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早年的经历

朱启钤早年丧父，随母寄居在外祖父家，八岁开始读书。1884年，朱的姨父瞿鸿禨[1]视学浙江，朱随母偕妹至杭州探望姨母，住在杭州学使署。瞿见朱聪明过人，特延聘名师张石琴先生教朱习制举文。经一年多的学习，朱于举业无所成就，却对当时的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瞿经过年余的观察，发觉朱是个经世之才，难望以科举进身。果然，朱启钤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办事才能，十五岁时，就能帮助办理外祖父的丧事。

1889年，朱十七岁时与陈崧生（曾国藩次婿）的继女陈光玑成婚。婚后自立门户，定居长沙定王台。陈崧生出任英法比参赞时，陈光玑随父出国，生活在巴黎，十岁后才回国。陈给朱带来了不少异国见闻。朱启钤终身坚持一夫一妻，没有纳妾。他的子女们特别是女儿可以自由参加社交活动。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礼教影响的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他较早就从陈光玑那里接受了西方社会文明的思想。

1891年至1893年，瞿鸿禨赴四川典试，朱亦随侍左右。四川幅员广阔，学政每年两度科试，瞿须亲往各县典试，旅途既辛苦又惊险，朱乘马随从，调护瞿的起居。瞿亦注意对朱的培养，并每在他批阅案卷时，嘱朱在侧学习，晓以史乘掌故，并令朱试着批复案卷，感到他的批复颇有见地亦中肯。

这一时期，朱结交不少贤俊，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其中，尤以同幕唐才常最是知交。朱的岳父留给他不少驻外时的杂记书籍，朱从这些读物中得出“西人以制造致富”这条路，因而认为中国也应走“以制造致富”这条路。可以说朱很早就树立了后来诸多爱国志士提倡的“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他与唐才常经常交谈，深感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强国富民”。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朱又佐瞿鸿禨督学江苏时，还常与张劭希、杨笃生、章士钊等私购变法维新书籍，互相传习。可以说，朱的一生始终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不管他是短暂地担任蒙务局督办，或任京师巡警厅厅丞，或任交通部总长，或任内务部总长，直到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他都没有放弃办实事、发展工业、强国富民的信念。

瞿鸿禨通过在四川两年多对朱的考察，认为朱有非凡的办事才能，虽难从科举进身，但若登仕途，不难自发。因此，瞿在1893年离任四川之时 ，出资为朱捐了一个小官。

1894年朱到泸州盐务局印鉴所任职，他的家属也迁居泸州。

1896年朱调管灌口水军兼救生红船事，后又调专管云阳大荡子新滩工事，这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工程。1897年云阳工地失火，朱住的草屋被烧毁，他幸免于难。工程竣工朱回到家中，不久夫人陈光玑病故。由于朱在工地曾遭火灾，妻子也病故泸州，因此朱的母亲不愿再留居四川，于是东归。是年秋，朱娶续室于宝珊夫人。

1898年瞿鸿禨按试苏松、太仓地区，朱又随侍左右，并随瞿进京，被引荐给朝廷，派他到江苏任职，其家属也迁到苏州。1899年朱在上海出口捐助局任职，又合家迁居上海。

1900年义和团起义。朱母傅太夫人病故，朱奉母灵柩回长沙。1901年在长沙守丧。

1902年朱送姨母（瞿鸿禨夫人）入京，这时瞿已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后又任外务部尚书，地位显赫。瞿留朱在京。1902年由瞿推荐入路矿总局任职。不久，奉张文达派任译学馆提调。1903年升译学馆监督，于是全家迁来北京。

1904年经徐世昌介绍，朱与袁世凯相识，随后即辞去译学馆职，候政北洋。

1905年朱赴津主持天津习艺所工程。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廷大为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奏请设巡警部。1906年，巡警部设立，经袁保荐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朱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后又调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

