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及其基本问题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现代社会被频繁使用的一个热门词汇。从汉语的词源上说，中国古代文言文以单音词为主。文，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许慎《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意思是说青色与红色不同的颜色交错相画就是本义。色彩交错有区别之义，所以段注又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由此引申为文字，并进一步引申为文籍、文章、文学等。化，本义为教化。

在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即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表述，这也许是“文”“化”联合使用的最早形式，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可以认知时节的变化；注重伦理道德，能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在中国的众多古书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西汉史学家刘向在其创作的《说苑·指武》中有言：“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中所指的“文化”与“武力”相对，着意于强调文德治理，以文化人，反对单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野蛮行为，提倡以人类文明的道德伦理和礼仪实施教化、改造。

回顾“文化”概念在西方的历史，我们发现“文化”源自拉丁字cultura，这个概念仍存于近代的许多欧洲语言中。cultura原来的意思是指培养或照料某些东西，诸如作物或牲口。所以，“文化”这一术语与它的同源词“培育、养育”（cultivation）的意义相近。而“培育”这个词又表示“培养”“生长”和“生产”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有了许多派生词和固定词组，如“农业”（agriculture），“人工养殖的珍珠”（cultured Pearls），“细菌培养”（bacterial cultures）等。随着“文化”这个词在这一意义上的扩展，它又具备了“受过良好的培育”的意义，如“有教养的人”（the cultivated or cultured man），即具备了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学、艺术和文化知识的人，受过文明教育和优雅教育的人。[1]所以，从16世纪早期起，“文化”的意思从畜牧领域扩展到人类发展进程，从培育作物扩展到培育心灵。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又有了可以被解释的“古典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广义地界定如下：文化是发展和提升人类才能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吸收学术与艺术作品而得到推动，并与现时代的进步性有联系。[2]总之，与中国古代“文化”之原始意义更强调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不同，西方国家的“文化”的基本含义表示“耕耘”“农作”，也意指个性的形成，个人的培养。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不同含义越来越趋近。

爱德华·B.泰勒在其专著《原始文化》里写道：“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泰勒认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学而知之的，是共同享有的；这两点是领悟人类在社会上所作所为的性质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因素。泰勒的定义至今仍不失为经典名言。同样，格尔兹也将文化概括为：“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3]

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的概念》一书中也从符号学的意义出发将文化概念界定为“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4]这一定义既阐明了文化结构方式、主要表现形式，又强调文化作为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因素，其作为价值观的重要性，特别是阐明了文化作为符号，人类群体对它的习得和传播。

赫尔德尔在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给文化定位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不容置疑的组成部分。二是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用德国学者赫尔德尔的话说，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三是文化有明显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5]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的权威定论。后来，英国学者威廉斯进一步扩大了“文化”这个词的意涵。他认为，英语中有几个最难解释的词，诸如“文化”等，因为关于“文化”的准确定义总能够被无穷无尽地界定和修改，但总的来看，文化有一种最广泛的总体综合性原则。威廉斯认为文化的当代用法大致有三个：“用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全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象征知识、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6]

我们还要注意一下人类学家哈里斯在《文化的起源》对“文化”的相关论述：“所有文化总的来说都是沿平行和会聚的轨道演进的，对生产、生殖、生产强化和资源枯竭这一进程的认识完全可以使我们预测文化演进的轨道。”[7]作为人类学家的哈里斯不是用基因或心理因素，而是用人类对变化着的生态条件的适应来解释人类变化无穷的文化行为。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里将文化分为了物质设备、精神方面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人的物质设备居于文化的四个方面之首：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精神方面的文化包括种种知识，道德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另外，说话也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知识的成熟就等于一个人在社会中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当他获得了文化中全部的礼仪及伦理的公式后，由他加入的社会组织及担负的社会责任就会完全显现。最后，社会集团的组织是物质设备及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不能和它的物质或精神基础相分离。社会组织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在任何人类社会中，社会生活是系于地域上的集居，例如市镇、乡村及邻舍。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聚集地、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则或习惯的结果，这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属于精神文化。

此外，斯宾格勒从生命哲学的理念出发，将“文化”也定义成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人类生命的一切表现性的活动，更是指具有醒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生命的一种自由的“符号”创造行为，前者是以血液与土地、种族与家族等为基础的，体现了生命最深层的大宇宙的特性，如节奏、时间、生成等，而后者则是以自由的、创造的醒觉存在为基础的，体现了生命的属于小宇宙的特性，如张力、空间、已成。斯宾格勒说：“文化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8]

