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汉代古文经学的四次抗争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为官学，古文经学为在野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抗争始自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内府所藏。刘向原本喜欢《春秋穀梁传》，同时也喜好《左传》，王充在《论衡》中说刘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刘向之子刘歆则酷爱《左传》，《汉书·刘歆传》载：“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论语·公冶长》载有孔子所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于是后世认为，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刘歆基于这个判断，认为左丘明见过孔子，那么他为《春秋》所作的注释应当更为准确，而公羊高和穀梁赤出生在孔子弟子之后，他们不可能见过孔子，如此说来，《左传》的作者是亲自见过孔子，而《公羊传》和《穀梁传》两书的作者只是通过传闻来解经，那么《左传》应该高于《公羊》和《穀梁》。

基于这种认识，刘歆向父亲问难，刘向用《春秋穀梁传》的观点予以反驳，但却没有说服儿子。或许是这个原因，使得刘歆对《左传》更有信心，他对《左传》一书作了整理，在父亲去世后，于哀帝建平元年（前6）向朝廷提议，将《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为官学，由此而引起了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争论。哀帝下令，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论辩，当时那些今文博士不肯与之辩论，后来刘歆数次见丞相孔光，希望《左传》能够立于学官，但孔光没有给予帮助。于是刘歆等人便写出了《移让太常博士书》，这篇文章被后人视作较为完整的讲述汉代经学的重要文献。

此文从上古三代讲起，之后谈到孔子“忧道之不行”，于是周游列国，十四年后返回鲁国，修订六经。秦朝烧六经、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于是儒学衰落。汉代兴起后，叔孙通定礼仪，然当时市面上只能见到《易》经，因为此属占卜之书，不在秦朝焚书范围之内。后来朝廷废除了挟书之律，六经逐渐面世，之后“立于学官，为置博士”，但那时的博士“一人不能独尽其经”，因为那时所传的经“书缺简脱”，残缺不全。

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古文经，而后孔安国又将其献给朝廷，可惜因为各种原因，古文经未能推广开来，刘歆重点讲述《左传》一书“皆古文旧书”，并且内容多过其他经典，只可惜“臧于秘府，伏而未发”，这种状况令君子痛惜。接下来，刘歆开始批评今文经学家解经方式之陋：“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刘歆批评今文经学家解经方式太过烦琐，有些学者一生不能通研一经，并且他们的解经方式是靠口口相传的背诵，这种方式在刘歆看来绝非古法。可惜的是，古文经未能立于学官，但刘歆认为：“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在刘歆看来，古文经才是真正的经典，然其地位却是在野，这正是他大为不平之处，也是他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的重要原因。

这篇文章流传出来之后，遭到了很多今文经学家的怨恨，光禄大夫龚胜向哀帝提出“乞骸骨”，以此作为要挟。哀帝虽然有心偏袒刘歆，但是阻力太大。刘歆担心为此遭到不测，于是主动提出出外为官，支持刘歆的王龚和房凤也离京到地方去任职。这场纷争的结果是今文经学派取得了胜利。

王莽主政时期，古文经学得到重视。汉平帝时，《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王莽建立新朝，封刘歆为国师，古文经学受到空前重视，然到东汉初期，光武帝今、古文经并举，不偏不废，由此引起第二次纷争。

建武二年(26)，尚书令韩歆上书光武帝，打算将《费氏易》和《左传》立博士，皇帝下诏让众臣讨论此事。这次讨论反响不大，而后光武帝任命范升为议郎，范升通梁丘《易》和《老子》，后迁博士。建武四年(28)正月，光武帝令范升在南宫云台召集公卿博士讨论今古文，范升提出《左传》不祖述孔子的《春秋》，乃是左丘明的作品，所以反对将此立于学官。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与之辩难，这场辩论直到中午也没辩出结果，就此结束。

而后，范升上书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认为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方为正统，而《费氏易》《左传》之类的古文经都属于异端，如果将异端立于学官，风气一开，后期请立将接踵而来，将会引起混乱。同时他认为，《费氏易》和《左传》渊源不明，传承无师法，更何况《左传》还有十四件事有问题：“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光武帝看过范升的奏章后，下诏让博士论辩，当时精通《左传》的陈元以处士身份“诣阙上疏”，来反驳范升的观点。陈元首先强调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而公羊高和穀梁赤未得孔子亲炙，接下来他一一驳斥范升的观点，其主要观点与刘歆相类似，他说自己：“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后汉书·陈元传》）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替左丘明辩诬，让人们知道，《左氏春秋》才是《春秋》一书的正解。为此他在文末发誓说：“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陈元认为，他得到了经、传合一的正传，如果自己说的有问题，甘愿受死。光武帝看到陈元的书后，再次下诏让众臣评议，于是范升与陈元当面辩难。光武帝观览了两人的辩论之文后，可能觉得陈元的更有道理，于是“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后汉书·陈元传》）。《左传》终于成了官学，太常给皇帝报上《左传》博士的四个人选，排在第一的就是陈元。光武帝看到名单后，认为陈元“新忿争”，出于平衡，选择了排在第二的李封为博士，而没有任用陈元。

