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视角

目前，多数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方法停留在现象归纳和定性分析上，其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探讨。基于世界银行开创性的工作，国内外学者（Jankowska et al.，2012；王一鸣，2011；吴敬琏，2012）对“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存在性与规律性进行了广泛探讨，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性表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胡鞍钢（2010）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如果转型失败，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林志帆（2014）在增长收敛模型的框架下，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检验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成立。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并不广泛存在。相关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后产生的经济停滞现象只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并不具有广泛适用性（徐康宁和陈丰龙，2013）。

（2）“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相关学者认为，高收入国家依靠技术进步而取得较快发展，低收入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取得较大进步，而中等收入国家则面临两方面的劣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科技研发水平的不足，这将导致其面临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状态（Eeckhout and Jovanovic, 2012）。马来西亚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典型代表，其技术落后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是造成马来西亚不能顺利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原因（Reda和Fuad, 2015）。另一些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将会导致较多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进而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Vandenberg和Zhuang, 2011）。产业结构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刘伟（2011）对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造成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可能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Felipe等（2012）认为城市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过度城市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Jankowska et al.，2012；田雪原，2006）。

（3）“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路径。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规避路径的研究也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只有少数的欧洲国家以及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顺利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主要原因在于其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Reda and Fuad, 2015），同时，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先发优势也是其顺利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原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只有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才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收入不断提高的根本途径。张德荣（2013）研究了中国各个阶段经济的增长动力，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另外，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Ohno（2009）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全毅（2012）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城乡的平衡发展是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措施。除了以上因素，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与公平化也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措施，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收入分配的不公，只有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高收入水平的目标（郑秉文，2011）。

除了以上研究视角，相关学者还从经济制度（李韬葵，2014）、国际贸易（Satoru, 2014）等方面进行研究，尽管相关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但其研究方法仍停留在比较分析、现象描述等定性分析阶段，缺少实证研究（Linda and Helmut, 2016）。本书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增大和逐步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双重历史条件下，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不同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特征，并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合理路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国民收入高水平的发展目标。

本章的写作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第三部分进行具体模型的设定；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PSTR）研究不同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并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性进行分析，从侧面初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第五部分针对实证研究结论，提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合理路径，为中国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实证支持；第六部分是本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