文化是生命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现，它是历史之中的生命所展示的一种世界图像，因此，对历史和生命的奥秘的探寻必须透过这些象征和图像来进行，斯宾格勒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观相”的方法。这是一种直观的方法，一种诉诸心灵的内视的方法，它有赖的不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关系，而是个体的精神慧眼，是个体对历史中的生命的切身体验。“观相即是通过可见的形式和表现来对某一个体的过去与未来的命运的预断，由于任何个体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个体，都是某一文化中的个体，故而，一方面，它的命运即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的暗示，而另一方面，要透视它的命运，就必须有一种在文化和历史中进行直观和综合的能力。”[9]因此，斯宾格勒的文化观是一种文化历史哲学观，一种文化形态学观，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是人类心灵表现自身的方式；而历史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形态组成的多元的世界，各个文化皆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产生、发展和衰落，各自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质。梁启超先生也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具有价值的共业也。”这种文化有机体、文化形态学的理念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这一概念是很有帮助的。

文化是人类在不断认识自我、认识自然、改造自我、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并获得人们共同认可和使用的一种符号。它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另外，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塔德及其同事在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时采用了“文化维度（Culture Dimension）”的概念。1980年，霍夫斯塔德在调查66个国家的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基于西方文化的四个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刚柔性。后来，他和同事又确立了第五个文化维度，即长期导向。在2010的研究中，他又加入了第六个维度：放纵与约束的相关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或集体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权力距离表示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大的文化成员视权力为社会的基本因素，强调强制力和指示性权力，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则认为权力的运用应当合法，重视专家或合法性的权力。不确定性规避表示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态度。对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强的文化往往有明确的社会规范和原则来指导几乎所有情况下发生的行为，而规避不确定性程度较弱的文化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就不那么明确和严格。男性/女性气质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阳刚型社会的文化成员赞扬成就、雄心、物质、权力和决断性，而阴柔型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长、短期导向反映了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长期导向高的社会，人们倾向于节俭、积累、容忍和传统，追求长期稳定和高水平的生活。短期导向高的社会，人们倾向于消费、速度和开放。最后，关于放纵与约束，它与人们享受生活的基本欲望相关。

正如霍夫斯塔德在不断增加文化的维度一样，文化的维度和层面很难被完整、精确地界定下来。进入20世纪，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等，都已经和20世纪以前大有不同，随着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家和新的思想流派。特别是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以及艺术中的广泛运动，使得人们明显地偏离了“现代性”工业文明所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传统。如果把“文化”只用来指涉智力或精神发展的过程，那这也仅为文化的古典概念。20世纪出现了各种学科的互渗，古典概念就让位于各种人类学、社会学等方向的文化概念。

如今，世界已全面进入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种涵盖面极广的力量，虽然很难让人们对其轻易加以分析，但它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其速度和密度近年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全球化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在主体形式的生成与消除，以及它对民族身份、区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传统形式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学者也纷纷开始注意文化的更深层含义。一方面，文化可以用来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它们一般以美学的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是娱乐。

当然，文化还涉及人种学、历史编纂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学史等深奥学科的知识。但是，萨义德等学者更加关注的是从文化角度来思考现代西方帝国主义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已然成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所以，萨义德提醒人们：“关于文化的这种观念现在的问题是，它不仅要你尊重自己的文化，而且要你用一种脱离日常世界的超越性方式来思考之。[10]”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我们在反对文化统一性的同时，也重视文化的多元化、异质性。我们在反对封闭的同时，也寻求对话，这种对话能够表达出由于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而拥有的多样的、矛盾的和复杂的立场观点。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实现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交往理性”。在全球化中，我们要做的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而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的文化。

二、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中心主义，也可称作民族优越感，它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正如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说：“文化就是一张地图，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站在某一张以自己为中心的文化地图上去观照其他地区的异文化。”从文化中心主义出发，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文化进化论代表人物泰勒主张，文化是进化的，技艺、工具以至各种文化现象都有其发展的历史，成系列的事实总是按其特有的发展顺序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它们不会倒过来，按反方向排列，即从低级上升到高级而不是从高级降低到低级。