即便如此，《左传》立为学官之事还是让今文经学官员大感不满，他们数次在朝廷上争论此事。然此后不久，李封病逝了，于是光武帝就取消了立于学官的《左传》。这次争论在经学史上颇为重要，因为西汉末年的今古经学文之争，有很多原因是出于利禄，而此次争论则转变为学术道统之争。古文经学家所看重的《左传》立于学官虽然时间短暂，却堪称标志性胜利，尽管终被取消，但也说明古文经学已经有了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的力量。

今古文经学的第三次争论，乃是由汉章帝发起。章帝喜好古文经，继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76)，章帝召古文经学家贾逵到白虎观讲经。贾逵在年轻时就已熟读《左传》以及五经，他的讲述令章帝很满意，此后章帝任命贾逵写一篇论述《左传》长于《公羊》和《穀梁》的文章，于是贾逵写了一篇奏章来详细论述《左传》之妙。贾逵指出，《左传》有三十事最为重要，因为它关涉到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章帝看后很满意，“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后汉书·贾逵传》）

可见，那时《左传》虽然没有立博士，但是太学已经开设了《左传》课程，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让贾逵从《公羊》学的高才生中，挑选二十人来学习《左传》，这是古文经学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并由此开了东汉太学教授古文经学的先例。

此后贾逵再接再厉，他向皇帝说，“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皇帝令他详细考证，贾逵将他研究古文《尚书》的成果厘为三卷，呈给章帝，章帝表扬了他，又命他将《齐诗》《鲁诗》《韩诗》与古文经学家所喜爱的《毛诗》进行比较，由此而说明汉章帝心向古文经，他通过贾逵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在皇帝的支持下，建初八年(83)，“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贾逵传》）于是此四经得以通行天下。

虽然古文经学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皇帝在诏书中没有明确点出是否立古文经传博士，同时仍有今文经学家与之抗争。当时有位博览群书的李育，虽然也喜欢《左传》，但理解得并不透彻，建初四年(79)，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李育以《公羊传》来与贾逵论辩。

白虎观会议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建初四年，贾逵、班固等人上表，认为在狱中的杨终对《春秋》极有研究，希望能将其释放，杨终同时也上表自辩，终于得以出狱，用为议郎，不久，他上书章帝，“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章帝同意了杨终的建议，下诏要召开经学研讨会，于是太常、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汇集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此次会议的背景乃是从汉武帝尊儒到光武崇儒的近两百年间，经学章句繁复不堪，比如桓谭在《新论·正经篇》中称，讲学大夫秦近在解说《尚书·尧典》时，仅篇名“尧典”二字就解释出了“至十余万言”，在解释“曰若稽古”时，又用了“二三万言”。这样的解经方式已然成为所有人头疼的事，故章帝下令予以简省。参加白虎观会议之人可考者有十三位，其中包括章帝本人，但是他没有亲临现场，而是让人将讨论结果记录下来，呈报给他，再由他作出评判。这就是《后汉书·章帝记》中所说的“帝亲称制临决”。

从学术观念看，章帝本人对今古文经都较为熟悉，但偏爱古文经。另外，章帝的兄弟西平王刘羡也是十三人之一。属于古文经派的主要人物是贾谊的九世孙贾逵和校书郎班固，今文经派的学者有研究《春秋》的杨终，讲习鲁《诗》的鲁恭和魏应，精通欧阳《尚书》的丁鸿和桓郁，长于《公羊传》的李育和善解《严氏春秋》的楼望。另外，还有一位淳于恭，此人精通《老子》，不属于今古各派，可能是这个原因，皇帝命他作会议记录，命魏应负责传达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次会议的时间较长，《后汉书·儒林传》称：“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这次会议确定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定义，根据这次会议记录，皇帝命班固撰写了《白虎通德论》一书，此书简称《白虎通》，是经学史上的名著。该书记录了那次开会的要点，比如天、地、人的关系问题，《白虎通·天地》篇中说：“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

这里的“镇”通“正”，天是正的化身，居高临下，为人之正。地是元气所生，万物之祖。既然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天子是什么呢？《白虎通·爵》篇称：“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就是天之子，他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同时规定了天子与王的区别：“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那么，天子为什么又称为皇帝呢？《白虎通·号》篇的解释是：“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关于皇，该篇的解释是：“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

白虎通会议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儒学概念，比如，何为“三纲六纪”，如何做到教化纲常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育以《公羊传》义数难贾逵，两人往返论辩，章帝没有给出古文经胜还是今文经胜的结论，从总体来看，白虎通会议是为皇权张目，但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天人关系，融合了汉代的今、古文经学，甚至包括谶纬、黄老之学，等等。

今古文经学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在汉末灵帝时期，何休与郑玄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最终由郑玄取胜，郑玄代表古文经学，故而这次争论是古文经学的胜利。但是郑玄虽然以古文经为宗，却兼涉今文经，甚至研究谶纬之学，是东汉后期通学派的代表，所以郑玄的成就又代表着今古文经学的进一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