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篇

我母亲最后的影像，除了犯罪现场她尸体的照片，是她去世前几个月拍摄的一帧正式的肖像照。她端坐在一家生意兴隆的摄影工作室，这里因质量尚佳却不甚出挑的照片闻名：婴儿被布袋木偶逗得咯咯笑，孩子们身穿搭配好的圣诞毛衣站成阶梯队形——一切都衬着寻常的布景：有时是一匹湛蓝纱幕，仿佛被一支羽毛轻轻掸过，有时是一派秋日场景，殷红与枯黄的树叶镶饰着立柱围栏。至于更沉郁的肖像照，看似为了传达一种严肃或合于礼节的优雅，背景就是一帘素朴的黑粗布。

她四十岁。为了拍照，她挑了件黑色长袖紧身衣，高高的衣领开在咽喉部位。她没看向镜头，双眼凝视远处的某一点，仿佛恰好在我的头顶，这让她的脸显得神秘莫测，一如既往：她高而优雅的前额，光洁无纹，如同一张未曾书写过的布告板。她也没在微笑，这让下巴上的美人沟愈加显眼，在柔弱的颈项之上，她下颔的轮廓柔中带方。她笔挺地端坐着，看上去既非被强迫，也没感到任何不适。也许她打算多年以后再次回顾它，并说：“我新的人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被这个想法击中，也许那正是她想做的：记录历经磨难的自己，而余生正在她眼前徐徐展开。

这个念头总是让我倍感绝望，因此，多年来，我宁愿告诉自己另一个的故事。在其中一个版本里，她知道自己很快会被杀死。我晓得她曾为了消遣和同事一道去拜访通灵师，她向我提起过，却没说从通灵师那里获知了什么。大约在那段时间里，她拿出了几张人寿保险单，因此许多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她一定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为不可避免之事做准备，保证她的孩子们在她死后将得到照拂。

事实上，即使通灵师真说了什么，多半也是关于她未来的好愿景——也许是罗曼司，也许是对她的新工作的乐观展望，她刚接受了县精神卫生机构人事主管的职务。我知道，人寿保险单很可能只是那份工作的福利之一：她是在新员工公开登记注册期间填写的保单。尽管如此，关于她如何制定计划，克己地意识到什么将要发生的叙事安慰了我。我不忍去思考另一种可能，不忍想到她在笃信已逃脱魔掌之后，却突然意识到死亡迫近的惊恐。也许，真相存在于她的希望和她务实想法之间的某处。

如今，事后之明让我以另一种眼光打量那帧照片——多么阴郁啊！仿佛摄影师试图创作一件艺术品，而非普通的工作室肖像。他似乎使她周围的空间变成了一副框架，以突出某些难解的信息：她身后阴暗的过去，她朝向未来容光焕发的脸，她的目光聚焦于此。

然而，无可否认，那儿还有一些东西，即便在当时也是伤感的：她脑后有一束奇异的光线，或许是摄影师的失误，通往走廊的门似乎已打开，很快她将从那儿转身离去。看着那束光，想着即将到来的一切，我发现摄影师还做了什么。他这样拍摄她：她黑色的衣裙和她背后的粗布一样黢黑，以至于除了她的脸，她实际上已是那黑暗的一部分，她从黑暗中浮现，仿佛来自记忆的深渊。

——

在我母亲去世将近三十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她被谋杀的地方。从十九岁那年开始，我就没再来过，彼时我不得不清空她的公寓，处理掉一切我不能，或者不愿带走的东西：所有家具和家庭用品，她的衣服，她可观的唱片收藏。我只保留了她的几本书，一条子弹做的沉甸甸的腰带，以及她喜爱的唯一一盆植物——花叶万年青。在整个童年时代，我担负着照料它的职责，每周为上端的叶簇除尘和洒水，并剪去下端棕黄凋枯的叶片。对付它你可得小心，我母亲警告说。小小的防护措施看似并无必要，但花叶万年青的汁液含有毒素，它从叶片和茎秆的切口处渗出。这种植物被叫作哑巴藤，因为它能引起短暂的失语。当恐惧、震惊或讶异让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哑口无言，当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称之为难言之痛。那时候，我尚未领会这植物内在的隐喻、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为何让我承担照料它的责任，同时又向我警示它的危险。

