]SMP,D-8373/12，21/5/40；BFOR,F-1534，4/3/40，FO371-24682.
[10]SMP,D-8373/12，22/12/39、7/6/40.
[11]SMP,D-8373/12，28/11/40.
[12]M.R.Nicholson之报告，893.114 Narcotics/2417，引自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40。
[13]1938年，满洲的鸦片销售额占了日本政府总预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关东军的军饷。见Adams,China:Asia's Profitable Plague，382；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47；Jones,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85—86。
[14]在国民政府禁烟法的制约下，主要的鸦片生产省份声称，不再种植这类植物。蒋介石假装相信了这些报告，并将它们呈递国际联盟。见Madancy,Propaganda versus Practice，32。
[15]Madancy,Propaganda versus Practice，30.
[16]见Parssinen、Meyer,International Narcotics Traffick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49.“长春、奉天、旅顺、齐齐哈尔以及哈尔滨都建立了工厂，以生产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朝鲜与中国台湾的鸦片产量增长到可以满足伪满洲国的大量进口需求。”见Stephan,The Russian Fascists，66。至1940年，华北消费的大部分鸦片都产于内蒙古（绥远），那里的一个城市中，如太原，竟有40%以上的居民是瘾君子。见Opium Profits in North China，551—552。
[17]由杜月笙资助的一所中学的校长陈群，乃是上海毒品头子的亲密朋友。他除了在伪维新政府中担任伪内政部部长外，还是青年会、警察学院和移民训练学校的负责人。见“《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纲》”“伪维新政府组织系统及重要职员表（1939年9月10日）”，第311页附；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134页。亦见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39。
[18]Bates,M.S.，The Narcotics Situation in Nanking and Other Occupied Areas，525—527.重庆当局指责日本人出于三个原因而鼓励毒品泛滥：一、增加税收；二、维持不受欢迎的日本人和朝鲜人的生计；三、用毒害中国人民的方式，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见Madancy,Propaganda versus Practice，29—30、33。
[19]CWR，1937年12月25日，第88—90页。
[20]魏斐德：《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27—1937》，第十五章。关于杜月笙在香港为国民政权从事情报活动，以及他与戴笠搭档将鸦片从四川运到沿海的情况，见江绍贞：《杜月笙》，第317页；Adams,China:Asia's Profitable Plague，382。
[21]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38—41.一年多以前，日本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他们所期望的谣传：杜月笙改变了主意，派遣了由10名门徒组成的代表团，重建青帮，以打击国民党，支持占领当局。尽管上海青帮首脑中有一批人——如耿嘉基、谢葆生、高鑫宝等——支持日本人，但是这一谣传并无根据。见SMP,D-9319，6/2/40。
译者注：本段正文中的“顾家斋”一名系音译，因为目前无法找到史料以确认其汉文名。本书作者的研究助理John Williams解释云：“工部局警务处的文书D-9319，6/2/40号提到了一个名为Geng Jiaji（耿嘉基）的人，也是亲日的前杜月笙党徒；但是并无Ku Chia-chai。我还查了Brian Martin的书，亦未谈及Gu（Ku）姓者。”
[22]南市的鸦片垄断者试图将烟民许可制度扩展至租界地区，但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其协议遂未达成。见CWR，1937年12月25日，第88—90页，以及1938年3月19日，第57—58页。亦见RDS，893.00 P.R.Shanghai/119（1938年8月），第21页。
[23]RDS，893.00 P.R.Shanghai/121（1938年10月），第20页；Shanghai/123（1938年12月），第22页；以及Shanghai/125（1939年2月），第17页。
[24]SMP,D-8292 A（C），29/1/40.
[25]SMP,D-8292 A（C），28/5/41.
[26]余均青被任命为新的局长，办公处仍设在百老汇大厦内。
[27]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卢英上校是这些客人之一，见SMP,D-8292 A（C），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