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在大足县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语言在文学创作中占极其重要的位置。

语言是文学的手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或者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要搞语文教学或文学创作，首要问题就是语言问题。文章写不好，就谈不上搞文学。极而言之，语言本身是艺术。音乐只有一个旋律构不成一首乐曲，但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首诗。“满城风雨近重阳”就是一首诗。

二、文学创作语言是书面语言，是视觉语言，是供人看的，不是供人听的。

有的作品看起来效果好，听起来效果就不一定好。鲁迅的小说《高老夫子》，写高尔础在给学生上了课之后，走进植物园时，“他大吃一惊，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这段描写用视觉看可笑，特别是“桑，桑科”很有味，但念起来听就念不出味道，效果就差。柯仲平写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写得很有意境。单听就不易产生好的效果，看就容易产生意境。汉字除字音还有字形，然后才产生字义。这同外国语言不一样，外国语言无字形，都由字母拼音构成。外国诗通过朗诵就能表达思想感情。中国诗通过字形，唤起一定视觉，然后引起想象，进入意境。

作家创作语言不完全是口语，而是在口语基础上创作的艺术语言。老舍等作家是用北京话创作的，但不完全是北京话口语，而是采用北京语言的语汇、词和那股味儿，它比口语简练得多。它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创作了各自的艺术语言。

三、文学语言标准。

文学语言的标准首要一个，就是准确。契诃夫说过：“每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对语言要选择，比较，然后找到能最准确表达自己感情和思想的语言。怎样才能达到准确呢？就是要通过艰苦的学习。学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生活里学习，向群众学习。年轻时，多从作品中学习语言。年岁稍大一点，在同群众长期接触中，有了一点生活，发现群众的语言很美，很生动，非常准确而富有哲理。我曾在张家口农村里住过几年。有一次在大车队劳动，参加生活会时，群众在批评大车队队长有英雄主义时说：“一个人再能挡不住四堵墙。旗杆再高，还得要两块石头夹住。”这很生动、准确，很美。对事不要简单化，北京人有这样一种说法：“有枣没枣打三杆”，“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这说得多好。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很广泛，只要留心，就能随时随地学到很好的语言。这些语言并能使你折服。有一次我在北京西单，宣传车在广播：“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这简直简练、准确到极点。北京有条街的墙报上有一个标题：“残菜剩饭，必须回锅煮开再吃”。这些宣传车、墙报上的语言，它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清楚。这样的语言，就是好语言。

北京有的接生婆墙上写着“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很有诗意，很形象。有个铺子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藤床”，修理钥匙店写“照配钥匙，立等可取”，洗澡堂写“各照衣帽”。这些都是用最少的字，用最精练的语言，清楚、准确地把意想表达出来，都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是从书本里学习语言。我们要读较多的古典和现代的作品。我们有的同志只读当代的同辈作家的作品，这不够。还要多读点古代作品，古代散文，多背点古诗词。不然写出的作品语言就没有味儿。我们汉语的特点，一是对仗，就是对对子。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我们往往利用这个特点以对仗、对偶方式，使语言美。我们写小说或散文，不一定像作对子、写律诗那样对得很工整，但用不很严格的对仗语言，可以产生特殊的效果。我的老师写有两句：“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有一位写船上工会：“地方像茶馆不卖茶，不像烟馆可以抽烟”，虽然对得不工整，但这是对仗关系产生了特殊的效果。有的古诗词则对得很绝，如李商隐写的《马嵬》有两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二是声调，或叫四声。这是外国语言没有的。这使中国语言具有特有的音乐性。古诗词特别讲究平仄，现代汉语也要平仄交替使用，才能使语言有音乐美。如《智取威虎山》有一句“迎来春天换人间”，毛主席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一字之改，除春色比春天更具体形象外，还有声律的需要。如用“天”，全句只有一个“换”是仄声字，不好听；改为“色”就多一个仄声字，全句就好听了。双声叠韵用得好有美感，但用得不好，也不好听，没有美感。如《沙家浜》“看小船，穿云破雾渐无踪影”句中的“船”“穿”声韵相同，用在一起，不好唱。后改为“看小船，破雾穿云渐无踪影”就好唱了。要懂声调，我们就要多读一点古文，而且要读些骈体文。

第三，向多种艺术形式学习。我们要向民间文学学习，向民歌、戏曲学习。民间文学语言值得我们学习，有些语言是我们想不到的。古代民歌，如汉乐府里的《枯鱼过河泣》想象非常丰富奇特——鱼干了怎能写信给别的鱼呢？这是一个在旅途中落难的人的心情写照。广西有一首民歌，也用同样的表现形式：“蝴蝶写信给蜜蜂，蜘蛛结网拦了路，水漫蓝桥路不通。”民歌以抒情为主，但有的也富有哲理。湖南有一首哲理性民歌是写插秧的：“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低头看见水中天”“退步原来是向前”就是深刻的哲理。白族民歌：“斧头砍过的再生树，战争留下的孤儿。”意义很丰富。四川民歌也有很多优美的语言。有的中国作家不研究中国民歌，是很大的遗憾。

中国戏曲也有很多好东西。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恩和桂英过江杀李时，在离家时，桂英打开门出去，桂英叫：“爹爹请转。”萧问：“何事？”桂英说：“门还没有上锁哩！”萧说：“这门关也罢，不关也罢！”桂英说：“不关门，还有重要家具。”萧说：“人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家具！”桂英：“不要了！”如果小说的对话能写成这样，就是高级的语言。川剧文学性很高，也要向川剧学语言。

总之，语言要学习，要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作品学习，不但要向现代作品学习，还要向古代作品学习，要向其他文学形式学习。

学习语言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语感。要训练我们的语言敏感。我们要随时随地注意别人的语言，训练自己的语感。我在北京电车上听到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反复念：“山上有个洞，洞里有个碗，碗里有块肉，你吃了，我尝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好像他越念越愉快，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前三句是重叠，念起来有美感。后三句有三个“了”，是阳平，有音乐感。所以这个小孩反复念是美的享受。我们平时就要特别注意音乐美。

八十年代的汪曾祺

关于语言的独创性。青年人感到语言平淡，总爱搞点花花草草，那是无用的。所谓独创，就是把普通的大家都能说的语言，在你的作品里，灌注上新的意思。屠格涅夫“大树庄重地倒下”把大树人格化了，这“庄重”就用得独特。鲁迅在《药》里写夏妈为夏瑜上坟时，有这样的描写：“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鲁迅把“枯草”“铜丝”连在一起用，用“铜丝”形容“枯草”，用得准确而独特，为别人所无。又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用得准确、生动、独到。我们说语言的独创性，不是离奇、生造，而是别人想说能说，但没有说或说不出来，你把它准确地说出来，别人一看，你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了，并且感到新鲜、准确、独特，这就是独创性。

注释

原载《海棠》一九八二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