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荀子：性恶论

在汉代以前，儒家真正的传承人除了孟子，还有荀子，所以司马迁将二人一并写入《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说自孔子去世后，“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同时，《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又称：“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说明在西汉初年，荀子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直到唐代，韩愈列出的道统中，方去掉荀子独剩孟子。但若以政治成就来论，荀子似乎在孟子之上，他培养出的弟子李斯担任过秦国的丞相。但是他本人没有这么幸运，没能身居高位亲自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是退居兰陵，著书立说，以此来伸张儒家思想，反击异端学说。

荀子身处战国时期，那个时期各派都会伸张自己的学说，对此荀子一一予以批驳，他在《非十二子》中起首即言：“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说，有很多人在粉饰自己的异端学说，扰乱天下，利用虚伪夸张的卑劣手段，使天下人不能分辨是与非、治与乱，所以他要一一揭示这些人的嘴脸。他所批驳的十二位著名学人分属于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同时也包括儒家中的不同派别，甚至批驳了子思和孟子。

荀子学说的主要特色是天人之分。孔子罕言天道，从子思开始注意天道问题，孟子接续了子思的观念，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是天的准则，追求诚是做人的准则。荀子的观念则与之相反，认为天跟价值、秩序、道德都无关，天是自然的存在，无意志，也无义理。在这方面他所说的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荀子说，天道有自己的运行法则，它不因为尧的仁而存在，也不因为桀的残暴而消亡，用合理的措施来应对天，就是吉利，否则的话就是不吉利。荀子是想说清楚天道与人道是两个体系，各有各的职责，孟子则把天道德化。荀子将天与道作了两分法，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突破，为此他受到了宋儒的批判。

在荀子之前，人们把很多问题归为上天的旨意，以此为借口对人所做的事情不负责。荀子觉得人可以对天灾不负责，但人的不作为，就是人的责任。他在《天论》中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儒家特别重视祭祀，有着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其中也包括对天的祭祀，那么祭天到底有没有用呢？有人说，祭神求雨而下了雨，这不正说明祭祀是有用的吗？荀子却认为这没什么，就如同没有举行祈雨仪式而天下雨一样。人们往往在日食月食时举行仪式来求救，在天旱时祭神求雨，通过占卜来决定国家大事，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通过祈求能够达成心愿，而是通过仪式可以表达对老百姓的关切。君子知道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但老百姓却以为这是神灵，然而，顺从人情做些文饰是无害的，如果真认为有神灵，那就凶险了。

可见祭祀只是一种做给人看的仪式，并不能使上天给予多大的帮助，但荀子仍然认为，举行这种仪式是有价值的，其所谓的价值，就是荀子最看重的礼。在荀子那里，礼乃是“道德之极”（《劝学》），同样也是“人道之极”（《礼论》）。

对于礼的重要性，荀子《非相》中首先提出问题：“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人之所以为人，究竟怎样分辨呢？荀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因为人能辨别上下贵贱长幼亲疏各种秩序，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礼，礼是无处不在的，就如同人饿了想吃、冷了想暖、累了想休息一样，喜欢得到好处而讨厌各种不利，这是人天生就有，不需要学习就具备的本性，也是大禹和夏桀都有的本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因为人懂得秩序，懂得礼。所以荀子强调“人道莫不有辨”，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就在于有各种等级的区别。他进一步说：“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荀子则是以礼义来取代仁义。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篇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礼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去追求，而人的追求如果没有限度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过去的圣王厌恶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所以通过制定礼仪来区分等级，以此来调节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这样的调节，社会财物就会被欲望耗尽，所以满足部分欲望，抑制另一部分欲望，这就是产生礼的原因。故而，礼起到了平衡社会关系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满足人们合理需求的作用。按照荀子的话来说，“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

就人性而言，荀子的观点跟孟子相反，他主张性恶论。《荀子·正名》首先谈到了何为性：“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人本身有各种属性，生下来就如此的，叫作天性，天性是阴阳之气相合而产生，精是与外物接触后相互感应的结果，所以不经过人为加工，自然而然就叫作本性。他以此来强调，性是生命中天然的一面，而不是生命的全体。

《荀子·性恶》明确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断言人性是恶的，而人性表现出来的善并不是本性，接着他举出了如下例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在荀子看来，人天生就喜好利益，如果顺应这个天性，就会出现争抢，谦让就会因此而消失；人生来就有嫉妒憎恨之心，如果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残杀陷害的行为，于是忠诚、讲信用的美德就消失了；人生下来就喜欢耳目之欲，如果顺应这种本性，就会产生淫乱，礼法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放纵人的本性、顺从人的情感，就一定会产生争夺，会出现违背等级、名分，甚至导致暴乱。所以说，人必须要有老师的教导，要有法度的教化，要有礼仪的引导，然后才能使人变得谦逊，合乎礼法，从而使社会得以安定。

如何来证明这种判断呢？荀子举出了这样的例子：“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人的本性是饿了就想吃饭、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但现实的状况是一个人饿了，他看到父亲兄长而不敢先吃，这是因为要谦让；尽管累了，但看到父亲兄长，却不敢要求休息，这是因为要有所代劳。所以荀子认为，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等等，这种做法“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也就是说，这么做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所以其结论是：“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由此说明了人的本性是恶的，他们显现出的善良行为，是人为的，这种行为是后天形成的，而非先天具有，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针对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子直接展开了多层次的批判。《荀子·性恶》载：“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孟子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明确地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凡是古往今来，天下人所说的善，就是合乎法度，遵守秩序的，所说的恶，就是偏邪阴险，悖道作乱的。这就是所说的善与恶的分别。如果真认为人的本性天生就是合乎法度、遵守秩序的，那么就用不着出现圣王，也用不着礼义了。因为在人性善的观念下，没必要有圣王和礼义。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古时的圣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要设立君主的权威来统治社会，通过倡导礼义来教导人们，制定法度来治理人们，加重刑罚来防止人们犯法，这样才使得天下安定有序，让人行为善良。所以说，这是圣王治理和礼义教化的结果。因此，荀子认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

按照荀子的理解，孟子认为性善是天生所具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每个人已经是生而为善的了，那么圣人和礼义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其言外之意，礼义和法度存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只有在人性恶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荀子认为，性善的主张会削弱圣王和礼义的必要性。所以他认为：“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孟子的人性本善说不能得到检验，也无法得到推广实行，因为人性本善，就去掉了圣王、取消了礼义，而本性恶才是赞同圣王与推广礼义，因此说，人的教养是后天礼义教育的结果。《荀子·劝学》中有这样一段最为人熟知的比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蓬草天生长得弯弯曲曲，随风滚动，但如果它长在麻丛中，根本不用扶持它，自然就能长得笔直，这是因为，如果它长不直的话，就见不到阳光活不下去。如果将一把白色的沙子扔在污泥中，自然也看不到一点白色，芳香的白芷如果泡在了臭水里，即使是君子也不愿意接近，普通人更不愿意佩戴，这并不是它本质不好，而是因为它被脏水浸泡的结果。因此，君子居住一定要选择友好的邻居，出游在外一定要亲近有品学之人，以此来防止沾染邪恶的东西。荀子列出这些比喻，就是想说明，不论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都是后天影响的结果。

他的这些观念不被后世儒家所接受，他所提出的性恶论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致使他在儒学上的地位要比孟子弱得多。而实际上，他的一些观念对后世儒学有着重要启迪，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称：“汉武以后学术思想虽统于一尊，儒家成为百家的总汇，而荀子实开其先河。”甚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出这样的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