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太平家传》的作者与我

朱天心

啊，老船长死亡，时间到了！起锚吧！

——波德莱尔《旅行》

父亲离开以后，最立即明显的不惯就是，以前每隔几天便要发生一次的：我在浴室里大喊：“大，救命！”“大”是我们山东人喊父亲，“救命”是隐形眼镜在戴的过程中又不慎掉落哪儿了，这时，平日慢动作的父亲，总在第一时间，搁下手边正在写着的《华太平家传》，打把手电筒推门来解救。我扎煞着双手、尽力保持镜片掉时的姿势、不敢挪移寸步，父亲总非常耐心地搜寻我身上、洗手台、水龙头，乃至马桶瓷砖地上，在我很容易悲观的“算了算了！大不了花钱重配！”声中，父亲总不发一言地为我找到，从无例外。

不习惯的不只这些。没出门的白日里，大多是我和父亲各盘踞餐桌客厅遥遥相对，晚报来时，通常也是我们搁下书稿的下午茶，以及我的时事评论时间，我总是边看报边批评，反倒像个火气十足、不合时宜的老头儿。父亲总边吃东西边做我的好听众，同意我的说法时，便摇摇头苦笑。

父亲不在，没有仰仗了，奇怪的是镜片再没掉过一次，但仍恍惚以为，只要喊一声“大，救命！”父亲就会夺门而入。仍老是看到报上CoCo的漫画就本能望向父亲的座位，父亲每星期一次地把包括《商周》《新新闻》上的CoCo漫画剪收齐了寄给上海也爱看政治漫画的亲戚。

不适应的只有这些吗？

过往，我们总是餐餐都像除夕团圆饭，一定摆妥了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边吃边话讲不完，不论忙闲，不论晴雨。在我们家住过两三日的阿城就边抽烟斗边望我们一桌惊叹：“真是山东农民！要下田干活儿似的顿顿扎实！”阿城是饿了才吃。

材俊上班、盟盟上学，变化不大。我们女的几个却往往下午一两点在吃早餐，饭桌空空，妈妈刚吃毕超市买的现成饺子，天文慢动作切水果丁佐优格，我以三块（或更多）希尔顿黑巧克力配美心的特调红茶……“那时没有王，人人任意而行。”

我们每天总会因触景而忆忆父亲，但都讲得假假的，不关痛痒，因为不约而同害怕极了谁谁眼中一闪真情的泪光会当场引爆不能想象的场面。我们且把父亲的骨灰盒摆在他与母亲的卧室床头，未设任何案头祭拜形式，每出远门前会去摸摸它，觉得那只是一项与父亲有关的纪念物，并不觉得父亲在那里。

我们且没遵守任何规矩的游荡好远（虽然父亲在时我们也常这么做），天文先随《海上花》去坎城，除了首映一步没踏入与影展有关的任何场子，自己在邻近小镇游荡半个月。夏天，我和妈妈、盟盟去欧洲一整月，城与城之间搭火车，城里镇里便用地铁公车和走路，每天不到九点天黑是不回旅馆的。我想试试看，能跑多远。予好友的一封信里，我曾试图描述：父亲不在后的最大不同，觉得自己像断线风筝，可以无挂碍地四下乱跑，但我简直不知如何形容这全新的感觉（是好是坏？）……

我走在黄昏长满野花的古罗马废墟的巴拉丁丘，在西斯汀教堂仰望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在乌菲兹美术馆看达·芬奇、拉斐尔、乔托的圣母像和宗教画，在卢浮宫看委罗内塞的《加纳的婚礼》……一点儿感觉不出父亲会在其中，因为父亲曾经回答人家询问关于对死后世界的想望，基督徒的父亲说，应该是在天国做他喜欢的事情，例如写作。我且走到了天涯海角（时差八小时，我到过的纬度最高地），站在凯尔特人昔年为阻挡维京人所建的废城墙垣上穷尽目力望向天边，丝毫感觉不出父亲可能的去踪。

变得很幼稚、无知。过往所具备的一些知识、哲学、看待人生生死的老练……全部零蛋。我且老忙着打探亲人好友有没有梦到父亲，其中勉强有的，也都没一个令人满意（有那梦中仍不知父亲已死的，或很片断恍惚的），我自己做的就也很不成个款。理智上，我们互相安慰，父亲生前已少叮嘱挂念，之后怎么可能再来唠叨交代什么……但，他真的不想念我们了吗？

于是天文说出很恐怖的话，她说人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再有什么，我惊吓极了，想说服她其实我也不能被现存的任何宗教所描述人死后的世界所说服，但我以为它只是以一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存在着，因为我一直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另一个时空里一定还见得着，而且父亲应该会说，关于他的后事种种，处理得挺好，简单、不拘形式……他满喜欢。