泰勒在其著作《原始社会》中具体地把人类文化的进步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按阶段进化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因此，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文化是优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文化的。这种强调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先进与落后的观点在19世纪末以前曾占据着基本文化观的主要位置，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文化进化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是不能评价和比较的，如果从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看，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哪种文化比别的更好，文化应该由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文化类型主要是建立在文化条件的基础上，而这些条件本身则是历史造成的，既受该民族内部发展的影响，也受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赫斯科维茨在历史特殊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自在的体系，不会重复，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无法比较，文化价值没有共同的一般等价物，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估价应该是相对的。”[11]

将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进行一下比较，不难发现，前者强调文化的一元性，后者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那么谁又居于进化的顶端？答案很明显：西方文化，或者进一步说，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核心和基石的白人文化才是人类文化发展中处于最先进阶段的文化，只有它才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等观念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更强化着这种普遍性的意识。因此，西方中心论是一种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有色眼镜，它本质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处于这种文化中，便不自觉地拥有这种“看法”。

西方中心论者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最应普及全世界；而与之相对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指出，西方对东方的解读多是西方文化强加东方文化，是西方文化霸权专制的结果。这些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中西方在思维、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关于世界、宇宙的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性的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性。

差异性衍生出的是误读、曲解与变异，融合性发展出的是交流、对话与沟通。美国哈佛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在强调用东方思想对治现代西方文明弊病时指出：“认为欧洲和亚洲的一小块地方构成了整个世界，这不过是我们西方人骄傲自大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对将近一半人类的经验视而不见。在这个交流普遍而便捷的时代，整合这两部分人类经验将是格外可取的。”[12]

西方普遍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正逐渐被文化相对主义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个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不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受到尊重。美国著名跨文化交流学者萨瓦姆（Larry.A.Samovar）就认为：“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种族中心的意向所影响。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最先进的和最标准的文化。种族中心的观点不一定是错误的和无用的。在某种意义上，种族中心的人生观是‘正确的’；对某一特定的人民和地区来说，在其特定地区中发展起来的反应的模式是相当有意义的。但是对种族中心的意向的意识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种思想：根据我们的文化偏见加以否定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确的。”[13]

理查德·F.冯多伦（Richard F.Von Dohlen）曾给“文化相对主义”下过一个初步的定义：文化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道德理论，即一切价值均与它们处于其中的文化相关。反过来说，没有普遍价值。没有超越一切文化的价值，也没有人类可以借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抑或什么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这样的普遍价值。这一立场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要判断一种文化什么方面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无法从该文化的外部来作出。判断一种特定的做法或行为是否与一种文化的价值观相一致，这是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判断那些价值观本身是好是坏，就做不到了。[14]

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赫斯克维奇（Melville J.Herskovits）也曾言：“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异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着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15]文化相对论的核心是要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差异和独特价值，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和共同发展，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也为近几十年来日渐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文化相对论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明确反对某一文化居于中心地位的观点，要求承认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和贡献，每个文化集团都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16]但是，有一点要值得注意，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反对种族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理论利器，它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的地位和文化间的差异性，容易催生民族分离主义，也容易被“新种族主义”所利用，在西方一些多民族国家的实践中，被批评为影响国家统一认同的文化思潮。有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过于关注某一特定文化的价值观的相对性，而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交流方面变得相当保守。

三、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

提起“全球化”这一词汇会引起人们在情感上各不相同的反响。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一幸福的源泉，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有的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国际的文明社会即将会到来，有助于出现一个和平与民主化的新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它意味着一种威胁，即美国将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其文化后果将是世界被同化得像是一个移位了的迪斯尼乐园。

正如一个人可以欢迎后现代时期与后现代观点中的新自由，特别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忧伤地哀悼现代社会的光辉的消失：艺术上现代主义的光彩与潜在价位的流逝，以及作为人类存在基本要素的历史的消失。就全球化现象的文化方面来看，它让人们仿佛经历着一场文化地震，与其说它是一种威胁，倒不如说它是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的挑战：原先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传统如今陷于崩解，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多种选择。[17]

事实上，全球化是全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全球化首先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有限的世界里，这世界中所有的因素相互作用，自成体系。全球化也表现在思想、科技、娱乐从地球的一个角落传播到另一个角落。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更兼有思维、文化和行为的方式。全球化本身既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人们对全球化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可以成为你对全球化的一个态度，但如果大家都能在对全球化的实际进程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再去表达，那么对诸如欢迎还是拒绝全球化、现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还是全球化的神话、全球化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等问题的回答就能更加理性和明智。

