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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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3 三大特点

以《内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中医学经典著作,其知识与思想两个层面的现实意义,一直是阅读者所重视的。但作为中医学始创阶段奠基性的扛鼎之作,它们与充分积淀积累之上的著述是否有所不同?初啼是石破天惊的,但初啼毕竟未经时间修饰检验,并且《伤寒杂病论》还有个人著作的特性,都使在阅读的角度上,有需要特别注意之处。

3.1 始创性与批判性阅读

《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皆属始创性著作。它们的始创性表现在或是基础理论的鼻祖,或是临床诊疗体系的始端。

始创性著作是初啼,它是石破天惊的,但它与成熟阶段不同。因为尚未经过长时间实践的反复验证筛选确认,观点难免会带有不符合实际的部分。

人类在见到黑天鹅之前,曾以为凡天鹅都是白的。中医学的许多知识亦都源自经验的积累及推演。

想象与推演,即演绎性,在著述者无意识时,易滑向过度结论;有意识时,才能定位为假说,并用语言标示指明。过度结论与假说都有假设的性质,假设性不是始创性著作所独有,却大概以始创性学术著作最普遍,或者说浓厚的假设性可谓是始创时期学术著作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此问题于我们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

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中,作为著述者,在阐述的方式上,从未对假设类与充分验证类两种知识有过清晰的区分标示。而作为阅读者,在意识中也缺乏分辨这二类知识的敏感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生长于斯的文化。因为文化造就的普遍性,潜移默化中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或者说形成为一种习性,影响着我们对名与实问题的反应。文化原因的严重性在于,如果不经后天的专门训练,我们就会不自知。

举例来说,中医学最重要的五脏系统理论中,每一个脏系统都被分属有体、志、液、华、官窍等各项。对这些属项,每一个脏系统都既无空缺,又无脏系统间的多寡不均;体、志、液、窍等项的每一个,都仅归一个脏系统所属,未曾出现兼属或多属;每一个脏系统的认识程度都处在同一层次、同一水平上,没有悬而不决,未出现某一脏系统领先或滞后于其它,似乎不存在认识条件的限制。极其清楚,非常“完美”。但这些结论没有过度之嫌吗?以当时的条件有无可能做到?比如肺主气、司呼吸理论确实能指导临床;悲属肺理论却不同,临床对悲(如抑郁证)的治疗,并不从肺。理论与治疗的冲突,实际上是理论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理论不符合生命客观规律的表现,提示悲属肺理论需要修正。而这不是脏腑理论中唯一的一个。

《内经》时期在构建人体“整体网络”时,限于当时的认知条件,无法完全从观察与实践总结上升而来,只能借助于哲学取得的认识。但哲学规律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医学规律,哲学以“空降”的方式来到中医学,“硬着陆”带来的“硬伤”,使其对医学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推演(假设)色彩。在五脏系统理论时即表现为强行配置的一面。为此,在实践中,借助临床实际的“检验”反馈,这部分内容悄悄地发生了修正与异化。悲属肺理论即是其中之一。

讨论这一问题,仍不是旨在诟病。假设虽不能视为严格科学意义的假说,但在性质上有相似性,故尔,作为一种方式,自有重要意义。只是需要注意,因为这类著作的类假说特性,有必要建立批判性阅读意识。

“批判”一词或招人反感。但《伤寒论》自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撰用”即“选用”,即批判性选择。因有所被选即有所落选,被选即是肯定,落选即是否定。这里被其选择的是《内经》《难经》。

哲人说“批判是指出他人思想上的限制”,只有在批判性阅读中,那些该坚持的、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因经受的甄别、筛选而突显。

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已经在事实上悄悄地发生了演变,如悲与肺的关系,当悲忧不能自拔时,临床几乎都不会从肺来治疗,那它意味着这一理论全无道理吗?意味着只是悲与肺的关系出现问题吗?还是意味着所有的五志相配乃至更广范围里的理论都需经受批判?批判什么?如何对待?批判性阅读会使这些无意中已经被淘汰过滤掉的理论,变成有意识,变得能慎重。

