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逸的文学化

“隐逸”二字一般用于指称隐士的生活情调，“逸”字含有令人羡慕的放适无拘的意思。自古以来，典籍中记载的有隐逸情调的作品都与隐者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后人假托的帝尧时代的《击壤歌》，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商山四皓的《采芝歌》，还是《诗经》中被认为歌咏“贤者隐处涧谷之间”的《卫风·考槃》、写“隐居自乐”的《陈风·衡门》注112，莫不如此。到东汉初年，开始出现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张衡《归田赋》等士大夫歌咏隐逸之乐的作品。魏晋之际阮籍、嵇康、张华、张协、潘岳、左思、陆机等人，更一致宣扬隐逸的志趣，描写隐遁出世的种种逸乐。其中两位作家的作品最值得注意，一是何晏的《拟古》：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失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他本是国戚，又官居极品，但因反对曹魏政权的法家刑名之治，崇尚道家的无为，很遭当政者忌恨，他的诗能让人感觉到作者惶惧不安的心态。二是嵇康的《述志诗二首》其二：

斥鷃擅高林，仰笑神凤飞。坎井蝤蛭宅，神龟安所归。恨自用身拙，义誉非所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何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颠，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

同样崇尚老庄、秕糠经典的嵇康，因谊属曹魏姻亲，且恃才傲物，也颇遭司马氏忌恨。他常恐不能见容，耿耿隐忧，诗中多有出世之想，而最终竟与何晏一样不免于祸。回顾汉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学，士大夫阶层的隐逸志向始终就停留在口头上，相反留恋爵禄倒有各种借口，以致唐代灵澈上人有“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讥诮注113。在这种情形下，陶渊明的决然辞官归隐，极为引人注目。

其实陶渊明绝不是第一个勇于和官场决裂，放弃仕宦的高士，在他之前起码还有个被秋风吹动莼鲈之思的张季鹰，他的归隐显得比陶公更倜傥旷达。陶渊明所以成为心态史上的一个典型，完全在于他意识到“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因而将自己弃官归隐、躬耕自足的实际生活和感受记录于诗篇，使自己的归隐行为具体化和文本化，自我塑造为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将隐逸付诸实践的诗人。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不是古今隐逸之宗，正是着眼于他的诗人身份。陶渊明以自己的诗作，使“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抽象道德变成了活生生的实践行为。诗中描绘的由仕到隐的心路历程，就像是心灵痛苦得到净化的仪式。正是借助于文本的这种叙事功能，陶渊明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个官人向隐士的彻底转化。

