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但凡学术书籍，纵使最具个性之作，其成功也离不开必要的经济、智识和精神支持，由此看来，它依然是一项社会工程。就进展缓慢的拙作而言，其写作经过，与其说是完成一本书，倒更像是对一段持续探索历程的记载。因此，笔者在这历程中所接受到的私人帮助和机构支持，其重要性也就尤为明显。

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所提供的资金，使我得以有一年的宝贵时间在伦敦进行第一手的研读与考查。我所在的三所大学——维思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也为该项目给予了假期和经济支持。由于得以从教学任务中抽身出来，我能够接受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以及维思人文研究中心的盛情相助。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也对我在维思中心的撰写工作给予了支持。

笔者对众多学者不胜感激，其中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当列在首位。他以其博学严谨的校正精神，成为我这一代以及下一代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生导师，他在一开始就帮我确定了研究领域，并在后期指引我跨越了诸多困难。吉尔伯特的妹妹，伦敦国王学院已故的玛丽·吉尔伯特（Mary Gilbert），将霍夫曼斯塔尔的诗歌及社交圈介绍给我，而沃伯格学院图书馆的利奥波德·艾特林格（Leopold Ettlinger）和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给了我基础性的指导，引领我步入奥地利新艺术（art nouveau）这片泥沼之地。我已故的同事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和海因茨·普利策（Heinz Politzer），在一个个难忘的夜晚，同我一起观摩电影、播放唱片，并热烈探讨。不仅分别向我传授了深厚的奥地利艺术和文学学识，还传递了他们对所知领域的挚爱。罗格斯大学的罗伯特·凯恩（Robert A. Kann）在奥地利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学识无人能及，他也不断地将这些学识与我所用。

无一例外地，奥地利本国的学者既在学识上慷慨大度，为人也非常热情。其中我尤为感谢已故的弗里德里克·恩格尔－简诺西（Friedrich Engel-Janosi）、弗里茨·菲讷尔（Fritz Fellner）、哈罗德·鲁伯德－罗文萨尔（Harald Leupold-Löwenthal）博士及其太太，以及艾瑞卡·文泽尔（Erika Weinzierl）。在学术以外，《新闻报》（Die Presse）的前任编辑奥托·舒梅切尔（Otto Schulmeister）博士让我豁然明了：后纳粹时代的现代奥地利，对于解释这个国家前纳粹的历史有何等特别的意义。

宗教传统中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色，关系到本书对奥地利世俗文化特性的阐释。正是威廉·博斯玛（William J. Bouwsma）、亚瑟·麦克吉尔（Arthur C. McGill）以及威廉·斯罗特曼（William Slottman）激发了我在这方面的感悟。

从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罗伯特·盖蒂斯（Robert Geddes）、亨利·罗素·希区柯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马丁·梅尔森（Martin Meyerson）、阿道夫·普拉泽克（Adolf K. Placzek），尤其是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那里，我获取到对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基本观念和具体批判，而萨缪尔·格林（Samuel M. Green）、欧文·莱文（Irving Lavin）及玛莉莲·莱文（Marilyn Lavin）夫妇、安杰莉卡·鲁登斯坦（Angelica Rudenstein），则对绘画部分的评论贡献良多。至于那容易使人着迷，却实在难得其要领的音乐，约翰·巴罗尔（John Barlow），以及多年以来的理查德·温斯洛（Richard Winslow）在此方面多有援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第7章①中的音乐与视觉语言的关系提供了细致而深入的评析，这些话题单凭我自己，实难全部成功完成。

在智识上，我最为感恩的是我的五位挚友。尽管在见解上截然不同，他们在其接触的社会生活方面，却均能够全力参与创想。通过数年来对其作品及我本人作品的讨论，这几位都对我有极大的裨益和支持，使思想耕作变成了深切的个人享受。就明晰思想史家的使命感而言，莱昂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对我的帮助最大。我们这一史学分支，其内外组成成分常常相互抵触，而克里格通过自身的榜样以及评述，表明应该如何尊重和整合这些成分。诺曼·布朗（Norman O. Brown）则一次次把我从教条的迷梦中推醒，运用他的古典学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帮我认清历史资料中的崭新意义。阿诺·梅耶（Arno J. Mayer）强化了本书分析的政治力度，这就如同诺曼·布朗丰富了我的文化视角一样。除了他深刻透彻、详尽入微的批评（特别是第7章）之外，梅耶教授还在确定全书各章的比例，为本书最终成稿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两位年轻朋友以其各自不同的贡献为这项工程带来新鲜活力。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作为美国文化批评家，在本书的撰写后期展现出热情洋溢的工作精神。她从美国思想史的历程出发，既巩固又改变了我对手头这项工作的认识。道格拉斯教授和克里格教授都对导言部分的改进提出了透彻的批评意见，尽管最后仍难达到他们以及我本人对该部分的期待。数年来一直同我在这片科研的果园中亲密共事的威廉·麦克格拉斯（William J. McGrath），在耕耘过程中为我出力甚多，所以收获的果实也自当与我同享。

我的太太伊丽莎白（Elizabeth），为我写就本书带来了才思和精神上不可或缺的品质。这些品质难免总会两两出现、彼此对立，可她却始终能够设法保持其平衡：她兼有理解与耐性和积极参与又不过分干涉的理智，在大方向上果敢决定，但在细枝末节上又无私劳作——当然还有贯穿始终的坚定信念。

对于打印文稿的琼·威格斯（Jean Wiggs），我深为感激她的高效、关爱，以及无尽的耐心。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诺普夫出版社的诸位工作人员——尤其是罗伯特·格特列布（Robert Gottlieb）和杰弗里·赛洛伊（Jeffrey Seroy），谢谢他们如此通情达理，将此书付梓出版。

卡尔·休斯克（C. E. S.）

①作者在原文中使用的是“篇”（essay）一词，因为他将本书当作是一部由七篇文章所构成的合集，出于中文对专著章节的表达习惯，译者将其译为“章”（chapter）。——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