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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去世了，后来，爸爸也去世了。之后，我始终孤身一人住在这个家里。从小就帮忙带我的奶奶前年因为心脏病发，也不在了。

翻越北山，在靠近水源地的村子里，好像是住着我的几位表亲，但我们一次也没见过面。北山长满了带刺的林木，山顶常年笼罩着云雾，几乎从来没有人涉足过山林深处。加之岛上大概没有地图这东西，这岛实际上是怎样的地形，无人知晓。

爸爸是野生鸟类研究员，在位于南山山顶的野生鸟类观测站工作。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常驻在观测站，获取数据，拍摄照片，孵化鸟蛋。

我老是打着给爸爸送便当的幌子，跑去那里玩儿。年轻的研究员们都很疼爱我，请我吃饼干、喝热可可什么的。

我坐在爸爸腿上，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鸟嘴的形状啊，鸟类眼睛边缘的颜色啊，羽毛的展开方式啊，任何一个微小的特征都逃不过爸爸的慧眼，他总能准确地说出鸟类的名称。双筒望远镜对于还是孩童的我来说过于沉重，我的手腕很快就累麻了。这时，爸爸会用左手轻轻地帮我支撑。

我们两个人这样贴着脸观察鸟儿的时候，我有时会忽然很想问问爸爸：“您知道妈妈工作室里那个旧柜子的抽屉里藏着什么吗？”

可是，每当我想问时，眼前总会浮现妈妈通过换气窗望向月牙的侧脸，就怎么都问不出口了。

取而代之脱口而出的是那句妈妈捎给爸爸的无关痛痒的话：“让他早点趁热把便当吃掉哦。”

回去时，爸爸把我送到巴士车站，半路上有个饲养场。我把一片带回的饼干小礼物捏成了粉状。

“您下次什么时候回家呢？”我问。

“周六傍晚吧，大概……”爸爸不怎么确定地回答，“好了，要跟妈妈带个好哦。”

爸爸使劲挥着手，工作服胸前口袋里别着的红色铅笔、圆规、荧光笔、《工作守则》和镊子差点从里面掉出来。

我心想，幸亏鸟儿们是在爸爸去世之后消失的。大部分人就算随着某种事物的消失而失去工作，也不会陷入什么大不了的慌乱，而是很快另找一份新工作，但是爸爸不行。爸爸是除了能够准确说出鸟类的名称，别无所长的一个人。

对面的叔叔从帽子匠人转做伞匠了，老奶奶的老伴从渡轮调度员转做仓库管理员了，同班同学的姐姐从美容师转做助产士了，没人有一句怨言。即使薪水降低，大家也不会艳羡怀念过去的职业。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假使有人私下嘀咕，就有被秘密警察盯上的风险。

包括我在内，事实上大家都能轻而易举地将事物一样一样忘记。这里俨如一座只能漂浮在一片广袤无垠、空无一物的大海上的岛屿。

鸟类的消失也跟其他事件一样，突如其来地发生在某天早上。

当时我从床上醒来，空气中弥漫着些许粗粝感，这是消失的信号。我裹着毛毯，仔仔细细地来回打量房间。梳妆台上的化妆品、桌子上散落的别针和便笺纸、地毯上钩花的式样、唱片架……任何微小的东西都存在消失的可能性。要探寻消失的是什么，必须全神贯注高度集中。

我下了床，披上开衫走到院子里。附近的人们也都走出家门，惶惶不安地向四邻打听。隔壁的小狗发出低沉的“呜呜”声。

当时，有只茶色的小鸟飞过高空。看上去轮廓圆润，肚子上混杂着少许白色的羽毛。

“那不是我在观测站跟爸爸一起看过的鸟吗？”

那一瞬间，我发觉自己心中跟鸟有关的一切正在消失。“鸟”这个词语的意思、对鸟的情感、跟鸟有关的记忆，一切的一切……

“这次是鸟了啊。”对面那位前帽子匠人叔叔落寞地说，“还好是鸟，也不会给人带来不便，反正它们只是在天空翱翔。”

叔叔重新系了系脖子上的围巾，小声打了个喷嚏。他的目光跟我一碰上，大概想起了爸爸是野生鸟类研究员这件事，尴尬地一笑，匆匆忙忙赶去工作了。

其他人也都因为消失的事物非常明确而一副内心安定的模样，各自投入早上的忙碌中去了，只有我久久地眺望着天空。

刚才那只茶色的小鸟画了一个大大的圆之后，远远地飞向北方的天空一角。那是什么种类的鸟来着？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我真后悔，要是在观测站和爸爸一起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时，记名字记得更认真一些就好了。

多想在心中至少留存住它展翅的方式、它的啼啭和颜色，如今却都是徒劳了。本应载满和爸爸在一起的记忆的鸟儿，已经无法唤起任何温情，只不过是在空中上下翻动翅膀的一种生物而已。

