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20年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全力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进一步提升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步入发展的快车通道，地区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14934.40亿元，到2002年突破2万亿元，达到20956.70亿元，再到2011年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0235亿元，截至2018年年末，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已经高达18915.53亿元，相比1998年年末增长了0.27倍。从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来看，20年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2.85%，分别高出东部地区0.95%、中部地区0.8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74%。如图1-1所示，分阶段来看，西部大开发前10年，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由1998年的7.50%跃升至2008年的22.90%；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下滑至10.80%，但仍比东部、中部和全国平均增速高出约1个百分点；此后，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实现快速回升，于2011年达到最高点，增速为23.13%；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由2011年的23.13%下滑至2015年的5.01%。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2016—201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实现回升，2018年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回升至12.22%。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显著提高，从1998年的6736.83元提高至2018年的49835.40元，提高了6.40倍，年均增速达到12.47%，分别比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增速高1.03个、1.79个和0.73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总体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从西部大开发前1998年的18.00%上升到2018年的20.69%，20年间累计上升了2.69个百分点。如图1-2所示，西部大开发20年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整体呈现出S形特征，1998—2005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呈稳中有降态势，从1998年的18.00%，下降到2005年的17.11%；2006—2014年呈现出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到2014年达到20.18%；2015—2017年略有下降，2017年为19.90%，2018年又实现逆势上升，达到20.69%。

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从1998年的946.2442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649.5113亿元，再增长到2008年的5159.1905亿元，再到2013年的14444.9465亿元，再到2018年的19022.2200亿元，20年间增加了19.1倍，20年的年均增速为16.19%，高出同期全国增速0.14个百分点（见图1-3）。

（二）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充分利用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三次产业在总量跃升的同时，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如图1-4所示，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由1998年的24.73∶39.16∶36.11调整为2018年的10.76∶38.33∶50.9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分阶段来看，第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以2005年和2012年为界可分为三个阶段，产业结构加快向高级化演进。1998—200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了2.32%，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了4.75%，第二、第三产业占比没有出现显著差距。2006—2012年为第二阶段，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了9.28%，达到50.92%，而第三产业占比则降低了3.23%，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断巩固。2013—2018年为第三阶段，第二产业占比逐年下降，降低至38.33%，而第三产业占比则在2016年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5.18%，并在2018年进一步增长到50.91%，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弱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服务业的经济增长“稳定器”功能逐步显现。

在工业化方面，如表1-1所示，到2017年年末，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53130.45亿元，较1998年年末增加了9.99倍，年均增长率为13.45%，位居三大区域之首。1998年年末，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分别仅相当于东部、中部地区的24.34%、65.04%；2017年年末，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已经分别相当于东部、中部地区的31.02%、68.77%。分省域来看，四川的工业增加值居西部地区首位，1998年为1076.35亿元，到2017年仍居西部地区首位，达到11576.16亿元；西藏的总量最小，1998年仅为9.05亿元，虽然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速达到13.61%，但是2017年仅为102.16亿元。从年均增速来看，陕西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6.21%，是西部地区增速最快的省份，陕西工业增加值在西部地区的排名也从1998年的第4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2位；除了云南和甘肃的增速为个位数，其他省份年均增速均在13.00%～16.30%，说明西部地区工业增长相对均衡。

如表1-2所示，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来看，1998年，西部地区有7个省份为负数，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利润仅为39.50亿元。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2018年年末，西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000.30亿元，较1998年年末增长了302.8倍，年均增速达到33.09%，远高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速。其中，四川和陕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已经突破2000.00亿元。1998年年末，西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仅相当于东部、中部地区的3.22%、20.47%；2018年年末，这一指标分别上升为30.34%和81.07%，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西部地区在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信息化程度也持续提升。西部地区重点建设城乡宽带网络、无线通信、互联网、卫星通信等综合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发展，加快宽带网络优化升级，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如图1-5所示，2003年西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59%，到2007年突破10.00%，2009年突破20.00%，2011年突破30.00%，2014年突破40.00%，到2016年已经达到46.15%，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分省域来看，2016年西部地区的内蒙古（52.20%）、重庆（51.60%）、陕西（52.40%）、青海（54.50%）、宁夏（50.70%）和新疆（54.90%）超过了50.00%，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最低的为云南（39.90%）。[2]

（三）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从1998年年末的504.70亿元增长到2018年年末的176093.01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9.44%。1998年年末，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仅相当于东部、中部地区的30.80%、36.80%；2018年年末，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分别相当于东部、中部地区的60.71%、85.07%。从省际数据来看，西部大开发20年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23.16%的年均增速位列西部第一，其次是西藏（21.91%）、陕西（21.70%）和广西（20.31%），这3个省份的年均增速均超过了20.00%。[3]

