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作赋凌相如

李白于匡山读书，与东严子饲养奇禽，习练剑术，吟诗作赋，也不时到四面山中的道观里去寻师访友，日子过得丰富而充实。在这期间，他花费心血最多的自然还是读书。大匡山的大明寺，小匡山的读书台，都曾留下李白苦读的身影。李白在那里“三拟《文选》”，年纪轻轻就已经“作赋凌相如”了。

唐代诗人的诗文启蒙，几乎都是从学习、模仿《文选》入手。

这部由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文学选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共收录了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余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在这部总集中，萧统一改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弊端，对其间很多作品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区分。擅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成为他选文的标准。也正因如此，《文选》所选文章大多是选材严谨、辞藻讲究的典雅之作。这样一部书，在此后的千余年里，都被视为士子文人们修习文学的必读教科书。

杜甫年少时熟读《文选》，后在儿子宗武生日时还写诗切切叮咛：“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要儿子继承父志，熟精《文选》，不要70岁了还身着彩衣在父母面前嬉戏。

到了宋代，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谚。

人说李白是天才诗人，世上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天才？所谓的天才，不过是百分之一的才气，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李白努力起来，果真有磨针溪旁那位老婆婆的韧性。《文选》是他学习写作的启蒙教材，一遍遍细读深研，效仿模拟。从文章通篇的结构，到段落句法，甚至句子的长短错落，语法修辞，李白举笔落笔，顾盼不止。写完了，读给亦师亦友的东严子听，读给匡山的清风明月听。不满意，摇头焚掉。再写，再读。一拟、再拟、三拟。一盏孤灯，一轮明月，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竟把一部《文选》拟了三遍。

李白“三拟《文选》”的那些早期之作，多已散落在历史的云烟里，无处可寻了，所幸还有一篇《拟恨赋》，是他模仿江淹的《恨赋》所作。

《恨赋》为六朝齐、梁间江淹的代表作，江淹在文中慨叹古人志愿未遂抱恨而死，遂作《恨赋》以致慨。李白的《拟恨赋》可以说从篇首模仿到篇末，段落句法，盖全拟之，甚至连中间的连接词也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篇首江淹云：“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李白则在篇首写道：“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坟毁。浮生可嗟，大运同此。于是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没。”

十五六岁的少年，人生的美好画图如梦如幻，李白可能还无法从思想深处触摸到江淹的痛苦，他能摹其形却不能摹其神，江淹叹古代志士志不得伸，李白则为以往时代之俊杰写“恨”，到底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仿作背后，是少年李白对自己的鼓励与鞭策。

蜀地人杰地灵，李白开始“三拟《文选》”之时正是开元初年，年轻的帝王李隆基登基，锐意进取，以果敢狠辣的政治手腕平定了宫廷内乱，又任用贤臣良相，致力经济发展，大唐亦如一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青年，正大步朝着开元盛世的时代迈进。身为蜀中人，李白觉得那样的盛世之景，唯有巨丽恢宏、气势雄健、状如雷奔涛涌的大赋才能与之匹配。

李白幼时就在父亲的督促下诵读《子虚赋》，对文学前辈老乡司马相如私心慕之。十五六岁，在他一笔一画苦苦临摹前人之作时，自然少不了对这位前辈的研读。

当年，司马相如凭借一篇《子虚赋》，由杨得意推荐入朝得到汉武帝激赏，自此鲤鱼跃龙门，平步青云。李白正怀着这样一鸣惊人的梦想。他不愿从县中小吏那样的基层做起，去挤科举独木桥对他来说也无甚吸引力。少年李白的目光坚毅而自信，似乎已经看到自己的未来，他要像这位前辈老乡一样，靠着一篇篇华文丽赋搭建起通向天宫的彩虹桥，上达天听，步入仕途，建功立业，之后衣锦还乡去过那闲云野鹤一般的日子。

蜀地的另一位文学大咖，亦让李白倾慕不已，他同样以献赋得官而享誉后世，他就是扬雄扬子云。李白在后来的《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中写道：“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又在《东武吟》一诗中云：“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诗中流溢着满满的仰慕之意。

司马相如和扬雄，被视为汉赋两大名家，他们两位的作品在《文选》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和位置。而在《文选》之中，京都、郊祀、畋猎、宫殿等赋皆被排在诸卷之首。所谓熟读百遍，其义自见，何况李白还要苦心构思、字斟句酌，描红般对其中作品进行摹写创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自是李白研读摹写的重中之重。他的《明堂赋》《大猎赋》，初稿该是此时而作。

《大猎赋》描写开元年间天子唐明皇在秦地畋猎的情景，赋中对玄宗的赞颂可谓感天动地，几近极致。他说虽李唐皇朝与天地契合且元气充沛，五世如草木鲜丽秀美，却唯有开元盛世为政如北斗、北极星一样照亮海宇。

试摘文中数句来欣赏：“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汉为之却流，川岳为之生风。羽毛扬兮九天降，猎火燃兮千山红。”正因为赋中的词句不凡，气魄宏大，有人怀疑此作不可能出自一个少年之手。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明确此文作于开元八年（720），李白20岁那年，他对李白的这篇赋评价极高，认为从诗情韵调的清新激越来看，已经超过了汉代的司马相如，更超过了杜甫当年献给玄宗的《三大礼赋》。李白也对自己的大赋颇为得意，说自己“作赋凌相如”。

清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则将此赋作年定为开元元年也即先天二年（713），是年李白13岁。“《旧谱》：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猎渭川，有《大猎赋》。”王琦引用《古赋辨体》评价李白的《大猎赋》：“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律之根故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尔。”言李白此赋虽有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气势与铺排渲染，但其音律、修辞终究是承六朝余韵，有六朝文的美艳却无汉大赋的浑朴之气。王琦的这段评价倒颇为中肯。

抛开《大猎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不论，毕竟，在李白存世的作品中，此赋算不得上乘之作，更不能代表他作品的主要特色。只说青春年少的他，如此热衷于创作大赋，他由模仿司马相如和扬雄起步，却又对这两位前辈很不服气。在《大猎赋》序言中，他甚至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前辈评头论足：“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当时以为穷壮极丽，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

李白之狂，已在他的弱冠之年强烈外射。那是李白一生行走于世的标签，也是他一生悲剧的起源。

十五作赋凌相如，李白在匡山深处，埋头苦读苦作，显然不仅仅为了玩弄文字游戏。他从年少起就有着清晰的志向。他要靠那些诗赋文章闯天下。