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研究问题

遗憾的是，少数经验研究尽管揭示了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在推动创新方面的异质效应的存在，但仅停留在企业微观层面，且多以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指标衡量创新绩效，尚未从区域层面系统地考察外资、国有以及民营风险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等方面的差异，也就无法为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结构质量和区域配置提供准确的政策建议。同时，对于QFLP、RQFLP等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预期成效，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国内学者林毅夫（2013）^［23］、余永定（2014）^［24］和杨小海等（2017）^［25］等对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持怀疑态度，其中林毅夫指出，相关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原始资本的积累，以风险投资、股票等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5]。况且，中国现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外资进入可能会挤占国内资本的投资机会。Aghion和Cette（2014）^［9］、Hernán等（2014）^［26］认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证券市场的金融体系，同时外资进入有助于提高新兴市场国家风险投资规模与配置效率。

为了突破已有研究局限，本书立足于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风险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现状，提出如下关键研究问题。

第一类问题：风险投资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所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效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风险投资结构质量？

第二类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有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风险投资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是否存在依赖性？针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式，如何合理优化风险投资区域配置？

第三类问题：资本账户开放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风险投资活动“数量”和“效益”有何影响^[6]？具体来讲，QFLP、RQFLP等政策体系是否有助于增加风险投资活动强度？能否提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基于现有政策体系成效，未来该如何进行改革调整？

基于以上分析，绘制研究问题与逻辑框架图，并在其中注明一级理论假设，如图1.1所示：“异质效应假设”源于第一类问题，预设的是外资、国有以及民营风险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路径依赖假设”源于第二类问题，预设的是外资、国有以及民营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增量提效假设”源于第三类问题，预设的是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风险投资强度的影响，及其对风险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1.1 研究问题与逻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