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日本对中国制度文化的摄取

第一节　古代大陆移民的作用及其归宿

在古代，有许多中国人、朝鲜人移居日本，在繁衍的过程中，逐渐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史书中称这些人为“归化人”。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从得知古代大陆移民的详细数字，只能据零星记载窥其一斑。《日本书纪》的“应神纪”记载：公元3世纪时，自称是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率领一百二十七县的百姓“归化”。“汉人”的祖先阿知使主也曾率十七县人民在日本落户，在他们居住的高市郡内，“十七县人民满地而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1)。一百二十七县与十七县的数字或是记载模糊，或是有意夸大，不足为据，但所谓“秦人”、“汉人”移居日本是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一点是可信的。6世纪时，朝廷曾集中各地的大陆移民“安置国郡，编贯户籍”，仅“秦人”就有7，053户。(2)平安时代初期的官撰《新撰姓氏录》，将京城与畿内属于社会上层的姓氏按出身编成名单，在所有1，182个氏族中，有皇别335氏族，神别404氏族，诸蕃326氏族以及未定杂姓117氏族(3)。“诸蕃”即来自中国或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的子孙，占氏族总数的28%，其中汉族最多，百济族次之。有的学者在查阅日本古代史籍时也发现，在史籍中出现的姓氏当中，将近30%属于大陆移民系统。以上数字表明，在几个世纪里，东渡日本的大陆移民的数量是很可观的。正因为如此，有的日本学者说“不是我们的祖先把归化人同化，而归化人就是我们的祖先”(4)；“在每个现代日本人的血管中都或多或少流动着古代‘归化人’的血液”(5)。这些评价未免有些夸张，却有一定道理。

一、移民渡日的原因

“归化”一词有“归顺”、“慕化”之意，反映了古代日本统治者自尊为上国的思想，故仅用“归化”来解释移民渡日之原因是不切实际的。当时东亚的历史环境及日本所处的地位才是考虑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由于外来征服及内部纷争，朝鲜半岛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内一直是个兵燹之地，逃避战乱，求得安居乐业乃是移民东渡日本的第一个原因。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水陆大军灭掉卫氏古朝鲜，并在此设郡进行统治，从此，陆续有一些汉族人移居朝鲜半岛。公元2世纪以后，朝鲜半岛上新兴的高句丽、百济逐渐强大，终于在4世纪初吞并了中国朝廷设立的乐浪与带方郡，至此结束了维持四百年之久的汉人统治。当时两郡的汉人有的臣服于百济与高句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移居日本。据《续日本纪》的记载，有坂上刈田麻吕者，自称是中国后汉灵帝曾孙阿智王之后，向天皇叙述其家世说：“阿智王奏请曰，臣旧居于带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艺，近者寓于百济、高丽之间，心怀犹豫，未知去就。伏愿天恩遣使追召之。乃赐遣臣八腹氏，分头发遣，其人民男女举落随使尽来，永为公民，积年累代以至于今，今在诸国汉人亦是其后也。”(6)这段记载的内容未可尽信，但不少移居半岛的中国人是因避乱而东渡日本则是无疑的。

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三个世纪的三国鼎立局面宣告结束。被灭掉的百济和高句丽的部分居民纷纷亡命日本，尤以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百济人居多。如665年，日本朝廷将百济男女四百余人安置于近江国神前郡；665年，“以百济男女两千余人居于东国”；669年，又安置七百余人于近江国蒲生郡。(7)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出自王族，或不甘心臣服，或避杀身之祸逃到日本，祈冀得到保护。《新撰姓氏录》中共有46个百济王族的氏名。(8)总之，因避乱而渡日是大陆移民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看起来，他们的行动似乎出于自愿，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若非万不得已，人们绝不会远离故土，漂流异邦。