3.2 奠基性与方法论阅读

经典著作都属奠基性著作。它们或是直接组成或是参与架构了中医学主体理论体系。如此,它们的意义就不可能仅仅是文字所显示出来的知识的与思想的,更重要的还有文字背后的方法论。正是这些方法论,使那些知识性的文字在逻辑上得以联系、在结构上得到支撑、内容才得以成立。

今天的中医人仍然主动地反复阅读这些典籍,是因为它们与当今目下的中医学仍能接得上、接得通。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当今与过往仍是一致的。疾病谱有变,医学知识有推进,研究方法有突破,但方法论未变。

反观之,对经典并不存在版权限制,完全可以自由地对其引用。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重要的原文多已出现在如《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等教材中。但各门经典仍是独立的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里,不顾被引用的重复,逐字逐句,从头读起,而且是读的原文,为此,先要培训古汉语。姑且不论因为《医古文》的开设而增加的负担,各院校教授经典的老师与学经典的学生,其古汉语水平一定高过古汉语与经典专家们合作完成的译文吗?如果不是因方法论,经典如此程度的独立性从何而来?不仅如此,毕业后的职业生涯里,仍有不断主动回溯经典的强大内在要求,那些常读常新,难道不正是因为方法论?至此,方法论解读的需要已不必再赘言了。

可是方法论的解读是困难的。不仅因为方法论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清楚明白地写在书中,复杂性更在于,典籍的著述者在其主观上,方法论意识也未必是清晰的。他当然是有方法的,但方法所利用的原理、其适用的范围、长短优劣所在、不同方法间的关系等等,尤其在中医学的早期阶段,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其情形如,早期的人们,为渡过一片大水,不管是独木舟,还是羊皮筏,都是利用水的浮力。但这只是经验的用。水的浮力与承载重量、与船只大小体积形状的关系,并不精确地知道。更不可能知道的是,还有可利用为潜艇、飞机、隧道等等的原理存在及原理构成。独木舟与羊皮筏的方法,也不是经与潜艇、飞机、隧道等等比对后,主动选择、优胜而出的方法。

过往对中医经典的研究中,是有方法论一项的,但研究普遍缺少为何此时此地用此种方法而不是它种方法,即缺少所用方法间关系(如方法的顺位)的探讨、不同方法所得知识信度的探讨等。

以《内经》为例,其方法包括直接观察、大体解剖、实践经验及分析思辨几大类。由于思辨常借助自然现象、社会结构、哲学、农事、气象等其它专业知识作为逻辑以帮助分析,《内经》所用的这些方法间,它们是何关系?谁是第一顺位,谁是不得已的借助?比如,中医学中,体表的器官都是实指的,而内里的器官则强调“不可实指”(脏腑不是作为实指器官存在,而只是一组组功能的代码符号)。从方法论上说,实指者源于直接观察,不能实指者则结合了思辨。

当一只孔雀站在面前时,人们普遍的做法是直接指认,而不会结合思辨地解释说:孔雀是一种像鸡、只是尾部的羽毛更长更漂亮的鸟。也就是说,直接指认在前,处在第一顺位;借助各种帮助的说明则在其后,是第二或第三顺位。

之所以人们普遍这样顺位,是因为如此方能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那么,如果经典时期的中医学都能如扁鹊“视见垣一方人”,比如有了能透视脏腑的X光机之类,那内里的器官是否也会如体表的器官一样实指呢?也就是说,方法论的研究中,对于所用的方法,要审视该方法的实现,需以哪些条件的满足为前提(诸如脏腑的功能符号性是否因为条件所限的不得已),作出回答,给出方向。