分阶段来看，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如图1-6所示，1999—2003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呈现出逐年攀升态势，从1999年的7.42%提高到2003年的27.34%；2003—2008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略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由于受到2008年国家“四万亿投资”政策的影响，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08年的27.25%猛增到2009年的38.21%；2010—201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基本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从2010年的24.57%下降至2018年的3.76%。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加大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力度，交通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如表1-3所示，2018年年末，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达到了52797.0公里，较1998年年末增长了31915.0公里，年均增速达到4.75%，高于东部、中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公路里程达到1991735.0公里，较1998年年末增加1528230.0公里，年均增速达到7.27%，也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略低于中部地区水平。

西部地区积极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在稳定巩固衣、食、住、行传统型消费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如表1-4所示，西部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8年的5108.60亿元，到2008年的19857.90亿元，再到2018年的70554.00亿元，年均增长14.03%，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0.67个和0.5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圴水平0.51个百分点。从省际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最高的为内蒙古，高达15.64%；最低的为新疆，为12.05%。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为四川，2018年已经达到18254.50亿元，这也是西部地区唯一超过1万亿元的省份；最低的为西藏，2018年仅为597.60亿元。

（四）纵深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1）西部地区把加快城镇化发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如表1-5所示，2018年年末西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51.65%，较1998年年末提高了17.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从省域数据来看，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速最快的是四川，年均提高1.76个百分点。2018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最高的为重庆和内蒙古，均已超过60.00%；最低的为西藏，城镇化率仅为31.10%。1998年，陕西、云南、新疆和广西的城镇化率数据明显偏高，其原因可能是统计口径前后有所变化。

（2）中心城市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西部大开发20年来，西部各省份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加强区域间的协作，推动城市群和城市带建设，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和西安上升为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人口规模均已突破1000万人，城市承载功能日益完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提升。近年来，四川推动成都与20个市（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川南、川东北、攀西经济区及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市（州）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共建共享。重庆以主城区为引领，完善分片区协同发展机制和政策，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陕西以西咸一体化为突破，带动西商、西渭、西铜等周边区域联动发展。云南以昆明为核心，加快推进滇中、滇西、滇西南和滇东南城市（镇）群建设，打造提升民族文化型、生态自然型、沿边口岸型等小城镇，形成“一核、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型”的新型城镇化体系。贵州积极推进贵阳—贵安—安顺、都匀—凯里等一体化发展，推动六盘水、遵义、毕节、铜仁、兴义等中心城市组群发展壮大，以省会为核心、周边中小城市为支撑，提高贵州城市群发展质量。宁夏启动银川都市圈建设，吴忠智慧城市、固原“海绵城市”、中卫交通物流枢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五）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绿色生态屏障加快构建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以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为重点，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水资源消耗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减少，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如图1-7所示，西部地区的每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不断减少，从2004年年末的每万元GDP需排放3.50吨废水减少到2017年年末的每万元GDP需排放0.94吨废水。

如表1-6所示，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硫、烟（粉）尘以及单位工业固体废物等三项环境保护指标均呈下降趋势。从二氧化硫的排放来看，由1998年的474.33万吨下降到2017年的369.78万吨，年均下降1.30个百分点。降幅最大的为广西，年均降幅达到6.56%。烟（粉）尘排放方面，西部地区在20年间的排放量下降较为稳定，年均降幅为5.08%，其中陕西的降幅最为明显，年均降幅为22.54%，说明陕西作为全国能源大省转型升级加速。1998年，西部地区的单位工业固体废物排放为0.35万吨/亿元，到2017年下降为0.33万吨/亿元，年均降幅为0.26%，重庆和四川两个省份的单位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降幅最为明显，分别下降7.09%和5.44%。

（六）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对外开发开放新高地加速形成

西部地区具有向西、向南开放的天然区位优势。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西部各省份着力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支持西安国际港务区、兰州国际港务区、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重庆国际物流港、成都国际铁路港、毕节国际内陆港等功能区提升开放型经济承载功能。从省域来看，甘肃成功首发兰渝、陇桂铁海联运货运班列，实现了西北与西南、中亚与东南亚、“一带”与“一路”的三大联通，中国（甘肃）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运行。广西开行钦州至波兰中欧班列，开通北部湾港至新加坡及中东远洋航线，建成西部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陕西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五大中心建设，西安至布拉格等14条客运航线、至芝加哥等3条货运航线、至布达佩斯和科沃拉中欧班列开通运营，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陕粤港澳合作周等活动成果丰硕。

如表1-7所示，西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由1998年的132.79亿美元到2008年的1067.20亿美元，再到2018年的3689.36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8.08%。从省域来看，仅有青海和西藏为个位数增长，其他省份的增速均为两位数，重庆和四川居西部地区年均增速的前两位，分别达到24.21%和20.69%，增速均超过20.00%。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由1998年的23.5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20.82亿美元，再增长到2016年的254.58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4.15%。分省域来看，1998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最高的是广西，为8.86亿美元，而最低的为青海和西藏，基本上没有外商直接投资；2016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最高的为四川，突破80.00亿美元，陕西、内蒙古、贵州和重庆等4个省份也突破了20.00亿美元；仅有青海和西藏2个省份没有超过1.00亿美元。

