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政治与心灵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在《华尔兹》（La valse）中记录了19世纪世界的横死。华尔兹本是维也纳歌舞升平的象征，可在这位作曲家手里，却变成了疯狂的“死亡之舞”。拉威尔写道：“我觉得，这件作品是维也纳式华尔兹的某种典范之作，在我的大脑中，维也纳式华尔兹和某种狂热的命运旋涡的印象联系在一起。”1他这一怪诞的纪念物象征性地引出一个历史问题：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政治和心灵之间的关系。

虽然拉威尔庆祝了华尔兹世界的毁灭，但他起初并未把这个世界呈现为统一体。作品开头大致勾画了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的轮廓：华尔兹主题的片段，散落在冥想的沉静中。渐渐地，各部分寻觅到了彼此——威扬的军号、有力的疾奔、甜美的助奏、横扫一切的主旋律。每个元素都有自身的动力，并被赋予了磁性，进而被吸引到更大的整体中来。每个元素在找到舞伴时都展现出了自身的个性。步调愈来愈快，几乎在未察觉之间，气势如虹的节奏过渡到让人情难自禁，而后直至疯狂的节奏。同心的元素开始偏离中心，脱离整体，因而使和谐音变得刺耳。前进的步调持续加快，突然之间，休止符在节奏中出现；当乐章的主元素刹那间戛然而止、不再演奏时，由此而产生的虚空感，让听众几乎停下来，瞪大恐惧的眼睛。每个元素都这样时停时续，削弱了音乐的动感，可整个曲子仍在演奏，义无反顾地驱驰向前，只有强劲的四三拍才能这么演奏。直到曲终，华尔兹变成一片狂响时，每个主题仍旧在整体的混乱中散发着自身的个性，无比异常而扭曲。

不管拉威尔知道与否，他这部关于现代文化危机的音乐寓言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方式上同世纪末的奥地利知识分子所感到和所看到的，可谓如出一辙。他们的世界是如何陷入混乱的呢？是因为个体（在拉威尔这里，则是音乐主题）在心灵上包含了一些和社会整体根本不相容的特征吗？还是说整体扭曲、瘫痪、毁灭了构成它的个体呢？还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富有节奏的社会整体，有的只不过是一个统一乐章的幻觉而已，而造成这种幻觉的实际上是根本上不协调、个体化的部分偶然表达的？假如是最后一条原因的话，那么这个统一的幻象是不是就可以转化为现实？这些问题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可在世纪末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们看来，它们成了中心问题。不只是维也纳最卓越的作家，还有它的画家和心理学家，甚至包括艺术史学家，都全神贯注于这个问题，即个体在一个正在瓦解中的社会的本质问题。正是出于这份关注，奥地利对关于人类的新看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化曾以“理性人”（rational man）为中心，理性人凭借科学驾驭自然、凭借道德约束自我，也被期待创造出美好社会。到了我们这个世纪，理性人已经不得不让位于内涵更丰富，但也更加危险和更善变的生物，即“心理之人”（psychological man）。这个新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更是具有感觉与本能的生物。我们倾向于将其作为我们文化中各方面的衡量尺度。我们的内主观主义（intra-subjectivist）艺术家画他。我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试图让他有意义。我们的社会学家、政治人物和广告商操纵他。即使是我们那些高深的社会批评家们，也是用他——而不是理性权利的标准——来评判社会秩序的价值。对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本身，我们通过心理挫败感来进行评估。颇为讽刺的是，在维也纳，正是政治上的挫败感，才使人们发现了这一如今无所不在的心理之人。他从维也纳自由主义文化的政治危机中浮出水面，为我提供了研究的主题。

在简略地交代了世纪末政治危机的性质和背景之后，本章将概括19世纪维也纳自由主义文化的主要特点。尽管与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文化有颇多共同点，但它亦有某些专属于自身的特色。维也纳文化可以奇怪地划分为道德成分和审美成分，两者彼此极不和谐，但依然为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面对时代危机的思想武器。而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可以去理解两位文坛领军人物——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是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自由主义的文化危机中努力地为自身寻找定位，并阐述政治与心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