大和国家通过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掠夺人口，是“归化人”的另一重要来源。由于朝鲜半岛在当时是日本到中国的必经之路，大和国家历代统治者都觊觎此地，4世纪中叶，开始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直到6世纪新罗强大、挫其侵略锋芒才逐渐收敛兵力。掠夺人口是发动侵略的目的和最大收获。如神功皇后秉政时期，葛城袭津彦“诣新罗次于蹈鞴津，拔草罗城还之，是时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宫、忍海凡四邑等之始祖也”(9)。在朝鲜的《三国史记》中，对4世纪至5世纪中期日本进攻朝鲜并掠夺人口的事件多有记载。《日本书纪》记载的钦明天皇时“置韩人大身狭屯仓，高丽人小身狭屯仓”，这些韩人、高丽人大概就是过去战争中的俘虏。

这个时期中国及朝鲜半岛各国也曾向日本派遣过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手工工匠。这部分人少于前两种移民，且只是零星、分散的，到日本后便不再回国。由于这些人都是肩负使命的且有才艺，所以受到格外重视。《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有中国派纺织、缝衣技师到日本并被妥善安置的记载。百济、高句丽向日本派佛僧、工匠比较多，如百济国派的五经博士段扬尔，高丽王派的“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并造碾硙”的僧人昙征到日本后都很受欢迎。(10)百济、高句丽常派人赴日，是慑于新罗以中国为后盾在朝鲜扩张势力，只得与日本加强联系，以寻求支持，这是移民渡日的第三个原因。

以上所说的大陆移民，不论中国人、朝鲜人，自愿也罢，被迫也罢，之所以移居日本，重要原因还在于日本古代国家有一种学习先进文化的进取精神，实行了积极吸收大陆移民的政策。日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闭塞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它的落后。大和国家的统治者在同中国、朝鲜的交往中，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差距，因而不再满足于从大陆得到镜、玉帛等宝物或尊荣的称号，而是强烈需要掌握新技术的劳动力和有文化的人才。在日本民间流传着王仁渡日的故事。说是应神天皇时，百济王派能读经典的阿直歧到日本做皇太子的老师，而天皇为使太子“莫不通达”，专门派人到百济“征王仁”(11)。虽然这是个传说，却表明大和国家对文化及人才的迫切需求。雄略天皇听到一个大陆来的技师说，技艺超群的带方郡汉人还有许多留在百济，便立即派人前往，责令献出这些汉人。(12)尽管这是一种以武力为背景的“招聘”，但应“聘”而来的大陆人一般都被妥善安置。大和国家的这些做法颇有收效，使颠沛流离、人心思安的大陆移民将日本朝廷视为“东国圣主”(13)，因而多有“归化”者。

二、日本古代国家对大陆移民的政策

大陆移民到日本后，其中的上层分子受到重用，有的则以文化技术上的突出造诣而取得信任。他们或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在地方称雄一隅，跻身于中小豪族之列。只要略微了解日本古代国家对移民的政策，便可得知移民的地位如何了。

首先，让移民参与国家管理，利用其经验为大和国家服务。

大和国家的统治者通过赐氏姓、定官位等办法，笼络移民中的上层分子，给他们以步入仕途的机会。氏姓是大和国家为调整内部关系而逐渐形成的等级制度。《新撰姓氏录》将姓氏细分为天神族、地祇族、天孙族、皇别氏、汉族、百济族、高丽族、新罗族、任那族及出自未定氏的杂姓十类，大陆移民占其分类的一半和总数的三分之一，此举本身即说明天皇与朝廷将移民视为统治者的组成部分。682年，当倭汉氏得到“连”姓的时候，一族老少男女全部“悦赐姓而拜朝”。这样的实例表明这些移民已融入社会上层。至于才华出众、供职于朝廷、取得官位的移民更是大有人在。移民后代坂上刈田麻吕事弓马，善骑射，宿卫朝廷，历事数朝，临死之前，已达从三位、左京大夫、右卫士督及下总守。7世纪时，又有大批百济移民来到日本，天智天皇专门派人“勘校百济官位阶级”，对过去有官爵的人授予对等的官位，放手使用这些移民管理国家与朝廷事务。这些做法提高了大和王权的行政能力。在此仅举两例：