全球化在很广泛的意义上被视为是一个“多维度的”，文化属于全球化的一个“维度”。汤姆林森曾从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对文化进行一番描述，文化可以被理解为是生活秩序，人类在其中通过象征性的再现实践来建构意义。如果我们谈论文化的话，我们指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通过彼此的交流从而使个人的和集体的生活富有意义。我们必须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缠绕在一起的实践中，阐明文化的一种目的感，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生活应该怎么过、应该怎样参考大家共享的认同观念、自我形象具有怎样的吸引力、‘理想的’人类关系的图景是什么样的、人类的成果与幸福的范例是什么等。这就是我想强调的文化的维度感。”[19]从汤姆林森的这一观点来看，他更想强调的是全球化是如何改变了意义构成的语境的：它是怎样影响人们的认同感、对地方的体验以及自我与地方的关系的；它是怎样影响人们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共享的理解力、价值观、欲望、神话、希望与恐惧的。所以，文化的维度跨越了安托尼·吉登斯所说的全球化的“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关系。

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吉登斯认为，自从机械印刷术引入欧洲以来，通信方面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与断裂的重要方面，而正是反思与断裂将现代从传统中分离了出来。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呢？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程度却是更加神速。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还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当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上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最后，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里找得到，例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形成，生产的批售对毫无生气的权力系统的依赖，以及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其他的只与前在的社会秩序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延续性。[20]

把文化理解为全球化组成部分的问题，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文化是有后果的。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直言，“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远方。”[21]现代化打破了缓慢的文化进化过程，促使它飞速前进。文化的惯性虽然很大，但它还是无法经受住现代化猛烈的、强制性的冲击。所有文化都被卷入快速并且是痛苦的转变漩涡之中。另外，现代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发挥其影响力：“一方面，它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物质生活方式，使人们为适应现实生活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使人们对后天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怀疑。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有效性也受到质疑。而这将导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22]

总而言之，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的承诺，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巨大的威胁。全球化虽然是以一种强化和加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继续，但其实质上是现代化这一持久挑战的继续。在文化层面上，这就是多元化的挑战。在文化全球化的不同领域之间，既存在着关系紧张的局面，也存在着彼此的趋同。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个人化，正在出现的全球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在促使个人更加独立于传统和集体性。“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个人生活个体化的强劲势头。在全球化中出现的个体化趋势，是指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产品、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与个人相关的方面，都在适应多样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使作为能力不同的每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个人偏好，围绕个人尊严、个人贡献来自主地建立和安排自己的生活。”[23]

这种个人化与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哈耶克曾对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定义说，“个人主义为美国民族所特有的态度、行为方式以及抱负提供了合理的说明。它赋予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种统一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它指向一种与美国人经验相一致的关于社会组织的理想。特别是，个人主义表达了最能代表美国民族意识的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24]而对于个人化，汤姆林森认为它作为一个社会的和心理上的过程，表现于人们的行为和意识，换言之，个人化是一个实际发生的现象，而“个人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直接体现为文化的现代化。文化就是人的文化，人的文化就是人化。因此，传统、现代、现代化的终极层面必然落实到文化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

立足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发现，文化的交流特征不仅仅在于文化符号的解译和编码过程，在于文化定义或文化结构，而且也在于一定意义的成功传播和公开实行中。从这一点来看，文化全球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交流力量对比基本一致的文化力量对比如何发展。在有赖于不同政治和世界观流派的细微差别中，民族文化观在大多数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25]全球化乐观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正处于产生之中，这种文化意味着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进一步混合发展，区域之间的文化障碍得以克服，文化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蓬勃发展。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不是发生了混合，而是西方结构的过度化，它使发展中的文化边缘化，并要求进行适应调整。在一些悲观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文化侵略的过程。在全球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不是跨文化认同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终结，就是恪守各自的文化同一性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信条。

总的来看，全球化就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这种同质化的过程是一种全球化范围内的新形态的人类生活走向趋同化、一体化。但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文化的同质化有可能就是文化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化的主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西方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他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观之，把全球化理解为人类的一体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过程，不能说没有道理。”[26]这种强势的西方化无疑给人带来了一种焦虑或者说是恐惧。这种恐惧是基于对民族性的消失或地方性的消失。

