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场所精神与文化校园

温州中学数迁其址，三垟湿地校区建成才20年，而朱自清于1923年2月携眷来温，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任教，两者相差近80年。

这就涉及：“场所精神”的“场所”(place)与“精神”(spirit)是否可以分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分离？分离后，原来的场所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被分离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场所精神”重新找到具体的表达，即又找到了新的场所，新的“场所精神”与旧的“场所精神”有何异同？有哪些变化？会因为离开原来的场所失去了一些什么，保留了什么，增加了什么吗？新的“场所精神”与旧的“场所精神”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两个有血缘的“亲戚”，又或是在新的场所重生的那个“祂”？……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又可以换一种问法：“场所精神”从何而生？因何而在？如何变迁？这个变迁，是不离原有场所的发展，还是因迁址而导致的改变？

换一个词语，用“土地神”代替“场所精神”，这些疑问是否又有新解？“土地神”能脱离场地而独立存在吗？能搬迁祂的神庙吗？搬家后的“土地神”的新家和老家又分别是什么？

场所精神很容易被认为是校园建设，特别是文化校园建设最重要的内核。但正如梅贻琦先生谈教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校园文化建设有时会像伪命题：人和事件才是校园文化的主角，校园本身只是载体，故此从精神层面关注校园文化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那物质环境层面的文化校园建设是否只是可有可无的内容？或者说文化校园建设中“精神”是很重要的，“场所”是无所谓的吗？更进一步，那什么才是文化校园营建的核心命题？

温州中学·校史岛

温州中学的四大校门、春草池、怀籀亭的因址变迁，场所精神在新的校区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