以移民管理财政。最初朝廷并没有正式的财政管理机构，只设“斋藏”管理祭祀用品。4世纪时，设立“内藏”，以藏公物，后又设“大藏”管理诸国贡物。5世纪起，“三藏”成为正式管理财政的机构，当今日本政府的大藏省便可直接溯源于此。而当年，被称为“倭汉氏之祖”的阿知使主与百济博士王仁及他们的后代都曾在“三藏”内任过要职。还有的移民受命掌管船税及港湾税，被赐姓“船史”，有的负责关税事务而得姓“津氏”，设于吉备的白猪屯仓(14)十多年时间发展甚微，朝廷派遣百济移民胆津前往检定丁籍，获得成功，天皇嘉其定籍之功，赐姓“白猪史”(15)。移民的出色工作，促进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正是移民政策成功之所在。

任命移民从事外交活动。与大陆国家尤其是中国建立外交联系是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措施，但当时能处理外交事务的人才寥寥无几，擅长文笔、语言熟悉、通晓大陆风俗人情的移民正满足了朝廷急需，许多人被委以出使大陆国家的重任。根据资料记载，倭五王时期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国南朝，其中有的就出自大陆移民氏族。如425年大和朝廷向南朝派的使者名叫司马曹达，这是一个名字尚未日本化的中国移民(16)。《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中曾有两次派遣移民出使中国的记载：

八年春二月，遣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使于吴国。

十二年夏四月丙子朔己卯，身狭村主青与桧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吴。

此处的“吴国”并非三国时代的“东吴”，而是南朝的刘宋。“身狭村主青”与“桧隈民使博德”两人都供职于史部，是来自中国的大陆移民，从事倭王权的文书记录工作。由于对当时与中国南朝的外交主要依靠这两人，雄略天皇对他们偏爱有加。607年，推古天皇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以移民出身的鞍作福利担任“通事”（翻译），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果，此后出现了遣隋继而遣唐的热潮。有的移民后代被作为留学生、学问僧而回到祖国学习，为日本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其次，对于有用的人才在经济上加以扶持。

5世纪时，履中天皇“始以阿知直为藏官，并赐田地”(17)，这也许是移民扩大私有土地的开端，畿内、畿外都有移民的私有部曲(18)。朝廷还以移民上层人物为部民的首领，役使部民，既保证了移民世袭地传承文化技术，又给了移民扩充经济势力的机会。经过国家的扶持及移民自己的努力，最初一无所有的移民得以发展为有一定势力的豪族。《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于479年临终前，将“民部广大，充盈于国”的两位豪强贵族召到跟前，恳求他们阻止第三皇子星川篡位而扶植皇太子，两人之一便是大陆移民东汉掬直。再如，播磨国有一韩室里，即因移民“韩室首宝等上族家大富饶，造韩室”而得名，这段记载是地方小豪族之缩影。

第三，在朝廷政事中借用移民力量。

古代日本社会内各种矛盾交织混杂，朝廷内部纷争不已，旧的氏族制度日渐腐朽，既有文化又有经济实力的移民便成为一支可借用的力量。豪族苏我氏与移民联系甚密，从积极接纳安置，到任移民作官理财，得到移民的支持，因而力摈其他豪族势力，逐渐专擅朝廷。在672年的“壬申之乱”中，移民东汉直一族许多人出生入死，帮助大海人皇子战胜弘文天皇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对此念念不忘，东汉直一族得到功田、功封，并被天皇以“党族”待之。

日本古代国家重视大陆移民，究其原因有二：为了尽快摆脱被动的国际地位，争取与中、朝在东亚并驾齐驱，此其一；在中央和地方豪族极力与皇室抗争的情况下，依靠大陆移民的帮助建立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其二。每一种政策的实现都要以先进制度与文化武装，大陆移民则为此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三、大陆移民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

移民渡日对日本古代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与当地人一道创造了日本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造福于后人。

