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若问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最著名的女性是谁？大约非乔治·桑莫属了。这位闻名全欧的女作家，非但以其多达一百一十卷的作品令人瞩目，还曾因其对传统婚姻和“夫权”的大胆挑战，以及接二连三的浪漫恋情而惊世骇俗。
乔治·桑（1804—1876）原名奥罗尔·迪潘，出身于一个颇有声望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是十八世纪著名的金融家，祖父是梅斯和阿尔萨斯地区的税务官，祖母是波兰王奥古斯特二世之子萨克森元帅的私生女，父亲是拿破仑帝国的那不勒斯王——著名的缪拉元帅[1]的贴身副官。奥罗尔四岁那年，父亲不幸意外身亡，从此她常年住在诺昂乡间，由祖母教养成人。乡居生活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劳动者的尊敬与同情，另一方面由于母亲出身微贱，备受祖母歧视，也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使她从小就体验到社会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因此，她一接触到卢梭的著作便深受吸引，卢梭对大自然的崇拜，对人类淳朴状态的赞赏，特别是他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都在她思想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使之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卢梭的理想。正是缘于这一思想基础，乔治·桑无法忍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屈辱地位，并勇敢地挑战世俗偏见，起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为了早日摆脱祖母的束缚，奥罗尔十八岁就嫁给了一个名叫杜德望的乡绅，但三年后就不得不和丈夫分居。尽管她曾给丈夫带来五十万法郎的嫁妆，男性社会的法律却不允许她支配自己的财产，所以她要想挣脱不如意的婚姻，取得独立生活的地位并不那么容易。一八三○年，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移居巴黎，丈夫每月仅提供二百五十法郎作为她和孩子们的生活费。显然，靠这区区二百五十法郎，母子三人在巴黎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奥罗尔不得不用她的一支笔来养活孩子们和她自己。起初她和儒勒·桑多[2]合作，化名儒勒·桑为报刊供稿。一八三二年，她以乔治·桑为笔名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印第安娜》和《瓦伦蒂娜》，从此作为职业作家登上法国文坛。
和同时代的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一样，乔治·桑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她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作了上百篇小说，五十余部戏剧，还有大量的散文和书简。当然，使她闻名于世的，仍是小说。她的早期小说无一例外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爱情的失误和婚姻的不幸是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印第安娜》《瓦伦蒂娜》《莱丽亚》（1833）、《雅克》（1834）、《莫普拉》（1837）……所有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化身，表达着作者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爱情及婚姻的失望。乔治·桑通过她的作品倾诉自己的屈辱感和愤懑不平，她指摘那些合法却不道德的婚姻，赞美敢于追求爱情的自由而对抗社会习俗的女性。尽管乔治·桑常因爱情多变受到指摘，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倒都是对爱情极为认真、精神境界极为崇高的。事实上乔治·桑那些闹得沸沸扬扬的浪漫经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和作家缪塞[3]及钢琴家肖邦的恋情），与其说是由于轻率，不如说是由于过分憧憬理想，以致她永远对现实的爱情感到不满足，对现实中的男性感到失望。
在三十年代，乔治·桑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突破个人在婚恋问题上的感受，题材范围比较狭窄，立足点也不很高。到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和拉梅内[4]、布朗基[5]、皮埃尔·勒鲁[6]等人的交往，视野逐渐扩大，特别是勒鲁的思想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思想变化反映在她的中期创作上，便是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的产生。如《木工小史》（1841）、《康素爱萝》（1842—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接着她又着手写作一系列以普通农民为主人公的田园小说，总标题为《打麻人夜话》。第一部《魔沼》于一八四六年发表，被公认为乔治·桑最优秀的杰作，第二部《弃儿弗朗索瓦》于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间在《论坛报》上连载。第三部《小法岱特》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嗣后又发表了《敲钟师傅》（1853）等等。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曾激发起乔治·桑的政治热情，她积极参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深信共和国的诞生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她怀着天真的信念撰写了多篇热情洋溢的政论，宣传自由、平等和人民民主的思想，呼吁以“兄弟般的联合”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区分。然而共和国并没有进行她所期待的社会改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很快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被镇压以后，乔治·桑的幻想破灭，从此远离政治，隐居乡间，从田园生活中寻求精神寄托。尽管政治理想受挫，乔治·桑并未陷于悲观，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并坚持不懈地在作品中宣扬她的社会理想。