真的像是昨天早晨的事情，我们帮父亲换穿上他平日惯穿的舒适外出服，暂时在太平间等候，而后我们与医院附设的葬仪社老板商量后事的处理，我们未交换一眼一语地在有数十项的葬仪服务细目表格上只勾选了三项，环保棺木、火葬费和运送棺木的车资。我们不让父亲穿戴令人陌生的寿衣寿帽，我们不让化妆，因为父亲离去时的面容与平日无二，我们用在医院守夜睡沙发椅床共同盖过的家常格子被取代僵尸片里道士作法穿的道袍般的寿被……这一切，女婿材俊形容，仿佛是父亲在办自己的后事，因为，有他生前清楚明朗的行事风格，才有我们不用讨论、意见一致地应对各种无法想象又无经验的状况。例如父亲去后的二三日，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某一局处电话来说当局领导人要颁褒扬状，接电话的我们之一回答：“谢谢不用，因为父亲非常不同意当局领导人的为人处事，而且一直以为文学的成就也不需政治人物来肯定。”次日，办事人员尴尬地再打电话，请我们不要为难他，他只是一个替人工作的，因为褒扬状已发下，他必须传到。我们没有为难他，只在他递给我们转身离开后，随即丢在门口旧报纸箱里给收废纸的载去垃圾回收了。父亲告别式的前一日，也有市府人员打电话来表示市长陈水扁届时将拨冗参加，我们回答：“先把不礼貌的话说在前，若市长有空跟所有人一样教堂里排排坐到底、容父亲的友人晚辈台上追思，而他与其他政治人物不能上台，那，欢迎他来。”陈市长当然就不来了。告别式的会场，所有的花篮包括宋楚瑜的名条全取下，只遗憾懊恼会中那强出头临时插花跳上台的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材俊差点儿把她拖下台。

我在意极了父亲对我们处理后事的肯定，因为，我唯恐只因父亲一向行事的淡泊低调，会使得这一场、他的离去、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最后未竟的长篇小说，趁此被遗忘。

真但愿是我过虑了。

去夏，市政版上不起眼的一方小新闻，市府打算将中山南北路设计成文学步道，每隔数公尺立一文学看板，一面镌刻作者生平简介，另面是代表作中摘录的文句。于是包括郑清文、陈万益在内的遴选小组选了四十七位对台湾文学有贡献的作者，其中大约只二人是活着的（上述两个数字全凭记忆，误差应不大），父亲，在台湾活过五十年，娶苗栗女子，作品近四十部，二十多年前就被张爱玲说“西甯的学生遍天下，都见起来还行”……这样的父亲、我的文学前辈，并不在四十多人之列，我真希望有人告诉我，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够多，不够好，住得不够久，不够与台湾有关系，而不是，他是如此的政治不正确。

早已有迹可循。

还在三十年前或更久，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吴浊流前辈（我的大舅妈是他的侄女）就告诫过父亲：“多参加台湾人活动，少整天跟外省人一起。”外省人，不过是我们喊叔叔伯伯的司马中原、段彩华、舒畅、洛夫、痖弦这些同样是军职之外狂热写东西的人，父亲饭桌上转述这话与母亲时，沉吟着。

喊过父亲老师的众多学生中，有一位尤令我印象深刻，他来家很勤，饭桌上，他哑巴似的几乎没半句话，看不出聪明，父亲与他谈得特多，并对他带来的小说手稿阅读再三惊为天人并四下推荐。我们做小孩的，记得的当然不是这些，每年中秋前夕，他会准时寄来一篓真的好吃的麻豆文旦，我们叫他的本名：×××叔叔。他后来果然一书成名，并以取材他出身背景的小说屡被用来作为方兴未艾乡土文学的上好范例。他渐渐没来我们家了。有一年，父亲趁南下演讲去看在中油上班的他，他主动告诉父亲，他彼时最被称道有关劳资斗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地方并不符实况，但为了服务政治理念也只得如此。多年后，甚至就是今年初，我在报上读到他检讨市长选战为何失利的文章，主要论点归因于外省人的褊狭、不长进、不认同台湾……我只想，他的“外省人”里一定没有父亲的名字吧，早没有了。

这类喊过父亲老师的学生很多，大多有一个公式可循，大约他们在开始出书发表时就某个场合中开始称朱西甯先生，再几年（端视事业升迁的速度而定），便改口直呼其名。我可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一切，父亲却并未看在眼里，于是我长大到一个年纪时，开始不平则鸣，建议他把被学生占去的时间留点给自己写东西，并直言不要理谁谁谁、又某某某的作品根本没那么好……父亲总说，他始终记得在当流亡学生而又最对文学饥渴求知时，常想只要一个老师适时的随便一些点拨，不知会有多大的长进。

其实，我哪也有资格批评计较他那些学生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几次我忍住质疑父亲，为什么会随国民党来台？因为在我看来，彼时绝大部分优秀的作家（尤其我喜欢的钱锺书、沈从文、老舍）全都选择留下，即使不为了共产党，也为了它背后所代表三〇年代以降社会主义热血青年追求的公平正义人道关怀等……我父亲，为何如此的政治不正确？尽管知道父亲的大哥（北伐前在县城里以国民党员身份办报）、二哥都因故去世，但这就足以支撑他做如此重大的抉择吗？

