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越政治关系史上最友好的一页，即越南胡志明主席所说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时期。在政治非常友好的这一时期，两国文化界交流频繁，文学界亦然。当时，国内曾大量译介越南文学作品，5越南古典文学作品《金云翘传》也得到翻译，译者是当时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的黄轶球教授，他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在越南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奠基者。
1957年，黄轶球即撰有《越南古典文学试探》一文，对越南古典文学进行宏观论述，且得到越南学界的认可。61958年，他又完成了阮攸《金云翘传》的汉译工作，并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2万余言的《越南诗人阮攸和他的杰作〈金云翘传〉》一文。文章主要对阮攸的生平、时代和著作，《金云翘传》的写作经过和渊源，《金云翘传》的结构，作品的进步意义和艺术成就进行了论述。7实际上，这篇论文是黄轶球完成汉译阮攸《金云翘传》后的一篇论作。论文开篇即说明：“《金云翘传》已由作者全部译完，兹先将这一杰作的内容和诗人生平作一简明介绍，请读者们指正。”81959年，黄轶球译本《金云翘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
1958年黄轶球《越南诗人阮攸和他的杰作〈金云翘传〉》一文的发表和《金云翘传》汉译本的出版，是中国学界对越南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中的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其原因有三：首先，从学术脉络来看，后来在国内学界较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即辽宁大学的董文成和台湾成功大学的陈益源，他们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研究基本是在黄轶球先生的基础之上进行发挥造就的。其次，黄轶球的汉译本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较高认可，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学参考书目，该书发行量在第1版就达到了18000册。再次，黄轶球的译本间接催生了国内学界对阮攸《金云翘传》的另外三个译本。尽管“三重九译”，但黄轶球的译本仍为学界公认的佳作。1961年，黄轶球发表了《越南古典文学名著〈宫怨吟曲〉的研究》一文，9对《宫怨吟曲》的作者、作品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成就等进行论述。同年，黄轶球整理出了《越南汉诗略》10，发表了《越南汉诗的卓越成就》一文。111962年，黄轶球又涉猎越南汉诗的研究，发表了《越南汉诗的渊源、发展与成就》一文。12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中国关于越南汉诗研究的新开端。
1964年，黄轶球又转向越南其他古典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发表了《越南爱国大诗人阮廷炤的贡献及其影响》一文。13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黄轶球教授也受到“冲击”，14国内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研究一度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15
纵观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三个特点：一是就问世论著而言，主要以翻译和研究《金云翘传》为主。二是这一时期研究越南古典文学的国内学者少之又少。三是黄轶球先生并未有越南语专业背景，但却成功翻译了越南最经典的文学著作，并取得了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的认可。
为什么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对《金云翘传》的翻译与研究呢？这实际上涉及国人对越南文化特别是对越南古典文学的接触与了解。中国历代载籍对越南历史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书写，但多着墨于其对于中国汉文化的濡染或中越关系史之流变。至19世纪，中国困于内政外交，越南也疲于法国殖民，两国的文化交流逐渐疏离。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中越建交后，两国才正式重新恢复正常的文化往来。两国要进行文化交流，自然需要通晓双方语言文字的专家、学者。古代时，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书同文”，因此中越之间的文化往来无大障碍。但自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随后殖民越南近百年。由于种种原因，越南在1945年独立时，宣布拉丁化越南文为国家正式文字。但在1945年成为国家正式文字以前，拉丁化越南文使用的范围较窄，主要在越籍基督教徒中使用，17世纪创制的这一文字，至18世纪上半叶使用人数仅为25万人左右，16而越南当时的人口约千余万人。
降至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也在越南南部直接推行拉丁化越南文，但殖民统治者同时允许科举制度在越南北部和中部一定程度的延续。1918年，越南科举制度才被废除。可以说，至1945年以前，大部分越南知识分子阶层掌握的主流文字仍为汉字。1945年越南宣布独立时，把拉丁化越南文选择为国家文字，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给越南文化的传承造成了障碍。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了解越南的历史文化仍然停留或主要依赖于汉字载体的中国典籍，即大多只看到越南文化中使用汉字传承的内容。囿于越南新的文字形式，国内学界没有能够紧跟越南文化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形式。
越南拉丁化文字和喃字两种形式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都是与越南主体民族语言相互吻合的文字形式。至迟在13世纪，喃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承担越南本土民族文化的载体。至18—19世纪，越南喃字文学繁荣，产生了一大批越南本土经典文学作品。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国人对于越南文学、文化的了解，大多仍依靠于汉字的载体。这种现象实际上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