乔治·桑到晚年仍然笔耕不辍，但成就未能超过她的田园小说。田园小说是乔治·桑最富个人特色的作品，在她同时代的作家中，还没有第二个人像她这样，以农民为作品的主人公，从普通劳动者平凡的生活中发掘诗意。在这些作品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卢梭的精神达到了奇妙的融合。作者歌颂劳动，歌颂自然，歌颂劳动者纯朴、善良、正直的品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超越财富及社会地位的平等观念和一种以勤劳、智慧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新价值观。《魔沼》中的热尔曼舍弃富有的寡妇而选择一贫如洗的小玛丽，是因为他在小玛丽身上看到了聪明、勤劳、自尊自强且又善解人意等优秀品质；《弃儿弗朗索瓦》中的弗朗索瓦原是受世人鄙夷的弃儿，却凭自己劳动的双手和正直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与曾经关爱和抚养他的磨坊女主人结了婚；《小法岱特》中英俊、能干的朗德烈没有去追求村里的漂亮姑娘，却深深爱上了衣衫褴褛、貌不惊人的村姑小芳舒，因为他发现在这姑娘野性难驯的外表下，隐藏着超人的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这一组组牧歌式的爱情，完全摆脱了金钱、地位、年龄、容貌等世俗、物质的考虑，体现了一种高度净化的精神境界。不能否认乔治·桑描绘这一切的时候，理想化的成分多了一些，真实的农民未见得像她描写的这般儒雅且充满诗意，真实的乡野生活也不是她所说的“充满香味的伊甸园”。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农民相比，显然还是巴尔扎克的农民更贴近生活。但乔治·桑的理想化方式，恰恰是其创作方法的基本特色。舍去这一点，乔治·桑就不成其为乔治·桑了。
乔治·桑是位理想主义者，她的创作观充分体现了她的理想主义原则。在《魔沼》的《致读者》中，她明确提出：“艺术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乔治·桑和巴尔扎克是关系非常友好的两位作家，但他们对创作的看法完全不同。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将社会研究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他的雄心是充当法国社会的秘书，使整个法国当代历史在他的作品中再现。乔治·桑却说：“从什么时候起，小说就不得不把存在着的一切，把当代芸芸众生和万事万物的冷酷现实记录下来呢？我知道，或许应该是这样；于是巴尔扎克（我对这位大师的才华一向是景仰的）就写了他的《人间喜剧》。不过，虽然友谊的纽带把我和这位卓越的人物连在一起，我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现象。我记得曾对他说过：‘你在写《人间喜剧》，这个题目不过分，你完全可以把它称作人间戏剧，人间悲剧。……而我想写的是人间牧歌，人间歌谣，人间传奇。你有愿望，也有能力把你亲眼看到的人物描绘出来，这是好的；而我呢，却感到不得不把人物描绘成我希望于他的那样，描绘成我相信他应该如何的那样。既然我们不是相互竞赛，就让我们相互承认对方吧！’”[7]所以，读者很难指望在乔治·桑的作品中看到巴尔扎克式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层次揭露或分析，而只能感受到一颗善良灵魂的理想憧憬。
作为卢梭的信徒，在乔治·桑心目中，原始生活始终是最令人憧憬的理想境界。她认为都市的文明已经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当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倡返璞归真，去追求原始生活的魅力。她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1842）之类作品不以为然，觉得这类作品过多地宣扬了暴力和伤风败俗的行为，迎合了社会上某些低级趣味。她创作这一系列以陶冶情操为目标的田园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这种文学倾向。乔治·桑反对文学作品一味地描绘和刻画歹徒、刺客，而主张着重塑造善良、高尚的形象。因为“只有善良的人们才有能力感化他人，歹徒只会令人生畏，而心生畏惧不仅不能克服自私心理，反会令其变本加厉”。[8]她以为艺术的使命就是“感情和爱的使命”，“创作的目的应当在于令读者喜爱作者关怀的事物，必要时，作者还可以对这些事物略加美化”。[9]基于这一思想，她为读者描绘金色的田野、葱茏的林木、美丽的牧场、健壮的牲畜，引导读者去审视和发现农夫身上真挚纯朴的美……这一切仿佛一股清新的凉风，拂过充斥着凶杀、诈骗的文学书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和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作家相比，乔治·桑的作品在观察的深度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她的作品内涵比较单薄，人物往往不够有血有肉，甚至流于概念化。但是，乔治·桑是一位说故事的能手，女作家丰富细腻的感情，通过诚恳质朴的叙述自然流露出来，自有其天真单纯的特殊魅力。而且乔治·桑写作田园小说的时候，艺术技巧已臻于成熟，文笔比较精练，不再有早期作品中那些拖沓累赘的议论或说教，因而这组田园小说被公认代表了她的最高艺术成就，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列为世界文学的精品。
艾珉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1] 缪拉（1767—1815），拿破仑麾下一员猛将，帝国时期被封为法兰西元帅及那不勒斯王。
[2] 儒勒·桑多（1811—1883），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3] 缪塞（1810—1857），法国天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4] 拉梅内（1782—1854），法国天主教神甫，哲学家，《未来》杂志创始人，曾鼓吹自由主义、民主原则及政教分离。
[5]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革命组织“四季社”的领袖。
[6]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哲学家，圣西门主义者。
[7] 乔治·桑：《周游法兰西的旅伴》（1841）前言。
[8] 乔治·桑：《魔沼》“致读者”。
[9] 乔治·桑：《魔沼》“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