方法论的解读是重要的,未经方法论的解读而作出的事涉方法论的改变,则是轻率的,甚至有可能是失误的。

《内经》中有大量解剖知识,但在各版《内经》教材中,因为是选读,集中讲述解剖知识的原文全遭“落选”,即是被滤过掉了的。对解剖知识的彻底拒绝,也就是对解剖方法的拒绝,如果这一拒绝是方法论层面的,它意味着当今中医学拒绝从机体的结构及其结构的变化以了解生理病理机制这一途径。而若只是一时尚未能找到将现有的生理病理认识与解剖器官挂钩的方法,则这种拒绝当属受限于条件的不得已。二者的不同意味,直接影响到中医学后续发展一个重大路径的抉择。可是,对于大多数只是阅读教材的中医人而言,因不知被“滤过”原文的存在,对悄然发生的关涉方法论的演变却很可能浑然不觉,茫无所知。值得担忧。

有鉴于此,《伤寒杂病论》对《内经》的“撰用”(选用)是否涉及到方法论,就必须纳入阅读思考的范围。

3.3 个人性与所长处阅读

与《内经》等多人合著性典籍不同,《伤寒杂病论》是个人的独著,它在始创性、奠基性特点之外,尚有个人性的特点。

由于个人(或某个流派)性而产生特色性。特色可以是非常犀利的,却也可能是失之全面的。因为个人性著作,其看问题的学术角度、学术立场,非常受其个人原因的制约。著名的“补脾不如补肾”与“补肾不如补脾”矛盾对立,其实只是各观点所持者个人性的体现。

那么如何发现其特点所在?仍可经由比较,看其刻意强调了什么与竟然忽视了什么。

如《内经》以咳嗽为主症的病,都属同一个咳嗽病。它强调的仅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一个规律,这是关于人的规律。但张仲景竟然忽略了五脏六腑咳的问题,却强调咳嗽可有肺痿、肺痈、肺胀等多个不同的病引起,在病与人的双重规律之间,他更强调“病”的规律。这就是张仲景在咳嗽为主症时诊断思路上的个人特点。

而特点未必等于特长。比如张仲景对病因所作的理论阐述,“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2条),只有外感致病因素,未见情志致病因素。这是他的特点,却不能说是特长。

那么如何分析其长短所在?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实践的机会。《伤寒杂病论》是临床专著,对疾病的认识程度以临床实践的机会多寡为前提。也就是说,根据张仲景所接触到的病种及病种的常见与否为线索。《伤寒论》自序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病的死亡率占所有病的七成,发病率只有更高过此数值,医生因诊治此病而累积的经验也将远远多于其它任何一种疾病。所以其书名曰《伤寒杂病论》,而不是其它。《伤寒杂病论》十卷论伤寒,六卷论杂病,伤寒是一个病,杂病是伤寒病之外所有疾病的总称,论述伤寒一个病的内容竟胜过其它各病的总和。并且,杂病部分出现了一个伤寒病时所没有的体例:引用。即“经云”“经曰”“师曰”等。越是其所不熟悉的部分,引用越频繁。也就是说,就伤寒病与杂病部分相较而言,伤寒病是其所长。

若未在实践中遇到,则甚至出现空白。如痿证,在《内经》时已见载,并且《内经》中引用了不止一本书的论述,提示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病,但《伤寒杂病论》中却无该病记录。提示张仲景可能未遇到过这样的病。这是个人的不足性。

二是认识的条件。传统的中医学,是以医生的感官诊察疾病的表现。受限于这样的技术方法,对各脏腑系统的诊断能力一定是不平均的。诊断又是治疗的前提,相应地,治疗的丰富程度在脏腑系统间也会是不同步的。如此,肺系与脾胃系的诊与治就应相对成熟些。确实,以脏腑划分《金匮》的内容可发现,这两个脏系的内容是最多的。反例则是,书中甚至没有一篇专论肝系疾病。

受经历、学识、好恶等等的影响,每个人都各具其长,各有所短,包括张仲景,这一点不用阐述。那么对其擅长的这一部分需要格外注意、格外仔细地研读也就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也应该从其所擅长的部分总结(因为只有此部分才能谈得上学术思想的形成),以此避免总结过度。而对其所不擅长处,应格外保持求证之心,不可盲目教条地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