全球化实现了让资本、商品和劳务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在国与国和洲与洲之间自由流动，并且更加轻易地绕过国家的边界壁垒，传统的国家主权和边界概念似乎正在消解。空前扩张的大众传播技术将各个地区的各种人群纳入一张大网，使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更加趋同。“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但正如安东尼·史密斯的发问：我们能够真正接受一个没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世界吗？民族国家情愿地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给一些全洲性的或全球性的组织，让它们成为人们效忠和情感寄托的对象，这会是可能的事情吗？[27]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28]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之间的冲突成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球化让人们感觉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同时也展示出“地方性”，即文化的差异——特殊性。“全球——地方”的关系也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人们已经目睹了全球化所拥有摧毁一切的力量，不单是在经济领域，当它触及一种脆弱的文化时，在文化领域更为明显。比如在某个欠发达或边缘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突然接触时，经常会导致自我的丧失和这个地区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自卑感。“一种文化屈服于另一种文化的成员实施的政治管理，无论何时，都是不公正的。”[29]而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的条件下，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地区文化认同性的压力日益增强的势头。由西方所体现的现代化对人们心理上的冲击，就造成了对现存社会制度、对压制着本民族发展的帝国政治体制和对限制着自己国家的自由和权利的“阵营”的反叛的大势所趋。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现象不是一种新的勃兴，而是一种持续存在。也许，思考全球化之下文化的重要后果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去把握：在文化意义上进行说明的“地方”行为，怎样才能具有全球化的结果。[30]

盖尔纳也曾言：“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特殊情况排除在外，民族主义对政治单位和文化保持一致的要求将继续适用。在那个意义上，我们不必预期民族主义的时代将结束。”[31]更进一步而言，也如卡斯特而言：“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这既表现在对现存的民族国家的挑战，也表现在到处存在的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总是声称反对外来者的认同的建构和重构。在民族主义已经因为三重的死亡而沉寂时，这一历史潮流让许多观察者感到惊奇。”[32]

民族文化是某一民族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能够体现本民族特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法农曾将民族文化定义为：“民族文化绝不是一个民间故事，也不是一种认为能够发现人民的真实本性的抽象民粹主义。它绝不是由那些无端行动的缺乏生气的残余物构成的，因为那些行动已变得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当下现实。一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描述和赞扬这种行动并为之辩护的思想领域中做出的全部努力，通过这种努力，人民才将其创造出来并维系它的生存。”[33]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证明其存在即安身立命的唯一方式，这种文化上的认同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充满凝聚力的核心与基础，它赋予人们一种身份，告知了我们是谁。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了“文化身份”的问题。

全球化文化激发了现代人的消费欲望，使文化本身也成了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身份焦虑等真实经验被转换为媒介和符号的文化产业。“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34]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关怀之一，身份研究是伴随着对“自我”的研究渐趋深化的。霍尔说：“用共识语言讲，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35]也就是说，通过认同，使“我”自己以及与“我”同处一个群体中的“其他人”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这对“我”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塑造，也是“我”对于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的贡献，而群体也正是由这样一个一个不同的、重要的“我”所构成的。可以说，自我的身份认同根本地以及主要地是一种个性认同，而自我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也最终体现为群体对个性的积极包容及有效利用。[36]

所以，身份认同就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一种心理历程。文化身份就是“集体自我或真实自我隐藏于许多其他的、更表面化的或人为强加的‘自我’，一个享有同样历史和祖先的群体共有这些‘自我’。”[37]除此之外，一个人的文化身份还与传统的重建、与全球化的冲击、与民族主义国家的构建、与个体日常生活的互相渗透、与自我的反思功能、与性别文化发生着密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

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从文化的维度来看，全球化更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文化全球化并不仅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它很可能要经历文化对抗——互融——更新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相一致的新的文化体系。文化全球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它还是经济、政治、人类学或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很容易在全球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趋同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中迷失。

如今的全球化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并不意味着一种全球同质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的出现，相反，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凸显、学界大批知识分子的内省、批判以及战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许多后发区域维护民族文化传承、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不再是简单地演绎强势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及其他弱势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或抹去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见，全球化只有通过本土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所准备。”[38]

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本国文化、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一个事关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长久发展与延续的重要问题。“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文化已成为民族、国家持久发展的新动力，也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国际话题之一。人们更加趋同于这样的共识：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现代化，越需要多样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越是经济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的表征。一个人没有文化就会轻飘飘，一个国家不重视本国文化则会危机四伏，一个民族如果文化沉沦而削弱文化软实力，其处境将极其危险。”[39]面对全球化的滚滚大潮，如何让文化之间彼此沟通，如何给我们自己定位，如何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增进文化自信，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厘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