下午去市场购物的途中，一路上到处都能遇到人们提着鸟笼聚集在一起。鹦鹉、文鸟和金丝雀似乎都感受到了某种气氛，在鸟笼里展开翅膀。鸟主人们集体缄口不言，神情恍惚，看来尚未适应这次消失。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跟自己的鸟儿话别。有的叫着鸟儿的名字，有的用脸颊蹭蹭爱鸟，还有的嘴对嘴给鸟儿喂食。一系列话别仪式结束后，大家朝着天空把鸟笼门大敞开。鸟儿们一开始有些迷茫似的绕着主人身边飞来飞去，旋即被吸入天空深处，再也看不到了。

所有鸟儿飞走后，周边空气如屏住呼吸般一片死寂。鸟主人们提着空荡荡的鸟笼各回各家了。

就这样，鸟类消失了。

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正边看电视边吃早餐，玄关处门铃响起。那种粗暴的响法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带我们去你父亲的工作室。”站在玄关处的是秘密警察。他们一行一共五人，身穿深绿色的上衣和裤子，系着宽大的腰带，套着黑色的皮靴，手戴皮手套，腰里别着若隐若现的武器，一切都让人心生恐惧。他们之间的区别似乎只在于胸前所别的种类繁多的徽章组合有所不同，当下我完全无暇确认。

“带我们去你父亲的工作室。”站在最前面，别着菱形、蚕豆形和梯形徽章的男人用和刚才相同的语调再次重复道。

“爸爸五年前去世了。”我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放缓语速说道。

“这我们知道。”别着楔形、六角形和T字形徽章的男人这样说道，以此为号，五个人齐刷刷穿着靴子进入室内。五双靴子发出的声响和武器与枪栓碰撞发出的硬邦邦的动静在屋檐下混响在一起。

“地毯刚刚打扫过，请脱下你们的靴子。”我也明白自己应该要求些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脱口而出的却只有这句愚蠢的话语。但是，他们根本无视我，径直走上二楼。

他们就像把我家的平面图装进了脑袋似的，不假思索地来到位于东边一角的爸爸的工作室，立即手脚麻利地开始做事。

首先，一个人把爸爸去世后一直紧闭的窗户全部拉开，另一个人用手术刀般细长的工具破坏掉书柜和桌子抽屉的锁，其余几人用手指伸进墙壁的边边角角，查看是否有秘密保险柜之类的。

之后，他们全体成员开始甄别爸爸留下的手稿、便笺纸、剪贴本、书籍和照片这些材料。他们视之为危险的东西——但凡任何一处发现哪怕一个“鸟”字——就哐哐扔到地上。我倚在门口，把门把手的按钮按了弹弹了按，盯视着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曾经有所耳闻，他们都经过一段时间的有素训练。五人作业进行了最为高效的明确分工。他们一言不发，目光锐利，没有多余动作。只有纸张相互摩擦的声音，就像鸟儿展翅的声音一样飘荡在耳边。

转眼间，地板上的文件已经堆积如山。这个房间里应该几乎没什么东西是跟鸟无关的。写满爸爸熟悉字迹的手稿和爸爸住在观测站时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纷纷从他们手中哗啦啦散落。

他们确实在糟蹋东西，但由于手法过于干练，甚至让我生出一种被服务的错觉。总想着必须尽快提出抗议了吧……可胸口怦怦直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烦请再当心一点儿。”我试着提醒，然而只是徒劳，“对我来说，这些全都是爸爸的遗物。”

他们甚至没有朝我这边转一下身。我的声音只是被吸入了父亲层层堆叠的遗物之中。

一个人把手搭到了桌子最下面那个抽屉上。

“那里的东西跟鸟无关。”我连忙说。

爸爸总是把家人的信件和照片收在那里。戴着双圈形、长方形和水滴形徽章的男人无所顾忌地拉出抽屉继续做事。从中单单拣出了一张我们家人和爸爸人工孵化出的毛色艳丽的珍稀鸟类——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一起拍的照片。男人把剩余的照片和信件在桌上摞齐，放回了原来的抽屉。在那天秘密警察的所作所为里，这算是唯一正经的瞬间。

所有甄别完成后，接下来，秘密警察把地板上的东西塞进上衣内袋里备好的黑色塑料袋中。从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儿使劲塞入的情形看来，是打算全都扔掉。有塞进去这个环节，说明他们并非想要查出什么，而只是要处理和鸟相关的事物的残骸。彻底消灭它们才是秘密警察的首要任务。

我想，或许这场突袭跟妈妈被秘密警察带走时的状况相比还是简单多了吧。他们只要彻底打包到心满意足，就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吧。毕竟爸爸已经去世了，这个家里残留的鸟的记忆只会越来越稀薄。

耗时长达一个小时的操作结束了，他们打包了十大袋。朝阳照射进房间，屋里热起来，他们胸前精心打磨过的徽章熠熠发光，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滴汗未流，气息丝毫未乱。

他们平均分配，每人双肩背两个口袋，乘着停在房子前面的卡车离开了。

仅仅一个小时，就让房间变了样。我一直珍而重之封存着的父亲的感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从填补的空洞。我站到了房间正中间，那是一个会把人吸进尽头某一点的深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