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部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未来一段时期，西部地区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西部地区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一系列困难挑战，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取得新优势。

（一）西部地区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

1.“一带一路”倡议将西部由内陆腹地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经过5年多的时间，得到了沿线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响应，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西部地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各地都制订了融入对接方案，特别是随着高联通的跨国基础设施和便利化的陆路贸易通道建设，西部地区通过中欧班列、自贸区等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日益频繁，进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西部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的进程中，也将更加紧密地融入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必将在货物和服务贸易、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特色农业、产能与工程合作等领域与沿线国家的交往不断深化，在教育、科技、文化等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更加务实，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有助于加快西部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国家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关乎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全局。这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促使西部的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西部地区可以大力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同时按照向西开放的要求，发展日用品等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需要的产业，并下大力气扶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自贸区、自贸港的快速发展，大量服务业企业进入自贸区，会提升企业在东部发展的商务成本，将加快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的速度，造成“溢出效应”；而西部地区特别是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产业基础，给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西部沿线各省份可以充分利用黄金水道航运能力，将生态工程建设与航道建设、产业转移衔接起来，打造生态廊道，构筑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对于黄河流域而言，西部沿线各省份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生态和发展并重，用长期视角来指导黄河流域的发展规划，走一条可持续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创新发展道路。

3.中央持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2017年，第四个西部大开发五年规划——《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批，《规划》涵盖战略定位、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这是中央从宏观层面继续加强对西部大开发工作的统筹引导，也是西部各个省份增强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机遇。就广西而言，《规划》在10个方面明确提出了重点任务及重大工程，其中有多项内容涉及广西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航运、港口、新兴产业、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建设。就重庆而言，共有近60个涉及重庆的重大战略定位或重大项目，如将重庆打造为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支持重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就内蒙古而言，提出内蒙古满洲里、二连浩特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有助于加快内蒙古形成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等国家公园，有助于培育形成绿色发展引领区；另外，还有铁路、公路、电力等跨区域基础设施大通道，提升内蒙古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2019年，中央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围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从而更加注重抓好大保护，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3个方面明确了发展重点，并进一步从财税、金融、产业、用地、人才、帮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支持措施。这为西部各省份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切实把政策机遇转化为现实竞争力，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提供了有力支撑。

4.加大对脱贫攻坚支持力度，助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较多，相对比较集中，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019年，我国仅有的尚未脱贫的52个贫困县也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7个西部省份。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中央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实施“五个一批”“四个精准”，特别是持续加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支持，积极谋划一批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工程项目，持续加大贫困地区民生改善，以切实增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中央必将出台一系列密集的政策和项目，加快推动乡村振兴。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增加值占比高，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本地产业、资源等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一批助力群众脱贫致富的长线产业；实施一批交通、水利、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提升乡村的通达性，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后劲；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引导乡风、民风积极向上；加强文化、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二）西部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

1.西部地区经济对信息化浪潮适应能力不足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以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突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这就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目前，东部地区率先抓住信息化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十大数字化产业带位于广东、浙江和福建三个东部省份，分别有5个、4个和1个，这些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复工复产较快的地区，显示了强大的经济韧性。从企业层面来看，百度、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总部均位于东部省份。虽然西部地区各省份也开始意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在一些领域也与东部地区处于相同起跑线，但是西部地区在信息化领域取得的优势仍然具有局限性，特别是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的研发相对滞后。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滞后，城乡之间互联网普及率仍有较大差距。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不高，建筑、制造、食品加工、纺织等传统领域企业运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不够，产业在价值链低端徘徊。数字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基于信息技术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难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2.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双重挤压”

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加速涌现，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不断向中高端演进。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革、鞋服等传统制造行业“订单东南飞”，纷纷转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自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基于土地、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以及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改善的条件，大量东部地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始考虑产能外转，布局新建海外工厂，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向国外迁移的风险加大。另外，西部地区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加工型产业、原材料产业等起步，随着市场需求和要素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传统产业发展遭遇“天花板”，普遍显现出要素集聚能力低、产业结构层次低和活力弱、竞争力弱的“两低两弱”问题，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3.新冠肺炎疫情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冲击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停工停产，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下降6.8%，出现多年未有的负增长，同时疫情还暴露了社会民生领域的发展短板，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格局出现区域化和本地化倾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有回迁的计划和战略布局，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会出现全面恶化的局面，西部地区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果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断裂，将对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严重影响。在公共服务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西部多数地区的公共应急、预警、响应机制建设不健全，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对部分贫困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贫困群众的子女在线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重视这些现实问题，极有可能产生新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