当我离开亚特兰大城，携带着所有那些岁月在内心培养的东西，发誓永不归来：对过去的无声回避、缄默，以及像根茎一样深植于我的刻意的遗忘。我无法预知，还有什么能吸引我回到那座城市，回到那片随处都是回忆的地界，尽管我竭尽所能地缅怀她，但还是决意抹煞过往。事实上，当我接受了一份大学教职，返回此地工作时，我以为可以绕开从前的生活，小心翼翼地躲避我不忍再见的那个地方，直到我别无选择。

要到达那里，我得驱车路过那些将我带回到1985年的地标——审讯案件的县法院大楼，我母亲通勤到市中心去上班的火车站，坐落在285号公路十字路口的迪卡布警察局，环绕亚特兰大都会区的小道将我引向纪念馆路——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曾被叫作公平大街。纪念馆路起始于城市中心，从市区向东蜿蜒，一直抵达石山，也是南部联邦在这个国家最巍峨的纪念碑。作为南方白人精神的永恒象征，石山耸拔而起，犹如被埋没的巨人的头颅——对南方的英雄主义的怀旧之梦装饰着它的前额：那是以浮雕凿刻的石墙上杰克森、罗伯特·爱德华·李和杰弗逊·戴维斯的伟岸身姿。离它基底不远处是我们在那最后一年居住的公寓，纪念馆路5400街区，18-D号。

虽然我准确地知道它的位置，熟悉指向它的地标，我一开始还是错过了，不得不原路折返，驶入绿树掩映的前门。从那里，我能远眺石山，它在纪念馆路的最高点兀然显现，仿佛在提醒我，此地什么仍被纪念，什么已堕忘川。

上一次置身这幢公寓大楼，是她死后的那个早晨，我能看见地面上勾出她身体轮廓的褪色的粉笔线，黄色的警戒带还贴在门上，她床边的墙面有一个小而圆的弹孔，一颗子弹射偏了，嵌在当中。如今这些已荡然无存，但一切又似乎带有某种丧失的印象。一排排锈迹斑斑的楼梯扶手和纱窗标示出的破旧楼房——我们搬来那会儿，它才建好不过十年——一层更加暗淡的油彩包裹墙壁，仿佛为了藏匿油彩下那幽暗的历史。

站在我母亲曾经的卧房窗户下，我思考那个弹孔：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痕迹，来自那个永远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事件。它本该很快被修葺，填充并粉刷一新，如今我好奇，这楼房是否已因年深日久而愈加下沉，墙壁也随之移动。我曾亲眼目睹，当房屋下沉，一个遮起来的钉头能留下多大的凹陷，石膏板上的一颗痘疮，仿佛一道伤口从表层之下撕裂。那就是召唤我返回的东西：那隐藏的、被覆盖的、几乎被擦除的东西。我须得为我们的过去寻找意义，须得理解我母亲的一生建构于其上的悲剧历程，以及我自己的人生如何因此而被塑造。

——

我的脑海里保留着关于我自己的一帧画面，在她死后的第一天，在那套公寓里。有一段由地方新闻台拍摄的录像，记录了我到达的过程，因此画面不仅关乎那个罕有的时刻，也关乎目睹我自己——从远处——踏入我从前的生活，笃定那是最后一次。镜头里的我，走上楼梯，踏进房间，把房门关在身后。现在想想，我没听见任何声响，录像是静音的。也许记者说出了我们的名字，也许她没有，只是管我母亲叫受害者。而在我的头脑里，一行字幕出现在屏幕底部，将我指认为被谋杀的女人的女儿。即便在当时，我也觉得我在注视另一个人——一个在她的人生转折点上的年轻女子，成年和丧亲之痛同时将她攫住。

那个年轻女子，几小时以后走出公寓，和踏进公寓的不再是同一个人。仿佛她依然在那儿，那个曾经的女孩，在那扇阖上的门后，被封锁在一组镜头结束的地方。时常，我在梦里看见那扇门。不过，如今它是一道我已能够跨越的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