开发荒地，促进生产

大和王朝完成了统一日本列岛的历史使命绝非偶然，它统治的区域恰恰处于输入大陆文化较为便利的地带——濑户内海附近。移民到日本后，多被安排在这里，开垦荒地，修筑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倭王权倾国家之力，在濑户内海东端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难波津工程，通过这项工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型港口，也使原来常常发生的河水泛滥、海潮倒灌的情况得到遏制，大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大和朝廷称霸日本列岛有了物质基础。在难波津工程建设中，秦氏等大陆移民集团都参与其中，成为修建水利工程的骨干。当今著名的京都松尾大社、伏见稻荷神社的建立都与纪念秦氏当年发展农业，开辟耕地、建立水利工程的功绩有关。

在史部中担任要职

日本古代国家的统治最初由大臣、大连等氏姓贵族把持。5世纪初期，“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19)，至迟在雄略天皇时期，朝廷也设立了史部。这个重要机构的工作几乎全部由大陆移民担任。他们居于皇城左右，被称作“东西史部”，“奕世继业，或为史官，或为博士”(20)。我们无从了解史部的具体情况，但这个时期与大陆国家的交往，统治机构的完备和文字传入等事实都证明史部的存在提高了行政管理水平。478年，雄略天皇致中国南宋顺帝的表文带有明显的六朝风格，骈俪体裁，洋洋大观，毫无日本气味，完全有可能出自史部内的中国移民之手笔。他们以其突出的才能受到天皇和朝廷的信赖，其后代多继承祖先的事业，在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中担任文职官员。律令的“学令”规定，“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说的是史部的子弟可以拥有与五位以上官员子孙同等的进入大学寮学习，进而参加贡举考试的资格，可见其地位不低。

传播大陆文化、制度

7世纪的日本有两件大事，一是圣德太子的改革，一是大化改新，对日本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陆移民传播文化的结果。圣德太子（574—622年）堪称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认真求教于大陆移民，“习内教于高丽僧慧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并任命许多移民在朝廷担任职务，对汉语、佛经及中国典章制度造诣颇深，通过对中国帝王的御民之术及封建纲常、尊卑礼仪的研究，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打破了氏姓贵族对朝政的垄断，明确提出要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力。“宪法十七条”文字简练、流畅，若非由移民精心传授，是难于由圣德太子“亲肇作”的。645年的大化改新得到了大陆移民的帮忙策划，功劳最大者当首推南渊请安、高向玄理（两人都是大陆移民“汉人”的后代）、僧旻（号称曹操第三子曹植的后裔），他们都是大陆移民出身，又曾回中国长期“留学”。僧旻在中国学习24年，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在中国长达32年，习得高深的学问。他们目睹了隋灭唐兴的过程，稔熟于隋唐的制度与文化。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俱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高向玄理与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是政治上的最高顾问。可以想见，大化改新后一系列措施的制定是出自这两位汉人后代之手，这两位功臣与天皇友情甚笃。当孝德天皇得知僧旻病重的消息时立即赶到病榻前，执其手道：“若法师今日亡者，朕从明日亡。”僧旻去世后，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21)圣德太子的改革与大化改新中的改革，都证明经过移民的努力，大陆的制度与文化已在日本生根。

四、大陆移民的归宿

在对古代日本大陆移民进行考察时，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及功绩是非常必要的，而客观认识大陆移民的历史作用同样也是必要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古代社会、文化处在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大陆移民因掌握先进文化与技术而受到重视，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使自身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大陆移民在缔造了古代日本文化社会繁荣的同时，由于离开母国时间日益久远，已经很难再实现知识更新，他们在文化上已经难以再有新的创造。另一方面，经过大陆移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辛勤努力，当地日本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加上当地人社会基础深厚，逐渐取代了大陆移民的地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还应注意到，日本古代是等级严格的社会，815年编纂的氏族名鉴《新撰姓氏录》把大陆移民作为“诸蕃”列入其中，且占全部氏族近三分之一这件事本身，既说明大陆移民数量之多，律令国家对他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统治阶层已经有了明确的“本国”与“蕃国”的区分观念，且“本国”的地位要高于“蕃国”。在大和时代自身文化水平很低、对大陆移民的文化技术尚有利用价值的情况下，对移民的身份可以忽略不计或相对宽松，而一旦本国人文化水平提高到可以与大陆移民比肩或大陆移民的知识技术已经老化陈旧的时候，便将大陆移民作为“诸蕃”，置于“神别”、“皇别”的统制之下。奈良时代，昔日大陆移民不可取代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其文化、技术上的优势也日渐丧失，走向没落成为历史必然。