有一年，远企Mall刚开不久，我们拉父亲去吃吃逛逛（总是这样，老要把父亲拉离他的写稿工作，老怕他不知“外头”变成怎样了）。回程车上，父亲说，真像当年南京的某个商场。当时的父亲，正埋头苦读准备考清华工科，为能参与日后可比田纳西河谷水利计划的扬子江水利计划，但见四下里处处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父亲寄居六姊家的南京新街口附近一天便开了一家远企般的新型大商场，其气派奢华迹近威吓，走在其中令人觉得寒伧和渺小无力，数日后，父亲弃笔从军。这回，我没再问父亲为何从的是代表资本主义、代表那“商场”的国民党军，我渐渐看待一代之人不以事后之明的分法，例如不再惑于用意识形态、主义、信仰（及其所衍生的阵营立场）来简单分出一代的“好人”“坏人”，我比较好奇于分辨出心热的、充满理想主义、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种冷漠的、现实的、只为自己盘算的两类人。前者，在任一时代，都有“站错边”的可能，而后者，当然是从不会“犯错”、绝不会被历史清算、最安全舒适的。——此中有高下吗？求仁得仁而已。

然而这一切，与父亲、与父亲花了十数年时间而又居然没写完的五十五万言《华太平家传》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晚年，在面对一些热心询问他长篇进度的人时曾说，已不考虑读的人，不考虑发表、出版，已是“写给上帝看的”，我一旁听了直皱眉，听不出凄凉、自慰、或单纯的只是出于宗教信仰，毕竟没有问是哪样一种心情，因为怕忍不住烦躁地会说：“这样岂不太抬举上帝了。”

为此，十数年来都不肯看这“写给上帝看”的作品，竟直至父亲不在。

读《华太平家传》，好一幅缓缓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天子下殿走、西南雨、望门妨、神拳、清明早露、粮草、老棉袄、躲伏、乘凉烤火、地瓜翻秧、风水、马窝、黄河见底、鱼鹰、打野、年三十儿……（皆《华》篇章题名），历历在目，然而，就算好看极了又与我们的当下有什么关系呢？一边读着，一边我分神想着日后出版必将会有的质疑声，然而，更遥更远另一个时空的《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复活》……与我们发热病般狂爱的“台湾当下”，简直的也又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的手稿中止于一〇六六页，与他最后住了整整五十天的万芳医院一〇六六房数字恰巧一致。那第一〇六六页，字迹一如首页的整洁有力、意志满满，观之给我莫大的抚慰，原先我害怕面对的那页会是零乱涣散、或跃然纸上的不能罢休不甘终止……但毕竟同样作为一名写作同业的人，会否因为未如作者原意结束而感到作品残缺或竟至影响整体价值？我以为某些人的创作方式或许会，但原计划百万言以上的《华太平家传》则不会，较之前者西画式的讲求结构布局严整，《华》比较接近一卷卷轴，好心情好风日好优闲时，可展全尽览，若不，打开多少看多少，并无碍于赏读的乐趣。

作为一个读者和写作者，我这么以为。

对于“写给上帝看的”这信念，我也稍后在本雅明的话里稍稍释然，本雅明说：“小说家则是封闭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个单独的个人，不再知道如何对其所最执着之事物作出适合的判断，其自身已无人给予劝告，更不知如何劝告他人。写小说是要以尽可能的方法，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

我永远记得那无可比拟的夜晚，父亲走前两夜，病床两侧我和天文一人睡一张沙发椅床，天文是连日弄《海上花》电影字幕困极了已倒下阖眼，父亲便要我也赶快睡下，一贯的话：“累坏你们了。”

那夜的父亲，反常地没吃多少我带去的鼎泰丰八宝饭，我有些担心，便假装躺下并不敢阖眼，留有夜灯的病房，我可以清楚看到躺着的父亲睁着大眼四处打量，异于白日的因药物和贫血而昏睡。父亲确实清楚看到很多我无法看到的什么，他鹰似的爱观察的炯炯双眼，焦距左右远近不定地时时变换着，几乎我可以听到上好的单眼相机不断咔嚓的按快门声，但觉鹰眼就要扫到我时，便赶忙眯上眼装睡。整夜，父亲没睡，起来上厕所而我为他披衣时，真想问他看到了什么。

那夜，父亲在我的监视下不好离开，因为次夜，天衣异于我的方式念了一两小时的圣经诗篇并随即浅睡回避，因为事后她说，她觉得“死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无法当着即便是儿女的他人面前发生”，父亲果在沉酣声中离去。

父亲是替我探路去了，他知道我怕黑、怕鬼、怕病痛、怕死，他常笑我“恶人没胆”。

于是他有这样一场演出，病中的平和，上路的泰然，父亲的遗容，甚至是微笑着的，教我相信，遥遥未来的某一年某一日某一重要时刻，当我大喊一声：“大，救命！”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破门前来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