当时巡警制度在国内尚无先例，创业艰难，从体制到各项条例的制定，均由朱亲自拟定。为了管理首都的治安，他每天骑马巡视京师内外。当时市政也归巡警厅管理，他开始注意北京的街衢市容。这为他日后任内务总长时，着手北京的市政建设打下了基础。同时，朱创始的巡警制度日后也被全国各省市成立的巡警警察机构奉为圭臬。

1907年瞿鸿禨被清廷罢相归里，朱亦自请开缺，居长沙一年。

1908年袁推荐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徐奏调朱任蒙务局督办。朱在上任之前先赴日本考察殖民政策，次年回国深入蒙区调查，[2]看到兴安岭以南地区资源丰富尚未开发，因而拟定“筹蒙要策”，计划移民边区，开发地区资源，发展边区城镇，想促使人烟稀少的边区得以繁荣。经济发展了，可由地方拨款供边防军的军费，从而巩固连续，加强国防。计划中列举应办之事二十余项，并附金融机关之组织及局务筹款办法。可惜，这项计划未能实行。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官，徐世昌亦调离东三省改任邮传部尚书。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社会，朱自然也被迫辞去蒙务局职。1910年朱到徐世昌主管的邮传部任丞参，兼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筹建山东泺口黄河桥工程。

山东泺口黄河桥工程，在当年是一件大事，黄河下游河床淤积了很厚的沙砾层，桥墩基础必须采用沉箱法施工。这种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最新技术。朱对这一工程自勘察设计直到施工，事无巨细，均一一亲自过问。桥墩基础施工时，他亲自下到沉井中去视察土层情况，沉井中氧气不足，十分憋闷，上得岸来正在喘气，有人从旁呈上一封电报，原来是家中来电报喜，长孙朱文极降生了。

1911年袁世凯东山再起。1911年至1912年，朱任津浦铁路督办。1912年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任朱为交通部总长。

1915年朱启钤在内务总长任内又兼了一任交通总长。前后涉足铁道事业五六年的时间，成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下政府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它虽不是公开的政党，却具有左右政局的势力。交通系之所以能成为一派政治力量，是因为它把持全国的路权，掌管全国路、电、邮、航四政，并设有交通银行，管理四政专款及全国汇兑，掌有一定的财权，其中又以路权最为重要。民国初年，京汉、京奉、津浦三路开始运营，获利较多。铁路收入亦多留用军费、政费。同时，有了路权便可以铁路为抵押向外国大量贷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北洋政府就是因为它控制住了交通系，从而绝大部分经费由此而来。

1912年，交通银行逐步扩展，取得国家银行的地位，交通系进而染指国家财政，呼风唤雨，左右政坛。老交通系的领袖人物有梁士诒、叶恭绰，前者总揽交行金融，后者总揽路政。任过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及董事的有梁士诒、曹汝霖、张謇、周自齐、朱启钤、陆宗舆、叶恭绰、徐世章、汪有龄、周作民、蒋邦彦、孟锡珏、任凤苞、施肇曾、方仁元、钱永铭……

这些人均与朱有交往，其中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周作民、孟锡珏、任凤苞、钱永铭等后来都是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并为学社研究经费或解囊或奔走，其中尤以叶恭绰与朱关系最为深挚。

朱任交通总长时期，除已建成的京汉、京奉、津浦三线外，从全局考虑计划再修筑四条主干线以贯通全国：一、宁湘线，自南京至长沙并延伸至贵阳；二、同成线，自大同到成都，使四川丰富的物资得由陆路运出，避开三峡之险；三、浦信线，自浦口至信阳；四、陇海线，自东海至兰州。

朱计划的这四条线是很有眼光的，也是他实现“实业救国”的基础建设。但是，腐败的北洋政府将大量的铁路经费用于军、政。这个庞大的修路计划，仅陇海线东段开工，其他均未实施。同成线自宝鸡到成都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修成。

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凯任大总统职，任命朱启钤为内务部总长。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6月病逝，朱亦引咎去职，移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