关于大陆移民的没落，由于没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只能从史籍中分析蛛丝马迹。根据《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一书作者韩昇对《新撰姓氏录》的考察，在7世纪后期至9世纪，大陆移民通过伪造谱牒冒充日本氏族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日本的335个皇别氏族、404个神别氏族中，由大陆移民冒充或混入的情况有一成左右。(22)如“皇别”中有一叫做“茨田胜”的氏族，自称“景行天皇皇子息长彦人大兄瑞城命后也”，而实际上，这个氏族“出自吴国王孙皓之后意富加牟枳君也。大鹪鹩天皇谥仁德御世，赐居地于茨田邑，因为茨田胜”(23)。“神别”中有一氏族“秦忌寸”，从名字就可看出他们是出自大陆移民秦氏集团，却把自己说成是天孙族速日命的后裔。正因为社会上氏姓伪冒、欺诈的现象很严重，引起本地氏族的不满，才有了甄别姓氏的必要，《新撰姓氏录》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编撰的。对于大陆移民自身来说，宁可不要自己固有的身份而冒充日本人的世系，肯定是有现实需要或受实际利益驱使的，显然在此时大陆移民已经不再是值得骄傲和珍惜的身份，所以要放弃它，这恐怕是说明大陆移民走向没落的最好例证。日本学者上田正昭认为，进入奈良时代，汉氏、秦氏在政界曾经有过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也有当官的人，但基本上是中下级官员。自古以来渡日的归化系氏族大都在地方积蓄势力，作为定居在地方的豪族而存在下来。(24)也就是说，大陆移民已经远离国家政治核心。

遣唐使中大陆移民及其后裔所占比例大大下降，也可以证明大陆移民的没落。如前所述，在大和时代，尤其是倭五王时期承担对中国外交的主要是大陆移民。到推古天皇时期，607年随同遣隋使节小野妹子出使、作为遣隋副使入隋的吉士雄成、通事（翻译）及八名学问僧、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大陆移民出身，尤其以中国移民居多。(25)遣唐使时代初期，还能明显判定出使节中有大陆移民及其后裔，如630年派遣的副使药师惠日、654年派遣的押使高向玄理都是大陆移民。值得注意的是，药师惠日、高向玄理这两位大陆移民后裔，曾随同遣隋使到隋朝留学多年，是接受了新知识的新一代人才，所以才被委以遣唐使重任。实际上在遣唐使中像药师惠日、高向玄理这样的大陆移民已经不多了。这说明大陆移民在文化与外交方面的优势也已丧失，他们如果想继续保持过去的地位，必须不断补充新知识，并面对与日本人的竞争。但是在世袭传统下，大陆移民往往是失败者。在遣唐使的选拔上，不仅要有修养，学识渊博，而且要有政治背景或居朝中高职，如702年作为执节使入唐的粟田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26)，并参与制定《大宝律令》，是朝廷要员，并获赐“朝臣”姓。相继于717年和733年派遣的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和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是兄弟，其父多治比岛官至左大臣，正二位。752年派遣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是贵族藤原房前之子，赴唐前已官至参议，从四位下。这样的背景是大陆移民难以企及的，所以8世纪以后的遣唐使已经难觅大陆移民的踪影。

结语

客观地说，大陆移民在日本古代王权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大陆移民的文化强势是有时空限制的，由他们奠基的日本文化反而促进了自身的没落。大陆移民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中国人、朝鲜人血统的纯度，其子孙最终同日本人融为一体，成为大和民族的组成部分。2001年12月23日，明仁天皇在68岁生日时发表谈话，其中谈到：“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是百济武宁王的子孙。”前首相羽田孜也曾公开表示自己是秦氏的后代。说明大陆移民虽然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但是他们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与日本文化的繁荣做出的巨大贡献却为后人所景仰。

（原文题为《古代大陆移民在日本》，刊载于《历史教学》1984年9期，本书收录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