国人对汉字文学以外越南文学的了解，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走上正轨。1942年，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在昆明呈贡成立，同年，招收了第一批越南语专业的学生。这一批越南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有一部分成为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的教师，其中包括黄敏中、陈玉龙、范宏宝等教员。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外，这一批越南语专业教师队伍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旨在服务中越两国政治友好关系的翻译任务中去了。这样一来，他们自然无暇涉及越南古典文学研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代只有黄轶球等极少数学者研究越南古典文学。
黄轶球先生与越南古典文学研究的渊源属于历史的巧合。他1906年出生于马来亚，祖籍广东增城，父亲黄俊华是马来亚的爱国华侨。1922年，黄轶球先生小学毕业后，从马来亚归国，就读于广州南海中学。中学毕业后，考上广东国民大学文学系。1929年，他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赴瑞士留学，在菲立堡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又赴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7在法国期间，黄轶球先生结交了与其年龄相仿的越南著名学者陈文玾（Tran Van Giap, 1898—1973）。陈文玾父亲曾中越南科场举人，所以陈文玾少时即濡染儒学，14岁时，陈文玾又参加越南北部最后一次乡试。18岁时，陈氏即在法国远东学院任职。181927年，陈文玾留学巴黎高等研究院，至1932年回国，继续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河内）。黄轶球与陈文玾等越南知识分子精英于1932年在巴黎相识，此后往来不断。陈文玾先生精通汉学、法文及越南文、喃字诸文字，在越南文学、文化研究领域成就斐然。黄轶球先生对越南文学及越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兴趣多是由陈文玾先生引介的，其对越南古典文学的早期认知，始于20世纪30年代，笔者可以举出一例证明。1938年，黄氏曾译陈文玾教授的《越南典籍考》，该译文曾于1949年由广东国民大学文学院印行，笔者幸于旧书店中购得一本。该译文就述及越南古典文学名著之《征妇吟》：
1985年，黄轶球先生曾在其译文《越南佛教史略》中提及陈文玾：
结合黄轶球先生专治外国文学的学科与专业背景，我们不难推断，陈文玾应很早就向黄轶球先生推介了越南最著名的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了。不难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人对于越南古典文学的了解渠道，受制于种种历史条件，而黄轶球与越南古典文学的接触则绕道法国，得越南学者陈文玾诸君的指点。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学界专治《金云翘传》的译介与研究，主要是黄轶球教授。当然，在译介《金云翘传》之后，黄氏也涉猎诸如《宫怨吟曲》等其他古典作品的探索。
这一时期，黄轶球先生对于越南古典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的学术美誉。除上文提及的《金云翘传》译本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学参考书目外，他的成果还被收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编撰的《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部分。越南学者也把这些成果引进《越南文学史》中，越南文学院院长还曾亲赴广州请教于黄轶球先生。苏联东方文学专家也曾致函对《金云翘传》的翻译表示赞赏，并请教有关问题。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专家也曾多次来函对《金云翘传》的成功翻译表示祝贺。21
至此，我们尚且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即黄轶球先生不具备越南语专业背景，为何选择法文版的《金云翘传》作为翻译的版本，如何理解这一译本的成功与瑕疵？我们尚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黄轶球教授完全不通晓越南语。黄轶球先生在国内获得的本科和在瑞士及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的是文学博士学位，自然非越南语专业出身。但非越南语专业出身并不能说明黄氏一点儿也不懂越南语文。遗憾的是，笔者所见黄轶球先生撰著中从未提及自己是否通晓越南语文。在黄轶球先生的各篇论文中，我们找到两处可资参考的文字。1964年，黄氏在《试论十九世纪越南南部反侵略诗歌的光荣传统》一文的文末提到：“本文所引诗歌，译时多得徐善福同志协助，附此致谢。”22在另外一篇论文《越南爱国诗人阮廷炤的贡献及其影响》的文末，也提及：“本人所引诗歌，译时多得徐善福同志协助，特此致谢。”23徐善福先生是越南归侨，曾任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著述颇丰。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黄轶球先生略通越南语文，但不是非常精通，涉及越南语的翻译，有些地方仍需依靠徐善福先生的协助。
黄轶球为什么选择了法文版的《金云翘传》进行汉译？译者本人也从未对此进行过解释。黄氏之所以选择法文版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20世纪初期，拉丁化越南文尚未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主要文字传承形式。拉丁化越南文创制于17世纪初，至19世纪法国殖民越南以前，这一文字仅限于越南基督教信徒使用而已。24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后，在越南南部逐渐推行法文与拉丁化越南文的教育，但以汉字为主体的科举考试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25也就是说，直至20世纪，越南文学与文化传承的主流文字形式并非拉丁化越南文。第二，20世纪初至中叶，法文成为越南文学文化传承的重要文字形式。以阮攸喃字版《金云翘传》为例，1866年，首部由河内柳文堂刻印的喃字版本问世。1884年，《金云翘传》的法文译本随即问世。1884年至今，《金云翘传》法文译本已经超过了10个版本。26第三，在20世纪中叶，阮攸《金云翘传》的法文版本较之拉丁化越南文版本更具国际影响力。阮攸《金云翘传》拉丁化文本虽出现于1875年，较之法文译本略早，但由于拉丁化越南文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推广。1945年，越南宣布独立时，全国的文盲率（拉丁化越南文的识字率）达到90%以上。27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部分除越南之外的各国知识分子对越南文学与文化的了解，大都依赖法文或汉文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