（七）持续推进发展动能转换，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西部大开发20年来，西部地区积极推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逐步由以要素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如表1-8所示，通过对西部地区11个省份（西藏除外）1998—2016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可知，1998—2016年，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平均增长率为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从Malmquist指数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整体TFP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效率改善，其中纯技术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4.2%，说明西部地区的产业要素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而规模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8%，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实现了“双突破”。

分省域进行分析，西部地区除贵州外的其他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均为正数。其中，新疆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位列全国第一，达到20.1%。其次是重庆、宁夏、四川，分别为15.7%、11.3%和10.2%，均超过了10.0%。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如表1-9所示，西部地区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在1999年年末仅为98.03亿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540.83亿元，而在2017年年末已经达到了1944.34亿元，年均增速高达18.05%，远高于同期其他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省域分析，从总量来看，1998—2017年四川、陕西的R&D经费支出在西部地区位居前列，2017年分别达到561.42亿元和419.56亿元；从增速来看，西部地区增速超过20.00%的分别为内蒙古（27.51%）、广西（24.96%）、重庆（23.73%）和宁夏（21.51%）；从科研成果转化指标来看，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由1998年的57.67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14.53亿元，再到2018年的2928.49亿元，年均增长21.70%。分省域来看，西部地区技术市场交易年均增速最快的2个省份分别为青海（32.35%）和陕西（30.16%），增速最低的两个省份分别为内蒙古（9.67%）和新疆（1.25%），仅为个位数增长[4]。2018年，西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最高的为陕西，达到1125.29亿元。

（八）有效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

西部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可持续性更强。

从居民收入来看，如图1-8所示，2002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20.66元，2009年达到14220.62元，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312.26元，年均增速为22.6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2年的1722.42元增长到2009年的3818.89元，再到2018年的11786.54元，年均增速达到16.48%。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多，且相对比较集中。如表1-10所示，2010年，西部地区除重庆外，所有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2%），特别是西藏（49.2%）、贵州（45.1%）、新疆（44.6%）和甘肃（41.3%）的贫困发生率超过了40.0%。近年来，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西部各省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截至2018年年底，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最低的为重庆，仅为0.6%；甘肃、新疆和西藏3个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均超过了5.0%。

就业是民生之本。西部地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众为重点，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如表1-11所示，西部地区各省份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水平保持在2.20%～4.70%。分省域来看，1998年西部地区失业率高于4.00%的有宁夏，低于3.00%的省份有2个，分别是云南和青海（由于缺乏统计数据，西藏除外）；到2018年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登记失业率均低于4.00%，失业率低于3.00%的有广西、西藏、甘肃和新疆等4个省份。

教育方面，如图1-9所示，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1998—2018年累计提高2.22年，总体呈稳步增长的态势。1998年，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56年；到2000年，突破7.00年，达到7.03年；到2010年，已经突破8.00年，达到8.25年；到2018年已经上升为8.78年。从省域进行分析，1998年，陕西、新疆和内蒙古这3个省份，受教育年限超过7.00年，最低的西藏仅为3.34年；到2018年，已有内蒙古、重庆、陕西、新疆4个省份超过9.00年，除西藏外，其他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超过了8.00年。

西部地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如表1-12所示，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1998年的82.40万张增加到2008年的108.13万张，再到2018年的245.42万张，年均增长5.61%。分省域来看，1998年西部地区仅有1个省份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突破10.00万张，为四川，达到19.10万张，最少的是西藏，为0.70万张；到2018年，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位居第一的仍为四川，已经高达59.89万张，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和内蒙古这8个省份也突破了10.00万张，仅有3个省份低于10.00万张。从增速来看，贵州位居第一，达到7.48%，增速最低的为内蒙古，为4.20%。从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指标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2.81人，到2010年突破3.00人，达到3.04人；到2018年增加到6.85人，16年间年均增长5.57%。分省域来看，2002年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最高的为新疆，达到4.85人，最低的为贵州，为2.06人；2018年最高的为陕西，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8.50人，最低的为西藏，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5.50人。从增速来看，贵州增速最高，达到8.29%，新疆增速最低，仅为2.57%。

西部地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如表1-13所示，西部地区博物馆的数量由1998年的320个增加到2018年的1505个，增加了3.7倍。分省域进行分析，1998年西部地区博物馆数量最多的为陕西，有67个；到2018年，陕西、四川和甘肃位居前三，均超过了200个。西部地区的图书出版种数由1998年的20526种增加到2008年的36037种，再到2018年的64517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89%。分省域来看，四川和陕西处于西部地区图书出版种数的领先地位，2018年，四川和陕西两个省份突破了1万种图书出版种数；最少的为青海，仅有520种。

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基本要求，西部地区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民、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如图1-10所示，2000年西部地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954.7万人，2010年突破3000万人，达到3712.7万人，2018年达到15527.9万人；从医疗保险来看，2000年西部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619.8万人，2012—2016年突破1亿人，到2018年达到3.8亿人，突破3亿人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