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复兴与中国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在近四十年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已有无数研究和阐释。我们这里只想概括出四个重要特征。

其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速度快。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就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有一个比喻性说明：“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一数字降到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份额减少到现在的16%。如果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内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从1980年的2%上升到了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1]这在人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真正的奇迹和创举。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把中国的爆炸性发展说成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将300年的时间压缩成50年”[2]。

其二，中国的经济网络向外延伸，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2003年中国成立了竞争性的国际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组织了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2013年中国发出“一带一路”的倡议，目前包括900个项目，耗资1.4万亿美元，据说相当于12个马歇尔计划。迄今为止，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三，中国国家权力和全球威望稳步提升。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关切时，中国政府也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和解决方案，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西藏问题等，不但“示好”，而且“示威”。面对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基本上都能及时发出基于中国立场的声音。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主场外交、多边和双边外交等各种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的概念创新、议题设置、事实说明、规则制定等方面，都已经表现出相当的能力和较大的权力，树立了国际形象。

其四，中国不只是经济大国、政治和军事大国，也是文明大国。它继承了五千年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的血与火的锻炼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色的中国价值观，在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中国价值观念也开始在全球传播。通过“走出去”战略，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文化艺术产品。在上述这些能力之上，中国初步具备了对外话语生产与话语导引的行动能力。

中国的进步是全方位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外交工作和文化建设也没有把话语体系建设提上日程。这是很多研究都注意到的。这里，我们引原驻英国大使傅莹的一段回忆来说明。她1985年在英国留学时，在图书馆的各国报纸上偶尔才能看到一篇涉及中国的豆腐块文章。当然，现在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著述已经多得看不过来。但在国际出版物当中，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仍然不多。她在英国参观大学图书馆时注意到，有关中国的书籍不少，但多是历史类的和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她访问美国时，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看到书架上摆放着多份杂志，但都是来自日本或者中国台港地区。因此，傅莹认为：“外界关于中国的‘资讯赤字’是相当严重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使得政界人士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看法。我从事外交工作的那些年就深切体会到，当国际上出现涉及中国的热点问题并且引发广泛关注时，中国人的声音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和单一。而且，由于受到冷战政治隔阂的影响，中国的形象受到西方有偏见的媒体和人士不断歪曲和涂抹。面对外界的指责和猜测，中国人一直在苦苦解释。”[3]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文化竞争、媒体战、话语交锋却相当激烈。美国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力，把它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输向全世界，或者是通过艺术交流与媒体传播的方式，使之逐渐被他人所认识和接受，使之成为“理所当然”的；或者是通过暴力文化，以政府、军队甚至战争的方式以强制手段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观念。冷战后，美国政府采取的大多数海外军事干预都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有关“民主”与“自由”的话语伴随着海外军事行动。根据刘永涛的研究，其话语建构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一是把对方政权的身份建构为“敌人”或“威胁者”，把它们与作为“我们”的美国社会区分开来。“敌人”指那些反对或挑战美国价值观与信仰的人，即西方民主与自由等价值观的对立面。二是使用一定的政治话语，把它所不喜欢的政权建构为“邪恶者”。比如萨达姆的伊拉克就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国”，因此而来的冲突被说成是“善与恶的冲突”。三是把被干预国的政治行为“罪孽化”，比如南联盟领导人是“种族屠杀者”，萨达姆是“谋杀者”。通过反复叙述这些政府的残暴、反人权和罪孽，美国的民主话语不但唤起民众对这些政权的仇视和憎恨，而且制造了一种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加以阻止的紧迫感[4]。

美国如此，其他大国、强国也不甘落后。所以用“战”来表述全球的文化竞争和话语交锋，不是比喻，而是事实。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掌握着文化、媒介和舆论的领导权，掌握着叙述世界、呈现现实的权力。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格局，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都把对外传播问题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也不能自处于国际社会之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声音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中国的对外传播也在变化。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提出：“广泛深入开展民间外交，做好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2009年我国实施媒体“走出去”战略，以外宣旗舰媒体为引领，中央和地方各类媒体积极参与的外宣工作。无论是重大国际报道，还是国际舆论斗争，中国主流媒体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充分阐明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有力配合着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21世纪以来，为了使外部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也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开掘中国语言文化资源，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在全球创办了众多孔子学院。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至2018年底，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48所孔子学院（主要设在大学），孔子课堂1073个（主要设置在中小学）。孔子学院办学采取中外合作模式。首先由外方自愿提出申请，根据《孔子学院章程》规定，双方充分协商进行办学。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英孔子学院年会中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主要得力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目前，绝大多数的孔子学院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亚洲32个国家115所，占孔子学院总数的21%。欧洲41个国家171所，占孔子学院总数的33%。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有51个国家建立134所孔子学院和127个孔子课堂。美洲（主要集中在美国）110所、非洲48所、澳大利亚14所。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分布偏少，布局很不均衡。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的力量也是汉语传播的重要补充。很多外籍人士无法前往中国学习汉语，他们就纷纷在当地参加汉语学习培训班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培训班。这些机构完全靠民间的力量完成，它们跟孔子学院一道在普及汉语以及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是外籍人士走进来的过程。根据教育部统计，2017年有48万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他们来自世界204个不同国家。2018年来华留学生达到492 185名，比2017年增加了3 013人。中国已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同时，一些国家将汉语教学列入他们的教学范围。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巴西、阿根廷、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把汉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汉语在新加坡是跟英语一样的官方语言。德国、奥地利的政府将汉语作为本国国民的中小学第二语言。汉语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国际语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和理论阐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5]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6]。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对外传播在规模、渠道、技术取得跨越式进步，传播理念、传播技巧、话语体系日益成熟，对外话语更具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塑造了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

与此同时，面对中华复兴的伟大成就，西方世界也开始关注中国。2017年上半年，路透社涉华报道量即有两万余篇；《华尔街日报》六千余篇；美联社五千余篇，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价值观的报道和讨论倾向直接反映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效果，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情感倾向。这些报道中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崛起与中国价值观的两种不同态度。目前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价值观的评述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即：偏见与反对；理性与正面。本研究从这两个方面，综述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当代价值观的评述。一种是理性的与正面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价值观的情感偏向经历了重大变化，由最初的不了解，到后期的丑化、贬低和歧视，再到当代逐渐变得理性与客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密切相关。英美两国主流媒体《卫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不仅在亚洲，而且在非洲、欧洲甚至在南美等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纽约时报》有文章言：中国在不模仿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发展，这为其他希望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亟须加快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而《华盛顿邮报》指出，新时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卫报》根据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认为中国的新时代是充满信心的时代[7]。美国记者David Kline曾写文回忆，20世纪70年代，他首次听到中国将释放庞大的创业活力、逐渐实现现代化时并不相信，但四十年之后目睹中国的巨变彻底转变了这一观念[8]。《明镜》是欧洲大陆政治经济评论最为深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曾刊文评述当代中国：“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世界格局，但它的崛起却不同于以往任何超级强权。”[9]这篇报道被《欧洲时报》称为近年来欧洲媒体针对中国最客观的评论。十九大会议召开时期，法国第二大纸媒《世界报》曾以“中国，强国崛起”为主题，开辟八个版面对十九大中传达出的重要思想予以报道，《世界报》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报道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是自19世纪以来变革家们共同希望实现的理想[10]，作为法国在海外销量第一的日报，这些报道内容和篇幅在法语系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更新了法国民众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认识。

总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明显提升，中国历史文化得到更多的传播和欣赏，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贡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和肯定，中国价值观也开始参与全球文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