萧统对陶渊明的隐逸书写还是从传统的“高尚其事”的角度去肯定的，实则经过儒、道学说的理论化之后，隐逸已不再是单纯的避世行为，它有时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批判性的政治姿态，也可以代表一种人生理想的索求注114。后人每认为，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只是个借口。吴名凤专作《陶彭泽折腰论》，阐明陶渊明“固先有去志，适触于折腰之事，而决于行焉，初非因折腰而始去也”。而所谓去志，就是不肯屈身事宋。“陶桓公有大功于晋，渊明不忘厥祖，耻复屈身异代，故曰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抗心怀葛、高并夷齐是其解组之由，别有深意。即无折腰之来，亦必挂冠而去，谓渊明为傲上不恭者非也，谓渊明为孤高自好者亦非也”注115。从宋代开始，在陶渊明评价的伦理层面，就开始强调传记中提到的不书刘宋年号而书甲子一点。朱子《通鉴纲目》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特书“晋处士陶潜卒”，明显是有意强调其遗民身份。虽然将隐逸与遗民联系在一起，自古就有伯夷、叔齐的例子，但这种刻意强调还是显示出将个人选择与一种普遍道德联系起来，将归隐的个人行为加以政治伦理化的意识。后来江湜也有诗说：“渊明亲在时，曾作州祭酒。欲为弦歌资，亦绾彭泽绶。适逢晋祚移，脱然归田亩。折腰向小儿，此言乃藉口。孰云忠孝殊，一人不兼咎。”注116这种解释在后代（比如元代）会成为士人拒绝政治认同、以遗民身份自居的启迪和楷模，但更多的时候人们并不追究陶渊明归隐的真实动机，而只欣赏归隐行为本身。在这种时候，陶渊明诗歌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们从观念上赋予归隐行为以更人性化的解释——对身心自由的葆全。这是比政治认同更超脱的回归于人性本身的追求，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陶渊明的传记只记载了诗人的两度辞官和不应征辟，但他的诗文却告诉我们作者平生曾有三仕三隐的经历注117。第一次是二十岁开始谋仕，两年后归告。这段经历《饮酒》第十首曾提到：“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注118第二次是二十九岁初仕州祭酒，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未几辞归。《饮酒》第十九正是回忆这段经历：“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第三次是五十三岁起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云：“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翌年又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因而任彭泽令八十余日即以奔妹丧辞官，从此绝意仕途。《归去来辞》小序反思自己的出处之迹，道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相比贫困来说，仕宦之违背本性更让他不堪忍受，于是辞官归隐就仿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五首》其一），那种身心无比舒适的感觉，凡读过《归去来辞》的人无不能切身体会。再看《答庞参军》叙述的隐居之乐，更洋溢着享受田园生活的喜悦和满足：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我们有理由充分相信，归隐对于陶渊明意味着自由人性的复归，意味着一种理想生活状态的实现。从精神史的角度说，这些摅写归隐心态的诗文要比他的归隐行为本身意义更为重要，它们使隐逸的政治内涵得到消解，而突出了其自我实现的人生意义。有学者称之为人生的理想化注119，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从陶渊明诗文中我们看到，归隐后他像普通农民一样过着躬耕自食的生活，“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可以想象，务农肯定不是他力所胜任的，尽管“躬耕非所叹”，但“耕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辞》序），生计贫乏，终究是难免的。这就使他作品中描写的自我形象，除了隐士之外，同时还是一个贫士。历来人们都只注意到他隐士的一面，而很少注意贫士的一面。其实隐士是诗里的老角色了，贫士倒是一个新的角色。虽然古籍里也不乏颜渊一簟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原宪桑枢瓮牖、匡坐弦歌的记载，但是在陶渊明以前，诗歌中还未出现过贫士形象，更没有像《咏贫士七首》、《乞食》这样具体描绘贫士生活的作品。陶渊明是第一位自己充任主角，用诗歌搬演贫士生活情景的诗人。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思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咏贫士七首》其二）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

自从孔子强调“君子固穷”，尤其是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贫寒就与一种有高远追求的志节联系在一起。西方谚语说富人难进天堂，那么贫士当然更容易成道。陶渊明的贫士形象其实是部分地与士人的自我实现联系在一起的，“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两句已暗示了贫困体验与实现人格节操的关系。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的需要分为八个层次，最高级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光有对自由价值的肯定，归隐还难以避免个人主义式的自私的非难。而有了忍受贫寒的衬托，“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的归隐就被打上积极的理想色彩，与更高同时也更抽象的玄学理想结合起来。

这样来看，陶渊明的创作就明显具有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以自传式诗歌对日常性的发掘和纪实性的高扬，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又以理想性的虚构，营造一个幻想的理想国，这个幻想的世界弥补了现实中的某些缺憾，满足了他精神遨游的快乐。这两种创作手法的交相运用，不仅在文学领域开创一种新颖的诗歌风格，同时也革新了文学的精神。方薰《静居绪言》云：“靖节人与诗俱臻无上品，生非其时，而乐有其道；与世浮沈，涅而不缁，自得之趣，一寓于诗，故其诗多未经人道语。”注120新颖的写实风格塑造了陶渊明平凡的隐士形象，而理想性又提升了他的精神品格。以诗传人，复以人传诗，两者互动互济，逐渐将陶渊明推到一个殿堂级的偶像位置，同时也赋予了陶诗的平淡趣味以最高的艺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