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30多年前，大学甫毕业，即进入《金匮要略》的教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自然地会有所累积。特别是因为医学院的研究学习经历，因为来香港后，教授其他专业课的经历、某种机缘而接触到人文学科的经历等，“横看成岭侧成峰”，产生了新的理解角度，再来读《金匮》就有了些不同的感悟，于是想把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参与对仲景学术的讨论，哪怕是供同道批判呢（西方哲学认为批判的意义是指出思想的限制）。这就是这本书的朴素起意。这起意随着自己学术观点的越加鲜明，变得愈加强烈，染恙莫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未完成的心愿。

及至动笔落实，发现远不是记录下来那么简单。从动笔算起，已写了近十稿、十多年，观点、结构都调整了多次，包括文字也转变为对平易的自觉追求。总算完工了。

《我读〈金匮〉》本是暂拟名，感谢出版社，尤其编辑东枢老师，反复商量后，竟用成了它。于我，这算是遇上了伯乐般的幸运。因其使我有了表达的最大空间。

私以为，经典的现实意义，乃因当下的问题而存在。归纳“我读”的观点，要之有二：

一是学术上的。认为学术界对仲景思想存在误读，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发生在“诊断什么”环节。而误读的原因，在当代，主要是因为预设的立场：刻意地以辨证理论与诊病抗衡，以致未能探讨“诊病”的意义，尤其是对治疗的指导性意义。其错在于未意识到“病”是客观存在，医学并无能力拒绝诊病。而“诊断什么”问题的发生，乃因错误地理解中西医的关系、诊断与治疗的关系，似乎诊病就一定会如西医学般地治疗，未意识到中医治疗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

二是方法上的。认为对《金匮》的理解千余年来未见循序渐进，是因为尚未能建立起一套客观的共同持守的方法。这一重大任务虽不可能由本书建立完成，但已从强调自觉意识做起。表现为以求真（真的仲景之意）为宗旨。为保证观点客观，方法上强调以文本为依归（包括正反两面，包括仲景刻意强调与竟然忽略两类，且文本证据必须全书一致不相矛盾）。至于病例体会，尤其个别病例的体会只能作为理解的线索。因病例可以是扩大运用（异病同治）的结果。若仅病例（或以方测证方法）有效，没有文本支撑，不能作为仲景原意的确证。为将发散较远的个人观点区分清晰，特以“延伸问题”栏项标示。

苏东坡说过，“道之难见也甚于日”。求仲景的学术思想，尤其在文字之下的部分，亦深有此感。唯正因如此，私以为方法比观点更重要些。

蒋明于香港

201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